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第一天 —— 上访者遭遇绑架殴打，昏迷中被弃高速公路

今天是2017年3月3日，“两会”开幕第一天。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工作报告中说：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反映群众利益诉求。——但他一定想不到，一个叫高保刚的河南上访者在北京国家公安部遭遇绑架、殴打、被弃高速公路等一连串的噩梦后，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无人救治。

高保刚家住河南省方城县，因其弟高保果2003年在郑州遇害后被警方弄丢尸骨而上访求助。他也从此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详见附文《中国之痛：痛并坚持着》）。

2015年9月7日，高保刚因在北京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一次拘留。

 

2015年10月31日，高保刚因去公安部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二次拘留。

 

2015年12月9日，高保刚因在郑州的河南省信访局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三次拘留。

 

2016年2月29日，高保刚因去国家信访局上访，被方城县公安局第四次拘留——而且这次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

2017年3月2日，高保刚又赴北京上访。当天下午三点左右，在国家公安部门前，他遭到了4名自称方城县驻京接访人员的劫持（为首者被呼“王局长”，据一张“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方城县驻京信访值班人员名单”显示，该县公安局值班带队领导为副局长王岩超）。高保刚随即被四人强行塞进一辆方城县的警车，送到了新发地的顺来福宾馆。这个时候是下午四点。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方城县驻京信访值班人员名单”，这上面显示的，只是该县驻京值班人员的一部分。

在宾馆一楼大堂里，高保刚见到了他的亲戚袁天甫。袁是在国家信访局门前，被驻京值班的方城县独树镇人大主席陈书先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张涛刚刚“劝”至此处的。这里是陈书先等方城进京值班人员的住地。陈说，他已经联系好了郑州公安局的“谷局长”在此接见他们解决问题，让等到五点钟。但陈随即借口身体不适上楼，只留张涛“陪”着高、袁两人。几分钟后，8个身穿“特警”制服的年轻小伙子冲进了大堂。他们不由分说，三个人架起70多岁的袁天甫就往外走，另外五人把高保刚摔倒在地，拳打脚踢。

袁天甫在挣扎中，被推上门外的一辆车上，即被两人夹坐在后排座位，并从口袋里搜走了手机。他透过车窗看到，躺在地上的高保刚正被那些人一边打着，一边往宾馆外拖。

当高保刚也被几个人撂上车后，袁天甫看到他已经满脸是血。而那几个人把他按到座位上，仍然用拳头往脸上头上打。袁天甫死命拉住一个人的胳膊，高喊“你们要把他打死了！”他们也看到高保刚在座位上已不挣扎，这才停手。

这辆七座商务车里挤了高袁二人和8个“特警”，总共十人。开到一处门口挂着“新发地巡警岗亭”的院子里。在这里停留了三个多小时，又塞上三个上访者后，天色已黑，车上留下四个“特警”押送，一路疾驰出京，奔上高速公路。

半夜里，车到许昌服务区，其中一名来自南阳邓州的上访者被“分流”到另外一辆押送车上。到叶县时又被接下去一人。这个时候，车上除了四名押送者，还剩下高保刚、袁天甫，以及另外一位来自方城县博望镇的上访者。

早晨7点左右，车下方城高速出口，早已等候这里的方城县博望镇政府工作人员接走了属于他们的人。高、袁二人所属的独树镇政府也派有群工站长张绍正和一个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等着接人。

袁天甫在车里看到，张绍正塞给带队“特警”一沓钱，然后押送者就推他下车。这时的高保刚仍蜷缩在车后面，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押送者把他抬下车扔在地上，但张绍正一看这种情况，不敢接收。跟押送者嘀咕了几句，那些人就又将高保刚抬上车，转头上了高速。袁天甫直到这个时候才看清，押送他们的是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牌号是京QL0R25。

车上高速不久，停下。押送者抬着高保刚扔在路边，扬长而去。

7点39分，巡逻至此的高速交警发现了躺在高速公路上的高保刚，打120急救电话，把人拉到了方城县中医院。

但截至目前，高保刚只是躺在医院急诊室里，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因为村镇两级的工作人员到医院后，一看这种情形，都表示管不了而离去，医院也任由高保刚躺在那里，至今已超过12个小时。

在这期间，袁天甫打110电话报警，请求拦截这辆绑架殴打他们的押送车，但没有结果。他接连给方城县县委书记褚清黎、县长段文汉、县政法委书记杨明雪等多人打电话发短信，也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袁天甫说，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逼着人继续上访。

苏醒过来的高保刚则表示，已经无路可走了，宁可死在北京，不愿死在方城。

此前曾有新闻媒体报道，2016年8月20日，四川广安市岳池县镇裕镇半沟村68岁村民杨天直到北京上访，被拦截后遣送回岳池，一路上遭遇殴打，后丢弃路边死亡。据亲属看过杨天直的尸体照片说，“惨不忍睹”。

从高保刚上访开始，已经四次被公安局拘留，直到这一次遭绑架殴打后丢弃高速公路。

如果他继续上访，还会遭遇什么？

附文：《中国之痛：痛并坚持着》

原载  2016-03-16   红色参考           

2016年两会前夕，河南省方城县的高保刚与分布全国各地的两会代表、委员们一样，收拾行装，整理材料，踏上了进京旅途。但他整理的不是两会提案，而是上访材料。这已经是高保刚连续三年进京上访了。

一件“小事”引起的上访

高保刚坚持上访，缘于一桩13年前轰动郑州的“杀警案”。

2003年11月18日夜，郑州市石佛劳教所民警王某在值班时被杀。因案情重大，警方高度重视，此案迅速告破，凶手李黑子随即落网并主动供述他还曾杀过一人。此人就是与他合租共住的高保果，也就是高保刚在郑州打工的弟弟。

在凶手指认下，警方挖出了被害者的尸骨，并通知高保刚及父母到郑州公安局中原分局刑侦处抽血做DNA比对。比对结果和其他各种证据显示，死者应该就是高保果。高家人在悲痛之中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只要求将亲人的尸骨带回家入土为安。但警方告诉他们，此案尚未结案，DNA比对的准确率只有90%，还需再做一种“线粒体”检测才能最终确认。应该说，警方当时的说法无疑严谨负责，高家人只能听从，回家等待结果。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中，高保刚多次催问，每一次的答复都是“结果还没出来”。到后来，干脆连郑州警方留下的联系电话也打不通了。

高保刚的母亲也在这十年里积郁而终。她临终前唯一的遗愿，还是牵挂着成了孤魂野鬼的小儿子，什么时候能尸骨回家。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高保刚才从网上得知，凶手李黑子，早在2004年9月25日就已被执行死刑。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只说李黑子袭警杀人，并没有提到被害的高保果。疑问随之而来，那当年挖出来的尸骨到底是不是高保果？是，为什么不交给高家？不是，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李黑子为何会被执行死刑？

        2004年9月25日已被执行死刑的凶手李黑子（图片来自中国法院网）

这个疑问，只能还找郑州警方要答案，但警方继续推脱。问的急了，甚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几番机构调整，连当年办案人都找不到了，没法查。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保刚开始向郑州市公安局的上级部门逐级反映。从河南省公安厅、省委信访局、省政法委，一直到公安部、国家信访局、中央政法委。2014年，经公安部信访批转，郑州警方再次通知高保刚抽血作“线粒体”检测。检测结果确认，当年的被害人就是高保果。

等了十年，结果还是十年前的结果，但高保果的尸骨却依然带不回家。当年的办案单位，而今的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仍以“高保果案件尚未结案”为由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在高家人看来，这个答复显然无法自圆其说。既然鉴定结果已经确认，十年前凶手归案时也早已承认是他杀了高保果，那为什么“高保果案件”至今不能结案？即便不能结案，也不影响把高保果的尸骨交还其家人啊？高家人由此认为，警方一定是弄丢了高保果的尸骨。

郑州市公安局建设路分局给高保刚的信访答复

高家的推测不无根据，高保刚随后直接索要尸骨，建设路分局一位自称负责此事的“吴队”在多次接触中，一会儿说尸骨还在原地，当时只是取样；一会说埋尸之处早就盖成了房子，找不到地方了。但高保刚反驳，尸骨当年明明已被警方全部挖走，现场的土坑里只剩一个破被褥，自己去看过，当地百姓也能证明。而且埋尸之处正在两栋房子之间，至今也没变化。“吴队”后来又说领导已经开会研究，马上就会解决，让高家耐心等消息。再后来，这位“吴队”电话也不接了。

警方闪烁其词，高保刚只有继续上访。

2015年9月6日，高保刚在去中央政法委上访时，经过中南海府右街，路遇执勤民警检查身份证。因为看到了包里的上访材料，他被劝送至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接受登记。在这里，高保刚遇到了来自家乡方城县的驻京值班人员周兴中。周热心劝告，不必上访，回家后家乡政府一定会出面协调，帮助他督促郑州警方解决问题。高保刚在半信半疑中，坐着信访办的车连夜回到了方城。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下车后，他即被以“非正常上访”拘留八天。

高保刚第一次因上访被拘留

在这份方城县公安局签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上写着，“方城县独树镇烟庄村村民高保刚携带信访材料在北京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查获并送到马家楼接济中心训诫。”“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马家楼分流中心非访人员签收表等证据证实”。

但高保刚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从中南海经过，根本没有去非法上访；他也根本没有受到过什么训诫，“要是有的话，北京公安训诫我，为啥不把训诫书给我？就是给了你们，为啥不拿出来让我看？”因此他坚决拒绝在询问笔录和处罚决定书上签字，而且一从拘留所出来，直接去方城县政府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制办他才得知，那位在北京承诺要帮自己解决问题的周兴中，原来就是方城县的政法委书记。

复议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2015年10月31日，高保刚再次进京。但这次他不是为找回弟弟的尸骨上访，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查问到底有没有那份让自己受到拘留的“训诫书”？在西城分局，他被告知应去府右街派出所查；到了派出所，说应该去马家楼分流中心。最后到马家楼的结果，是训诫书没有查出来，他反而再次被家乡驻京人员送回方城，以同样的理由拘留了十天。

高保刚第二次因上访被拘留

2015年12月9日，高保刚第三次被方城县公安局拘留。这一次，不是因为他去北京上访，而是去了郑州。

在河南省委信访局门前，他被几个方城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认出后，不由分说架上车去，当天拉回方城拘留十日。这一次的理由令他难以接受，“到河南省信访局越级上访”，“违法行为严重”。

河南省信访局难道不是接待上访的地方？到河南省信访局上访，就是违法行为严重到必须拘留的的“越级上访”？

更令高保刚无法接受的是，拘留第三天，他怀孕中的老婆得知这个消息情绪受到刺激，早产住院，急需他签字做手术，而家里只有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亲属代他向公安局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但方城县公安局一位主管局长答复，郑州马上要开上合组织峰会，只能开过会再说。

高保刚第三次因上访被拘留，三次均拒绝签字

高保刚据此认为，是家乡政府在有意对自己打击报复。

高保刚上访，反映的是郑州市公安局的问题，按道理，责任人是郑州市公安局，应该与方城县无关。但中国现行信访制度中的“属地管理”原则，却使得最终承担维稳压力的却是上访人户籍所在的地方政府。尤其是每逢“两会”等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敏感节点，如果上访人在上访中做出什么引发重大影响的过激行为，第一追责的更是户籍所在地政府。而方城县政府又明显解决不了高保刚的诉求，疏通不了，只能堵截。堵截的手段，无非就是哄骗与打压；哄骗导致失望，打压换来愤怒；进而再次上访，在上访中激化矛盾甚至衍生新的矛盾。这根本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高保刚的上访，其实已经逐渐偏离初衷，演变成了他和方城县地方政府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

两会代表要扯淡 冤民首先关起来

2016年2月29日下午，当高保刚出现在北京永定门内西街甲一号国家信访局门前，他再次被方城县的驻京信访工作人员“请”上了回家的专车。这一次，他既没有从中南海经过，也没有去马家楼登记，完全是一次挑不出什么毛病的正常上访，但3月2日，依然被方城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天。理由据说还是“越级上访”，但没有给高保刚及其家人送达任何法律文书。

这已经是高保刚在半年之内的“四进宫”了。

就在这天中午12：00许，高保刚被家乡信访工作人员控制的几个小时前，方城县所在的南阳市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越野车冲撞学生案”，一名刚退休的正处级检察官马高潮因“对社会不满，悲观厌世，制造事端”，在南阳一高门前驾车故意冲撞放学的学生，直接导致十二死伤。

两会召开在即，却突发如此恶性案件。可以想见，诸如高保刚之类反复上访、屡遭打击，情绪极易失控的“不稳定因素”出现在北京，将会给当地政府官员骤然增加多大的维稳压力。即便他要合法上访，但不可知的风险着实令人担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宁可错抓一千，不能漏网一人”，“不管什么事，开过会再说”已经成为基层政府官员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悉，南阳市仅方城一县已经向北京增派了上百人的接访工作人员。由政法委书记带队，除政法委、信访局外，公检法司等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均抽调专人赴京值班。

但即便是这样庞大的专职接（截）访队伍，在面对高保刚这样蜂拥而来的上访者的时候，仍显得力不从心，只能求助“外援”。

“截访”产业链 服务一条龙

2016年2月24日，方城县张海庆等12名为要求落实政策而集体上访的“文革两案人员”就在北京遭遇了一伙“黑保安”的绑架。

这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北京一个小旅馆里刚登记好住处，就有地方政府的驻京值班人员找来，说县里在北京“坐镇接访”的政法委周书记要亲自接待他们，现场解决问题。当他们半信半疑中走出门外，一辆大巴车上冲下来二十多名年轻“保安”，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两人架上一个，懵懂之中将他们全部架上车去，而那位驻京值班人员却没了踪影。车子七拐八拐开到一处荒郊野外，勒令这些老人全部下车，搜身，交出身份证、上访材料等所有随身物品，不从即打。然后规定纪律：在车里不准说话，不准吃饭喝水，不准解手，否则就扔在这里。车上高速几个小时后，有老人说身体有病，憋不住要尿在车上。这才停靠路边，连服务区都不准进，让他们排队下车方便。

车行一夜，终于再次停下。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方城县的高速收费站出口。而在此等候他们的，均为各自乡镇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村支书。

据张海庆等人叙述，“就像买卖人口一样”，带队东北口音的保安拿着一沓身份证，念到谁的名字，乡村干部们“一手交钱一手领人”，同时交还随身物品。

几天后，又有二十四名南阳各区县进京上访的“文革两案人员”重复了上述遭遇。据其中来自方城县的史丰生讲，当他在高速路口被“交接”给自己家乡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听到，“3200元”。

其实，地方政府驻京信访工作人员在“零上访”、“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为了完成“接（截）访任务”，雇佣“黑保安”不择手段“劫访”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早在2010年9月24日，《南方都市报》就以4个版篇幅的《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揭露了以“安元鼎”为代表的众多保安公司，以关押、押送到京上访者为主业，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与地方政府签协议并收取佣金。

当众多国内外新闻媒体将这些“黑保安”为了赚取各地政府的高额“维稳经费”，绑架、殴打、非法拘禁上访群众，在“黑监狱”里或押运过程中屡次发生伤害、强奸、杀人等触目惊心的案例曝光之后，一条因上访应运而生的“灰色产业链”才为世人所知。

从这条产业链里攫取利益的除了“黑保安”，还有政府部门的一些常年驻京的信访工作人员。很多时候，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接（截）访任务；另一方面，也能从给相熟保安公司介绍的“活儿”里吃回扣；有的甚至自己就直接设立一个“黑监狱”，雇几个人看守关押本地的上访者，直接牟利。据方城县很多老访民反映，当地信访局常年驻京工作人员孙玉成就曾在北京三路居租了处院子，以开旅馆为名收容关押上访者。说是旅馆，平日铁门紧闭，被“劝”至此处的毕竟都是老乡，当然不会像在“安元鼎”那样的“黑监狱”里非打即骂，但一进院子，也绝对失去了自由。大房间里一张挤一张的高低床，一日三餐则是馒头就咸菜。一个人吃住一天也不会超过20元的成本，但一转身，就向来接人的乡镇政府至少报销200元费用。

但相比在信访局里修改信访数据、销除来访记录的交易，孙玉成这种挣钱门路则无疑属于这条产业链的最低端。2015年7月6日，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因涉嫌受贿610万元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在这一系列被称作“信访局窝案”的贪腐大案中，涉案者既有国家信访局的前副局长、前处长，也有各级信访部门前来挂职锻炼的工作人员。全国各地那些比高保刚幸运，费劲千辛万苦跑到北京，再突破围追堵截终于排队进入信访局、似乎可以长出一口气的上访者们，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个人上访2000元，集体上访4000元，事关地厅级官员或单位的上访一个号5000元——就会将上访者的所有努力和梦想销除一空！各省市信访部门为了减少当地在国家信访局登记的信访数量所花费的心思、投注的财力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曾有报道，中国每年维稳经费已经突破7000亿元，甚至超过了国防费用。在这个天文数字里面，能有多少是真正用在了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上？

访民问题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在更早的2009年3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就曾以《中国的上访之痛》讲述过这个问题：

“极少有上访者会从信访办那里找到解决办法，大多数人的境遇只会更悲惨。”“许多上访者尝试几次之后便放弃了——一旦他们了解到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恐怖下场。但也有人会坚持数十年，在为他们上访过程中遭遇的殴打和折磨寻求公道时，甚至常常忘记了他们最初的诉愿。”

十八大后，习李新政。其中就有取消信访排名制度、废除劳教等多重举措，中央政法委、国家信访局更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抑制地方政府因信访排名压力而催生的非法“劫”访现象。尤其是打出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这个“大老虎”之后，似乎一切罪责都可以推到了周永康身上，“中国的上访之痛”似乎已有望通过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从此得到纠正和解决。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方城县高保刚半年“四进宫”的案例从某种程度上颇能说明问题，而武汉“黑监狱”有增无减、南阳“非法上访学习班”变相存在等全国各地大量把上访群众当做“维稳对象”甚至“敌对势力”对待的事实更让人无法回避。

一位长期关注底层工农群众维权问题的新四军老战士、原湖北日报老记者丑牛曾通过走访调查，以第一手的材料将“上访族”归纳为中国的“第五十七族”：“谁能化解第五十七族，谁就能治理好中国，谁对他们进行镇压，就必然遭到人民的反抗和唾弃!”

2013年11月15日，因多次被截访者强行送回原籍，河南省鹤壁市连续进京上访四年的巩进军在最后一次被押送回家的车上，刺死刺伤截访者各一名。

 

    2014年7月17日，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中站派出所社区警务大队一中队院内，民警王军干被刚从北京带回来的当地老访民许有臣用水果刀刺中腹部身亡。

 

2015年5月11日，河南省安阳访民王和明在安阳县法院附近自爆身亡。王和明因不满法院判决已上访四年，据警方推断，他携带自制炸弹的目标就是距爆炸点已不足50米的安阳县法院，但途中意外发生了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