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网讯】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喜看书读报,就算在指挥战争期间,也不忘收集和阅读最新的报纸。这不,自从微信出现,毛主席也紧跟潮流,订阅了大大小小各类公众号,通过天堂的WIFI每天浏览电子新闻。近日,主席在天堂连通了我们的热线,接受了本网的采访。

记者:主席您好,最近有一位人气青年学者撰文说您晚年犯了错误,不知您可知道此事?

主席发问:有个自称我教的小学生,说我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激流网       主席:我听说了。

记者:这位学者自称是您的小学生,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

主席:我确实做过小学教员,在1920-1921年间担任过一师附小主事。后来虽然参加了革命,但一直对“教员”的身份保有认同。1970年我曾跟斯诺说过,“四个伟大”很讨嫌,要统统去掉,“只剩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注1: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因此我的学生很多,有听过我讲课的,有读过我的书的,有继承我的思想的,至于里面有没有这个青年学者,我就记不清了。不过,我这个教员与别人不同,我的“教学大纲”有两条:第一,“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注2:毛泽东题第一师范校训】”,我是教员不错,但教员也有老师,我的老师就是人民,人民有无穷的智慧,要认我做老师,就先需认人民做“师公”,虚心向人民群众讨教;第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注3:1970年批示】”“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按:驱张运动),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注4:《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三节】”。我这个教员是教授马克思主义的,我本人也是马克思的学生。要做我毛某的学生,恐怕也得先做马克思的学生。这样说来,只有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虚心向人民学习,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听马克思的教导的,才能真正算作是我教出来的学生。

记者:您刚才说要“承认人民群众的伟大”,您也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过“人民万岁”,可见确实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过,这位青年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说:“不要因为毛主席说‘人民万岁’就觉得自己万岁了,你没有那么了不起,这是毛主席在抬举你,你如果识趣的话,就赶紧对照毛主席的要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别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请问您这么说是在“抬举”人民吗?

主席发问:有个自称我教的小学生,说我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激流网      主席:我说“人民万岁”,是指人民真的伟大,决不是口头上表示尊敬。相反,说我是“抬举”人民反倒是在口头上对我“表示尊敬”,实际上是背离我的意思的。“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注5:《组织起来》1943年】。我历来倡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6:《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但首先是“从群众中来”。我对此有深刻的体会。当年,我在湖南做考察,“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注7:《<农村调查>的序和跋》1941年】”。

现在有不少人叫我“人民领袖”,可是他们心里只是盯着后面的两个字“领袖”,并不记得前面还有“人民”了。我是曾领导了中国革命,但这是人民的功劳大呢?还是我毛某的功劳大?有的党员以为自己是共产党就了不起了,就觉得革命是自己的功劳,革命胜利后就要做人民的老师,受到万般尊敬了。要我看,这些人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忘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注8:《论联合政府》1945年】”了。“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注9:《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1968年)】”。要求人民“不辜负我的期待”是不敢的,我只希望我们党能不辜负人民的期待。

记者:说得好!

主席:我想奉劝那些动辄说是我小学生的人,与其经常把“毛主席的小学生”挂在嘴边,倒不如端正态度,踏踏实实地做一回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记者:没想到“做小学生”的学问也有这么大,想要“小学毕业”还真是不容易!

主席:刚讲的是我“教学大纲”的第一条,这是最基本的;还有第二条,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习,这是最重要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10:《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嘛!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注11:《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这绝非虚言,我的思想和理论,就是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连我们党的名字也是马克思起的嘛(笑声)!

记者:主席讲的没错,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主席:“《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注12:《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三节】”,不懂得共产党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人可以看看,这是我们的老祖宗。不过近来听闻一些论调说“崇毛贬马”,“崇毛”还能“贬马”,岂非咄咄怪事?这又是一大“发明”,不知他们崇的究竟是什么“毛”,连我都被搞糊涂了。他们说自己是我教出来的小学生,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如果当年没有“马”,我这“毛”还是个唯心主义者呢!

记者:主席还曾是唯心主义者?

主席:嗯,那时我还在一师读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注13:《西行漫记》第四篇第二节】 ”。那个时候受各种人的影响,思想比较混乱,不提了。

记者:看来要避免思想混乱确实要好好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主席:光有学习不够,还需要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注14:《实践论》1937年】”

记者:哇塞,难怪翻译家傅雷说您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1957年傅雷给家人的信)。”

主席:我读过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是没错,但我更知道“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注15:《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关键还是要把理论正确地运用于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正确地运用于指导革命实践。王明读的马恩的本本比我多得多,但他不能正确地运用,结果走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上去了。我们现在有一些同志,读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用的时候就成了唯心主义;读的时候是辩证法,用的时候就成了形而上学;读的时候是群众史观,用的时候就成了英雄史观、就不相信群众了。这些同志看起来也是读了很多本本,说起来也是一口一个马列的词汇,实际上一知半解,不但祸害自己,而且误导别人,实在是需要加以改正的。

记者:对了,这位青年学者还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划分“左”“右”的标准。他说:“何谓左右,有一个更基础的判断标准,就是在哲学层面对人的本性和天赋的判断上的差异”,“认为人和人天然不同,有上智和下愚的区别,有的人是金子做的有的人是铁做的,故而后天在社会上的高低贵贱都是合理的,这一路观念是右翼的”,“相对应的,左派则在哲学上认为,人在天赋上是平等的,人人皆具同等美好的本性,在智性、灵性、悟性、德性等方面都是差不多的...人人皆具佛性,人皆可为尧舜,社会有什么理由不平等呢?”您对此怎么看?

主席:这个说法不是从物质出发、从经济基础出发去理解人的政治观点,而是选择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本性”和“天赋”,于是左右之分就成了头脑分歧、观念分歧,就看不到分歧背后的物质因素了。政治观点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岂能避开“经济基础”而谈论它的原因?这样谈下去就很快滑到唯心主义里面去喽!何况,这种“人人在天赋上平等”根本就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水平,“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假定一个自然状态,所有人的普遍人性,还是抽象人性论那一套,和当年费尔巴哈、蒲鲁东从人的“类本质”出发引申出“普遍爱”和“永恒公平”是同样手段(只是换成了东方宗教的“佛性”罢了),竟然觉得右派就是不承认他所发现的普遍人性,而左派就是承认这个人性,而且还把原因找到我的头上,根据是我写的那句“六亿神州尽舜尧”:你看,六亿人都成为尧舜了,还不够普遍人性?可我那首诗的全文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注16:《送瘟神》1958年】”,写的是新社会让人民当家作主,迸发出冲天干劲,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改天换地,余江县消灭了历史上为害已久的血吸虫病,人民终于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迎来春风杨柳、尧日舜天,瘟神落荒而逃。神州所以舜尧,不过是因为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废除了一切剥削和压迫制度,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哪里是因为什么天赋的普遍“人性”(或者“佛性”)?这样乱说我诗词的意思,我可是比窦娥还冤啊!

记者:哈哈哈哈!这位学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大讨论人的本性,但也可以认为暗含了人天然是平等的这一前提”,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没讨论,而是已经不必讨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一变化,社会意识也要跟着变,压根就没有永恒不变的所谓“人性”。

主席:是这样。不过,既然说到“左”和“右”,那我就再说说“革命”和“不革命”。“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注17:《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记者:原来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也可能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

主席:“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注18:《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

记者:您的这个标准比那个人气青年学者的什么“佛性”、“天赋平等”好用多了!

主席“人气”算什么?“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日得道今日多助,明日失道明日寡助。看不起群众、不与群众相结合甚至站到群众对立面,最终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失去“人气”。我们的事业是为了全体人民的解放,这是严肃、艰巨而光荣的,不是为了个人“吸粉”攒人气。有的同志看起来也参加了事业,但整日做的都是什么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注19:《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注20:《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注21:《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

记者:您说的很好,要以科学的态度,做老实的人。相信我们网站的读者会对您的讲解非常满意!不过,我最后要帮那位青年学者问一个问题:您这么相信群众,难道您就没有遇到过让您头疼的“刁民”吗?

主席:让我头疼的例子倒是有,但不是“刁民”。记得是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结果当天下午突降暴雨,一个炸雷,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击断,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恰好当天固临县有一位老农在赶集时,他用来拉东西的一头毛驴也被雷劈死了,老农便怨愤难平,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咒我被雷劈死,够“刁”了吧?当地干部见状紧张的要命,马上把这个老农抓起来押送保卫部门处理。事情交到我这里,我很震惊,但也不乐意他们的处理方式,因为“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注22: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于是,我立刻指示有关人员将老农放掉。后经调查,我才知道是当地征粮太重,这位老农心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不料,时隔不久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清涧县的农民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遭雷击身亡,她一边哭一边对我骂娘咒我死。这次,当地干部又紧张的把她抓起来,打算押送延安并判处枪决。你能猜得到,我又立刻阻止了,我对社会部的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共产党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注23: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当晚,我指示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将伍兰花带来交谈,这一交谈才知道:伍兰花有个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全靠丈夫一人养着。1935年红军到来给她家分了土地,过了几年好日子。但是这几年公粮任务加重了,干部只管多征粮,有的还多吃多占,引起群众不满。现在丈夫死了,家里顶梁柱没了,一时气急自然就骂了我毛泽东。我于是就嘱咐了钱益民:“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注23:原话转引自新华网薛鑫良史料】”

这两件事引起了我深刻的反思,究竟怎么样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呢?在与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进行讨论之后,1941年11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会上我们采纳了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减少消费支出,减轻人民负担。第二年,我们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注24:1943年题词】”,大大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改善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为党赢得了空前支持。连之前大骂我毛某人的两位农民也逢人就夸赞党的政策了。

记者:很喜欢您的讲述,这个故事应该讲给那位青年学者听。对了,他不是提出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吗?他说您对人性的判断(所谓“六亿尧舜”)过于乐观了,他之前都一直坚信着“人性本善”,但是自打看到群众里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