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红旗太平洋（以下简称“红太”）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及《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以下简称“现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文章。双方就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双方的争论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一方倚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旁征博引，另一方借重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数据充沛。很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学习。 

《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梦见一个巨大雕像，头是金的，胸和肾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但脚是半铁半泥的。后人们用“泥足巨人”来形容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列宁曾经用此来形容“帝国主义”。后续的左翼也经常引用此比喻。虽然早在100年前，列宁已经将帝国主义称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不过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帝国主义仍然是“腐而不朽”与“垂而不死”，今天我们借用这一比喻来讨论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

帝国主义与两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与红旗太平洋）讨论的“法西斯主义”又是何种关系？如何才能真正打倒“泥足巨人”？

在进一步分析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历史上最著名与典型的法西斯政权是欧洲1920年代-193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与纳粹德国政权，除此之外整个1920年代-1930年代，欧洲、亚洲、美洲都有不少法西斯主义（准法西斯主义）政权以及政党和政治运动。因为“红太”与“现资”双方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德国法西斯的问题上，我们这里暂且以最成熟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政权为标本。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如果说“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为什么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从一个极右翼小党发展最终获取了政权？“正义的”人民为什么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就阻止其掌握政权（当然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是哪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和其政治代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无法阻止法西斯的崛起？

（如果按“红太”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只有让法西斯上台，“正义的人民”再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力量击败法西斯主义才能证明“人民不怕法西斯”？我们是否该如此向今天的“人民”进行这样的宣传（事实上当初的德国共产党在宣言与行动上就是默认了这一定理）。如果不是，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教训）

纳粹是如何吸引“人民群众”？

纳粹党章 (民族社会主义纲领 25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ocialist_Program
第一条，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所有德意志人组建大德意志国家。
第二条，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第三条，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第四条，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因此犹太人不能为德意志国民。
第五条，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第六条，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利。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第八条，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1941年8月2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境。
第九条，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因此，我们要求：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二条，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我们要求完全没收一切战争利润。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五条，我们要求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第十八条，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得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第十九条，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第二十条，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机关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求。儿童一到有理解能力时，即应启发他们的民族观念。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第二十一条，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
第二十三条，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我们要求德意志机关必须做到：
1.凡德文报纸的编辑及工作人员应为德意志公民。
2.凡非德意志报纸，应经德国的特别许可，才能发行，但不许其用德文印刷。
3.凡非德意志人，而参与了德意志报纸的财政，或企图使德意志报受其影响，必须依法禁止，违犯者应关闭这类报社，并且立即驱逐与该报纸有关的非德意志人出境。违反公共利益的报纸，必须坚决取缔。
4.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第二十四条，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本党主张积极的基督教，但不为任何宗教所约束。
本党反对国内外的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本党深信只有以“先公后私”为原则，才能郅力于我民族的永久的复活。
第二十五条，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本党的领导者，誓为完成上述目的而奋斗，必要时，即牺牲征途，也在所不惜。

上面是纳粹党于1920年公开宣布的党章，也是其动员和发展的政治纲领。（我想每一个自认的左翼都该扪心自问，你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纲领，是否会为了认同其中的某些纲领，而默认其他纲领的存在？） 

抽出其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唯物主义的与反对社会进化论的纲领，确实在经济上是相当“改良的”干预型资本主义纲领，但从来不能机械地、片面地和个别地看待这些“改良主义纲领”，因为纲领的要害之处则在于，界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

其中只能见到“人民”而见不到“阶级”，阶级被“德意志”与“非德意志的”种族界限划分了，也就不再存在“自为的阶级”。“红太”的文章中屡屡提及的“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遵循了纳粹的这一划分方式，将本来应该按照经济和社会阶级属性划分的力量，先以种族为框架界定。

个人不太赞同“红太”文章中所提及的“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因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吃好了，喝好了，而是纳粹口中的“德意志日耳曼劳动人民”，这里的“平均而言”事实上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在种族与意识形态上不属于纳粹规定的“德意志日耳曼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体已经彻底排除在外了。作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在这其中并不存在。

而且问题在于当纳粹真正上台后，纲领其中有益于垄断资本的条款都实施了，而真正有利于“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条款，则掺水不少。譬如“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等条款早就被束之高阁，而为了与德国军官团和旧贵族阶层达成妥协，“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也并没有贯彻，相反的是执政后德国纳粹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除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种族敌人”，还有就是彻底瓦解自己的“民族人民武装”冲锋队。

因为有300万之众的基层民粹的冲锋队已经蠢蠢欲动地提出“全面贯彻二十五条纲领”、“推动二次革命”、“没收金融资本”等口号；你可以说这是争权夺利，也可以说是对纳粹原教旨意识形态的镇压。（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很多时候必然交织在一起），“长刀之夜”对罗姆为首的冲锋队骨干分子和纳粹党内左翼派别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等人的清洗，标志着路线斗争和其中的政治结晶分子不是光靠封官许愿所能解决的。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如“红太”正确地指出纳粹党的发展和兴起确实是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而且在美国支持德国复苏计划的1920年代中期，纳粹党的实力实际是下降并日趋边缘化，而只有到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爆发后，德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纳粹党才得以问鼎权力。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1920年建立的纳粹党，不是1918年建立的德国共产党？为什么纳粹党的支持率能在短短的三、四年间从不足百万选票跃升至六百万张选票？ 

任何政权的存在至少要取得广大的中间阶层的默许，无论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还是法西斯政权，而法西斯主义与一般资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非一般的”条件下的产生的。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其内生性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对外，表现为世界市场与私有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张力越紧张，也越容易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对内，下层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无法按照正常状况生存下去，垄断资产阶级也已经无力按照正常的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这种情况下制度性的变革必须发生，既可能是进步的向前的革命，也可能是反动的向后的反革命。

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只要但凡可能，资产阶级就能通过政变、军事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一般性对外战争的简单的上层外科手术方式来实现反革命。但是当阶级力量对比改变到已经无法采用国家机器进行正常与非正常的外科手术时，“礼失于朝求诸于野”，则不得不求助于国家之外的力量――群众，必须利用和动员严重分化已经对现行秩序绝望与彻底激进化民粹化的群众力量与群众运动来推行极端反动专制的暴力政策。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但社会阶层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中间阶层（事实上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工人上层之间存在着广泛的通道），当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消灭旧的中间阶层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中产阶层。

从这点出发，其实我并不赞同“现资”文章中“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观点，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来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义只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他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地从其他阶级那里抄袭他们的诉求作为自己的诉求，而这恰恰是“二十五条纲领”和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来源，也因此纳粹党的“纲领”在其执政后无法得以真正贯彻。事实上，纳粹从成立之初起，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争夺。而且在当时，纳粹通过其内部的军方人员一直与德国军官团和贵族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也是这种联系的反应。

谁是所谓的“人民”？列宁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不知道想干什么的那部分人。”他们如风向标般的随风摆动。“现资”的文章引用普兰查斯的观点，以证明小资产阶级是天然的纳粹支持者。在危机条件下，确实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步伐，但是前提是危机，而且是直接威胁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危机，才可能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

如果在“岁月静好的”资本主义正常时期（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更喜欢保守地维持现行秩序，更喜欢保留那“岁月静好的小确幸”。今天那些疯狂支持美国现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人民”的素描恰恰就是这群小资。所以特朗普本身还远远不是法西斯，因为特朗普为小资们提供的是缝补旧秩序的招魂幡（1980年代-1990年代的黄金美国）；只有当特朗普的招魂幡也不再管用时，小资对过去的“静好岁月”的期待破灭后，才会迎来要踢倒旧大厦的法西斯主义。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是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都会成为希特勒，但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只有在危机条件，只有彻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天然”群众基础，但即使他们所希望的也是在动荡岁月后能继续迎来秩序。

所以，他们如锅炉的气压阀释放着危机的怒气，如同被戴上眼罩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狂马；他们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必须膜拜貌似尊严的秩序与跪倒在强者的鞭子面前，也从不吝惜拿自己的马靴踢打更弱者。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力量与觉悟足够强大，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历史上的众多工人起义与工农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则他们必然会膜拜民族国家偶像之后怀揣金币的垄断资产阶级，并甘为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奴役无产阶级与他们自己的鞭子与马靴，所以代表着鞭子与马靴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他们可以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在危机条件下动员小资产阶级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由于法西斯主义中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其往往表现出某些强烈的对大资本的反抗性，对现行统治秩序与统治当局的不满与挑战，所以在某些条件下其形式会与左翼的进步的反抗现行统治秩序有表面的雷同。

但极右翼民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希望小资产阶级牵着工人阶级的“牛鼻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后者则是以明确的阶级纲领引导小资产阶级跟随工人阶级的结晶体（先锋组织）推翻现行秩序。所以，这也不奇怪为何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与左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名称、纲领、领导层甚至群众基础会有重合之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严重危机条件下，像墨索里尼这样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的重要编辑会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魁首，为什么德国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党章中明确纲领提出要对大企业与金融资本实现实现国家管制等口号。 

事实上，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不过纳粹的干预资本主义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国债在战争开始前是310亿马克，而1945年已经达到3370亿马克。而且如果没有战争，当时德国的生产（特别是无效的军工与基础设施产出）总无法找到适应的需求，即使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占领区仍然无法消化德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而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不过是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