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 —— 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 ...

五、抛弃革命精神遗产形成的政治认识衰退和治理内卷化难题的再现

2002年7月，在北京三联书店楼上，为英国左翼学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而举行的小型座谈会上，他提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其精神遗产今天到底还留下多少？

梁漱溟自称不是学问中人、不是思想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他看到中国存在着某些问题，投入进去想要找到答案，为此他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也忠诚于问题的真正答案。他原本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还说革命是外来的，最后却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内容，在1981年别人都打算改变的时候他依然遵从真知。但是，革命队伍的情况完全两样了，有知名权威捏造出一个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还借此重新界定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指混合所有制，彻底抽空这个政治概念的全部政治内涵。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酵之后，前些年就有太子党出来说，所谓新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更为搞笑的是，改组之前的《炎黄春秋》杂志每年都要发一两篇毛泽东背弃了新民主主义的文章。       

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浓缩了中国百年来几代革命家的奋斗和牺牲，最初阶段是要通过统治阶级自身的变革来实现救亡图存，结果没有希望；然后，是在社会上层精英身上打主意和寻找力量，最后都失败了，最后，寻找中国变革的力量只能够着落在底层民众身上，毛泽东和共产党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行不通，只能够走依靠民众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此必须建构新型的领导权。走上井冈山之后，依然还存在如何最有效地组织民众和激励战士的问题，还有一个合适的战略战术问题，三次教条主义错误带来了巨大的失败和牺牲，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而不得不长征，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曲折道路上付出巨大牺牲而蹒跚前行的，1964年毛泽东说自己写下的那些东西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毛泽东：《在一次汇报时的插话》（一九六四年三月），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第101页]这其中的战略战术分歧占有相当分量，这个分歧实际上也与根据地建设的认识相关，而如何稳固地建设根据地并获得农民的持续支持，则根本上离不开正确地在农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          

2008年老田在大连访问七大代表柳运光老同志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如果仅仅派干部去建设根据地，日本人一扫荡根据地就没有了，如果组织农民实现了翻身，根据地就很稳固了。而农民的翻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组织起来斗倒旧统治阶级，颠覆旧有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间确立起共产党与农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关系。而且，只要是农民翻身了，根据地的稳固还会带来一个意外的后果就是匪盗绝迹。战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经常在红区和白区之间穿梭，他发现一个重要的对比：“一切报道都说明，共产党控制地区不存在盗匪活动。这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情况形成显著的对照。”[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去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91页]匪盗绝迹意味着政权有能力提供秩序，建成那种“守夜人国家”——这在前现代社会通常是无法达成的目标。       

政府的执行力与民众的支持度紧密相关。1940年代，徐复观作为少将观察员在延安，看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对比，国民党因无法深入到农村和农民中间去，整个组织虚浮在社会之上而毫无力量：“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之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 转引自朱鸿召：《国民党少将观察员徐佛观眼中的延安》，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网址，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6-02/8533413.html]

徐复观发现的那个问题国民党解决不了，因此后来只能够转进台湾，今天大陆政府一样解决不了同一个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无法有效地联系到农民和得到农民的支持，乡村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秩序的丧失成为严重问题，许多人趁机出来说要重视和恢复“乡贤”的文化整合作用。从抽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内涵的宣传开始，到实际上无法联系到广大农民的现实重新形成，这是一个政治真知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衰退过程。       

老田相信，方方是真的不理解革命，而不是有意地进行歪曲，认识方面存在着真正的不可通约性。依据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看法，不可通约性的形成，是因为发生了世界观的革命。就中国近三十多年的的意识形态生产者自身的状况看，发生了世界观革命和不同通用性的确立，主要与两个重大变化有关：1977年大学招生之后最初三届毕业生，仅仅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神话般地爬上统治阶级高位，这个群体在高校中间被青年教师称为“新三届神话”。由于这样一群成功人士的人生经历中间，毛时代干活多、收入少，邓时代收入多、干活少，这个尖锐的对比支持了一种稳固的政治不认同，由这样的坚硬人生感悟出发，有些人看待一切问题都会与自己的人生感悟“毛邓时代两重天”进行观照，对历史和政治的评价会自然地确立一系列的政治认同或者不认同的清单。在学术界和文艺界中间，最不认同毛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意识形态生产者，就是新三界神话群体中间某些人。正是在这个“神话群体”某些人的主导之下，意识形态生产领域产生了新气象，在文学场域中间，“‘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引自天冷回家的博客：《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c5dfbc0102uzr6.html]          

因为追求不相同的份额和贵族地位，某些文学乃至于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自觉地与毛时代和革命精神遗产对立起来。发展到今天，已经完全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治理经验积累，不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解决中国的治理问题了。国民党曾经的困局和问题，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和毛时代都曾经克服了的，却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被再一次复制出来了。       

美国学者杜赞奇对于国民党在华北建政的失败有一个详细的研究，并与共产党人的基层政权建设过程做了对比：

1920年代末期开始，国民党在河南的政权建设陷入困境，“乡村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代替，村民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整个民国时期的普遍现象”“共产党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终结”“合作化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实现了‘政权建设’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2-186页]          

今天文化号称昌明、高等教育尤其发达，在乡村治理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真知识的积累反而无限接近于零了，再一次带来了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过程。贺雪峰教授在多年的农村调研中间重新发现了地方治理的内卷化现象，而这个内卷化又与农民的政治行为能力出现的两极分化有关，背后则是道德丧失规约能力：       

“要么为个人利益而结帮，要么落单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个人，农民两极分化。”“农民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了实用主义原则，以利益来行事及思考，而无原则与道德考虑更成常规。”“这个社会得以维系的基本道德原则解体。这个社会的感动丧失，侠义丧失，见义勇为丧失，助人为乐丧失，好人好事丧失，奋不顾身丧失，国家民族等超越性关怀丧失，等等。”“国家无法从农民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治安的群防群治不再可能，群众路线代之以线人制度。”“一旦离开有道德和正义感的人民群众，政府和权力就变得赤裸裸、孤零零，政权就失去了权威与力量，失去了号召力与动员能力，政权就不得不与地方势力联合起来维持秩序。”“这样的维持仅仅是一种摆平，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是必然要内卷化的。即这种维持是以地方势力不断地攫取利益、不断地侵蚀公共资源为前提的，其结果是社会资源不断地滋养壮大了一个庞大的地方分利集团。”[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          

应该说，贺雪峰所说的那种有道德和正义感的群众，并不是自然消失的，而是一个人为的过程。1981年9月毛时代的老劳模吕玉兰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根据自己的观察写出提案说，因为宣传导致“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建议：……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 [ 江山：《吕玉兰》，中红网：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cplzlyl/cplzlyl.html]就这样，精英们通过宣传过程成功地泯灭了群众中间支持政府的健康力量，然后，就恰如其分地泯灭了政府的执行力基础。       

六、统治阶级不想要照旧统治下去了吗？

政府无法联系到农民的同类项，在文学场域中间更为严重地存在着——严肃文学越来越难吸引到读者。今天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业已高达百分之四十，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带来阅读群体的扩大。应该说，贵族造反时代的新意识业已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新一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人，都希望爬上社会上层的高位，但却无法在现实的政治经济体系寻找到最低限度满足的机会，蚁族、工蜂，IT民工、青椒民工等等各种自况，显现出现实社会合乎需要的出路的狭窄。          

体制内文学的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要与读者群的变化关联起来理解，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是：“近年来，高房价严重狙击了中国实体经济，也导致白领底层化，青年贫困化，北上广遍布蚁族。”[ 祝东力微博，http://weibo.com/u/1253421085?from=hissimilar_home&refer_flag=1005050003_&is_hot=1]新小资群体没有了现实的上升通道之后，他们心底最深沉的期待和愿望，与以类型写作著称的玄幻文学却意外地契合起来了，就这样，读者群数字在扩大，阅读量也在加大，但是却没有增加在严肃文学这一边，是玄幻文学拉走了大量读者。       

体制内某些文学家在继续寻找进一步增加不相同份额的各种符号生产空间，《软埋》获奖很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差不多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支付了高额学费和持续努力的大学生，却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向上流动的渠道，这样一种严酷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另外一种坚硬的人生经验，这与体制内作家们的重要人生感受产生了截然对立。与白领底层化遭遇到的社会排斥相对应，玄幻文学构造了一个彻底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体的身体能力（特别是各种杀人能力）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反而要联系着个体能力来运转，这种个人与体系之间的根本性颠倒，是与读者群中间感受到的现实政治经济体系的巨大排斥性，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在玄幻文学构建的新世界里头，已有的分配体系中间进行有序努力是没有可能成功的，需要等待偶然和意外来快速增进个体肉身的能力，并以此为中心，去殖民化往往是不公正的政治经济体系。玄幻新世界的创设原理，把个体与体系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了，世界将随时会因为某一强大个人的兴起而改变，个人与体系关系的颠倒、世界随时会改变是玄幻新世界的本质特点。与不可能成功的读者群之间的契合机制可能是：人们在丧失“一朝身服黄金剑，斩断穷根永不穷”的梦想之后，会开始乐意看到“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独霸世界——反正现世成功是不可能的、世界也不是自己的，彻底的新世界没准还能够好点。

读者对严肃文学的疏离，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文学创作对小资白领的疏离，使得文学刊物的生存陷入了困局。方方所在的《长江文艺》依赖政府每年百万数量级的津贴而生存，这是以财政输血去维持某些文学的生产过剩，与网络上玄幻文学作品热销和作者暴富相对照，堪称是一种彻底的打脸：低成本的类型写作竟然淘汰了专业文学家的写作。这里体现了那种执着于不相同份额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也许由此乐意帮助理解新文学终结的严峻局势，“‘新文学’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是全面的，这主要包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学的基本观念，另一个是文学的运行机制。今天，这两方面都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 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南方文坛》 2013年第5期]如何与读者群契合起来，发挥文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或者重新赢得读者群的关注，这是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的，也许到了文学场放弃惯习去认真关注读者群感受的时候了。       

体制内某些文学生产过程，严重受制于两个不认同的规约，虽则在财政支持下实现了过度生产，却吸引不到足够的消费者，这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对照关系，是文学场域中间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文学场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的上限：能够较好地承担瓦解认同的功能，却无法承担塑造新认同的功能，借用毛泽东那个有名的概括“写小说反党”的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恐怕指望不上写小说支持党的正面效果，体制内作家方方主编的《长江文艺》在财政支持下的过度生产，及其远离消费者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今日文学场对社会起作用的效果。          

不管是政府治理能力的萎缩，还是学术圈极度蔑视改良政策主张而言，乃至于文学场的生产与消费关系看，都出现了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种创造一场革命的新形势：统治阶级不愿意照旧统治下去同时被统治阶级也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了。       

中国曾经是拥有高度政治认同的国度，到现在统治阶级中间的精英成员都拒绝认同体制，方方作为体制内的省级作协主席都认真地宣称“我要找回自己的家族”，这一根本性的变化很值得深思。毛时代绝大多数国民对于政治和基础性制度认同程度极高，自从伤痕文学开始破坏那个认同开始，首先是精英阶层成员中间起到了很好的认同瓦解作用，中国精英阶层中间很多人不仅不认同革命，甚至不认同民族文化（喧嚣一时的《河殇》就是很好的例子），也不认同这块土地上大多数国民的基本生存利益。          

在精英阶层的整体认同彻底瓦解的情况下，加上制度监督缺位和文革后对民众监督的镇压，很短时间内对精英阶层设立的上下两个层次的监督都失效了，由此，一切权力场域都轻而易举地遭到资本逻辑的野蛮入侵，各种利益交易和小圈子关系侵蚀一切规则，种种腐败和乱象足以瓦解最真诚的政治认同，今天的状况是：连一些统治阶级的优秀成员都很不愿意维持“依据职位要求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认同了。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亲眼看到：政治认同从人为的瓦解开始，走到了今天无法修复而告终，将来伊于胡底，不知道。

传统社会解体和旧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是人类历史上第二场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和定居），欧洲的贵族大多是通过自我转型来顺应这一次革命，中国和苏联是通过政治革命来强制旧统治阶级退出历史舞台，产生的共同质变内容在于：旧有的非生产性的统治地位与新生产方式的冲突，旧有的权力和权威关系随之瓦解，并且这种变革是一次性的不可逆变革，与这一不可逆变革紧密相关的各种地方性的和家族认同随之瓦解，不再在当今世界具有合法性。

我们看到，在中国今天的统治阶级成员中间，有一种“自居清流”的话语策略完全成长起来了。许多精英阶级成员，至少口头上是基于今天的精英阶层腐败而选择情绪化的反向暴走，逆着政治认同瓦解而彻底回归业已被历史彻底淘汰的过去，方方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种状况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广泛存在，那种自居清流的话语策略，把政治认同或者合法性生产看做是别人的事情也只有别人才受益的符号生产活动，就这样，逆向暴走带来了一个虚假的身份位置：我不是腐败圈中人，由此否定自己作为统治阶级成员需要最低水准的阶级觉悟。自居清流可以获取某种道义地位，同时决绝承担合法性符号生产的统治职责，但并不能够因此合理地生产出合法性所必须的符号误识；显然，整体的统治合法性不是“天赋”就有的，而是需要符号生产活动来加以维持的，自居清流这样一种拒绝姿态，在今天加强了符号生产活动中间瓦解认同的持续努力。       

因为毛后时代民众的有组织力量的彻底瓦解，左翼在网络时代只是一个萌芽状态的批判现实的声音而存在，而且这个声音在思想和组织上都远离了群众基础，底层批判力量极其弱小这个事实对于精英阶层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激励——天下莫予毒也，似乎想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想要按照精英阶层的最高需要而进行革命的呼声，在精英阶层那里浓缩为各种“推墙党”言论，作为资本家的任志强长期公开地推墙，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也是以推墙为志业的，问题现在反而是：假如推墙事业成功了之后，会怎么样？冯友兰在回顾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故乡唐河看到的情况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打倒了地主阶级当权派”。[ “我现在觉得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就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打倒地主阶级当权派。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不但当时的一般人不懂，当时革命队伍中的人也不是都很懂的。我也主张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我也认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很软弱的。所谓官权与绅权的斗争，正是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辛亥革命一起来，绅权便自然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一起反对当权的地主阶级，即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统治。”见《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7页]虽然左翼没有力量，社会上也没有有组织的工人农民，确实可以由此认定左边的监督和反作用很小，这是今日中国精英阶层极其不理性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味着“推墙”之后的零风险，对照冯友兰对辛亥革命的观察，在候补统治阶级成员群落中间会产生对统治阶级的根本性威胁，推墙之后由小资产阶级执行“二次清算”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甚至，精英阶层的符号生产活动中间所确立的各种不认同本身，就足以在小资产阶级清算大资产阶级之前，提供了政治上的“再革命”意识和所需的“写小说反资”舆论动员要求。不过，自信的精英阶层总是漠视各种风险的，较为可能的选项是严重目前选定的道路一直走到黑。          

依照老田的看法，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精英阶层自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回头反思自己，重建与民众的有机联系，再生产国家和民族认同，这是今天精英阶层寻求自身未来统治地位的最合理努力方向。如果把目前的努力方向坚持到最后，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先把国家带到沟里之后，然后由小资彻底清算大资，最后今天的顶级精英们绝对不可能还有机会爬起来。这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依据老田的估计，推墙成功后，小资清算大资的可能性，甚至要高于推墙成功的概率。       

文学场在告别完革命之后，现在似乎走到了一个积极地参与制造一场新革命的时候了，体制内作家方方不甘落后，已经冲锋在最前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