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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辨析

2017-3-2 12:0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536| 评论: 1|原作者: 张志坤

摘要: 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存在感相当强烈的群体,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现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空前庞大的社会群体,总体而言,这个群体作用大、力量大、影响也相当大,那么,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知识分子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一个存在感相当强烈的群体,今天的中国也不例外,现如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空前庞大的社会群体,总体而言,这个群体作用大、力量大、影响也相当大,那么,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一个曾经非常著名的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断,现在有必要拿出来晒一晒了,看看其中还有多少合理的成分,也看看它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不合时宜。这个著名的论断就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当提出这个论断的时候,其前提与基础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性存在。那时候,“工人阶级”其内涵相当明确,性质十分突出,边界非常清晰。在这种情况下,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塞进去,对工人阶级而言,至少是理论逻辑与政治地位的一种强化。但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已经分化瓦解,技术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变迁,使得这个空前庞大的阶级分解成支离破碎的各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人沦为劳动大众,一少部分沦为市民,还有少数精英上升成为中产乃至豪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再泛泛地谈论什么“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变得没有说服力了。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此之谓也。

    既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已经不能成立,接下来的问题,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怎样的性状呢?

    这需要进行一番分类辨析。

    同中国社会正处于分化分解并做整体性转型的社会历史进程一样,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处在空前的瓦解分化的历史进程中。

    笔者以为,到目前为止,这个群体大致上有如下几种类别:

    1、劳动大众的一部分

    虽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仍然属于劳动大众的范畴,因为这些人主要靠知识劳动换取报酬,其中包括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等,只不过他们的境遇比一般劳动大众好,具有较强的“白领”特点而已。

    因为身份仍然是基本大众,所以这些人在政治立场上比较中国化,具有朴素而深厚的劳动大众情感,他们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深恶痛绝,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高度认可认同,总是为中国的发展强大所鼓舞,但他们较少有可能表达自己的诉求,属于知识分子中沉默的多数。

    2、“公知”

    “公知”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刚开始很时髦、很荣耀,许多知名人物以此相标榜。近两年声名狼藉,于是这些人又纷纷扔掉这顶冠冕,避之唯恐不及,但人们还是知道,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小撮“公知”群体,人数不多,声势很高,影响很大,是政治色彩与面目非常清晰的一个类别。

    这个类别在政治上特点鲜明,他们与“国际社会”联系密切,其中很多人是西方官方或民间机构的座上宾,他们一般都怀有强烈的普世价值情怀,倚“国际社会”为靠山,以“自由”“民主”招牌,以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为己任,从来不认同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一门心思要让中国皈依西方,成为“自由”“民主”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他们被“国际社会”给予厚望,并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受此鼓舞与支持,这些人在中国一直叫得欢、跳得高,闹得相当厉害。

    3、右倾部分

    这类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翼知识分子”,出于习惯也简称“右派”。这些人与“公知”在政治上有相近相似之处,他们赞同私有制与民主化,在政治上对现如今的中国并不认同。但他们又与“公知”有所不同,其民族立场与文化价值比较中国化,虽然对执政党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真诚意愿很有怀疑,但就这个目标本身而言,并无多少异议,因而虽然“右”,但属于民族性质的“右”,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右派”有相近相似的地方。这部分人现在也为数不多,而且今后还可能越来越少。

    4、左倾部分

    这个类别就是网络语境中的所谓“左派”。组成这个所谓的“左派”其实不只是知识分子,还包括没有多少文化算不得知识分子党的“愤青”一类人,但知识分子显然有很多人加入到这一类别当中,所以这个类别中有“老”、“旧”之分,有“极”“中”之别,政治主张与立场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左派”有坚定而强烈的国家、民族情怀,他们认同现如今中国的“制”而对“政”有较多的批评;他们认定中国的发展崛起只能寄希望于现执政党,而没有任何别的力量可为依托,所以他们的努力方向就是推动执政党按照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线前行;他们对西方有强烈的拒斥心理,反对同西方妥协退让,而主张同美国为首的霸权集团做坚决的斗争。这个类别的人往往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同“公知”势不两立,同“右派”也激烈交锋,并且每每冲锋在执政者的前头,对共产党的“初心”极尽维护捍卫之能事。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时常被骂成是“文革余孽”,说他们处心积虑地要再中国搞一场“再文革”。但笔者实在想不通,假如真的“再文革”,这些余孽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5、建制部分

    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活动在体制之内,这一类别也为数不少,有的人将其说成是御用文人,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他们在体制之内,姑且可以称之为“建制”部分。

    这个类别的政治倾向无需赘言。

    上述所述之瓦解分化,只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诸多变化中的一个,在此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依附性与两面性。

    本来,依附性与两面性可说是知识分子群体所固有的秉性。比如,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若干重要座右铭就基本是围绕其依附性而展开的,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同时,政治家们也认识到,知识分子还有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另一面,对此,他们概括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以此揭示对知识分子进行限制与约束的必要性。

    进入近现代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的两面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与政治家都认为,知识分子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阶级,而只能依附其它阶级存在,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在阶级革命还是在内外战争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要分裂成依附不同集团以及为不同阶级服务的各个种类,典型的如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汪伪及日占区居然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汉奸文学,甚至还都吹到了国统区内,可见知识分子在依附性上走得多远,是多么没有止境。

    在依附性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群体还表现出鲜明的两面性,即积极意义的建设性与消极意义的破坏性,所谓“书生误国”就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对于这一点,有的政治家领悟得很早,而有的政治家甚至至死不悟,至于崇祯皇帝临死遗言“文臣尽可杀”,可谓其言也善,其言也哀。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开国之主都对知识分子既接纳又打击、既利用又防范,始终以两手来对付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应该说,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是这样,这个群体表现出比以往更加鲜明的依附性。他们中的一部分依附于新兴资产阶级,正如某位著名“公知”所说的那样,我不拿资本家的钱,我拿谁的钱呢?还有一部分依附于外部霸权势力,并自诩站在潮流趋势与未来方向上了,对于自身被西方所利用、当工具,感到十分自豪与骄傲。建制内知识分子这一类别则不可避免地涌出一大批马屁精,只要首长领导说太阳从西边升起,他们就立刻信誓旦旦说是亲眼所见,而且还能马上论证出是方方正正而不是圆的。除了上述几种情形之外,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在劳动大众身上,以为未来的希望与前途全在于此,并为此而倾注自己的心血,其实,这等把自己同弱势群体捆绑在一起的行为,要么出于同病相怜,要么是良心未眠,要么还可能就是傻瓜。

    建立在上述依附特性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作用上也表现为积极建设性与消极破坏性两个方面,至于哪一类人消极破坏性为主,哪一类人积极建设性为主,言人人殊,完全看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说话了,差异之大,构为雠仇。

    这说明,在任何政治体制下,利用并限制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体两面,现如今也不例外。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不能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作用并有效地加以利用,不是高明的统治者;但同时,如果有哪个政治家不能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群体的消极作用并有效地加以限制,同样也不是高明的统治者。所以,利用并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建设性作用,限制并约束知识分子的消极作用,这是一个政治与历史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在当代中国已经变得空前复杂,如何求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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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7-3-3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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