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苏联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四次会谈，
七月三十一日，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说：
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们大使尤金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他还说到你们的黑海不行，波罗的海没有出路，北海太窄了，海参威也有危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很难搞大的远洋舰队。你们要在中国搞共同的核潜艇舰队。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并没有说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说要搞中苏两国的共同舰队。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我们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请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都交给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的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这样搞过，你们想扩大，那就扩大吧。你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再来搞斯大林那一套？长波电台的问题好办，就是我们建，我们有，你们可以用。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中苏关系问题。 毛泽东说：
今年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七月底八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那次赫鲁晓夫
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当时我向他提出了五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你不帮助我们搞海军，硬要搞共同舰队，那么我们就不搞，索性把我们的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我们一点也不要了。当时我说我去打游击，搞点游击队。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要搞游击队呀！现在世界上游击队不行了。我对他说，我的鼻子都让你堵死了，海口统统都交给你了，我不搞游击队还干什么事？没有事做，我只有搞游击队。我是搞游击队出了名的。赫鲁晓夫说，这个不好。后来他就缩回去了。最后才决定发一个联合公报，吓唬帝国主义一下。其实，那次赫鲁晓夫来根本没谈金门的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谈。倒是谈了国际形势，谈了中东事件。
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大概经过他们中央考虑，在十月间来信说，照我们意见
办，帮助我们搞海军，帮助我们搞核潜艇，不再搞共同舰队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来信提出，台湾地区比较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一次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我们给他复信，表示我们不赞成他们派空军，也不赞成他们派导弹部队。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导弹部队不能交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指挥。我们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那个地方，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一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都要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我们统统都给他项回去了。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的矛盾加剧。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在军事和外交上要求中国服从它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苏联提出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
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
毛泽东两次同苏联驻华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反对苏联侵犯我国主权
谈话的重点是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由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到在华的苏联专家问题。
由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
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这件事再次表现了毛泽东维护国家尊严、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决心。
2011年4月26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