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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法西斯——“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

2017-3-16 20:48| 发布者: 张伢子| 查看: 613| 评论: 0|原作者: 赤旗|来自: 红旗太平洋

摘要: 如果说“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为什么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从一个极右翼小党发展最终获取了政权?“正义的”人民为什么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就阻止其掌握政权(当然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是哪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和其政治代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无法阻止法西斯的崛起? ...

为什么德国劳动人民会跟随纳粹的“魔笛”?

“红太”在文中提及“工人阶级”时,我个人更多理解的是,他描述的是一群满足于多分些黄油与香肠的民众,而非是作为“自为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因为这群“无产阶级”好像对于其阶级兄弟们的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资本家的仇恨,即使其阶级代表(德共)被纳粹彻底禁绝,也与他们好像痛痒无关。

这又要回到“红太”和“现资”两文陷入的相同错误中,虽然他们在表述方式正好相反,但其实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红太”在文章中几次提及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扩张和战备政策本身“是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但这是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妥协吗?恰恰不是。在个人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利用对外军事扩张,对内政治压迫与种族主义政策,从而收买一部分“日耳曼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而已,这时阶级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就如同我们不可能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视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只有当他们被感召起义,站到工人阶级这边后才能发生变化),我们也无法将被物质收买和种族主义理论毒害的普通群众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反动保守的意识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分裂与侵蚀是极其有害的,而且类似以种族与性别进行分化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也是意识干预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美国的《排华法案》事实上就是在美国白人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划之的重要手段,而作为白人工人团体的劳工骑士团为《排华法案》的通过出力不少。而纳粹通过宣传种族优化论、性别差别论等反动保守主义思潮,将广大女性从社会劳动中排挤出去(鼓吹妇女的战场是“产房”,女性的工作场所是厨房,相夫教子是日尔曼女性的主要工作,由于这一意识形态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二战德军严重缺乏劳动力资源时,纳粹政权也不愿意轻易动员女性参与军工产业与国防工业)。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其他被歧视种族,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关入集中营,既空余出一定的社会工作岗位,又可以获取免费的劳动力。纳粹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与反犹太计划是在上台前早已公然宣布,而且在1933年上台后就开始逐步贯彻,其中包括1933年开始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对经济运营体系的“日耳曼化”。

至于其他战时经济对欧洲其他占领国和从属国的经济掠夺,“红太”的文章中其实也有提及,我们就不一一类举,即使同为“日耳曼民族”的挪威,在战时被德国纳粹无偿掠夺的经济收入高达经济总量的20%-40%,上千万外国劳工与遍布整个欧洲的集中营奴役劳动,以及数百年来数百万犹太人积攒的财富(这一财富掠夺是以种族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标准,百万犹太人中绝大多数不过是普通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而已)。

因为在“红太”的话语体系中,数十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种族与政治异议分子,并不在其“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且“日耳曼工人”多分得的黄油与面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以牺牲其基本民主权利和阶级觉悟为代价,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政党、工会组织。妥协是斗争的产物,而这一收买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利。

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体系的霸权统治,也曾经对罗马军团士兵也进行了丰厚的收买,而且当时罗马帝国的收买至少还不以种族为标准,就如同今天美帝国主义对国内士兵的收买一样。

虽然“现资”的文章中,“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描述是正确的,但其显然过于强调所谓阶级意识形态的独立作用,而且把先锋党和组织作为一种外在凝固剂,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产生的政治结晶,事实上也很遗憾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对法西斯的崛起,也在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侵蚀。

为什么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德国,德国共产党没能战胜纳粹,是谁阻碍了这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本身。

当时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命令下(第三时期),一直将社会民主党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将之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宣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但事实是,1929年的危机条件下,1930年德共的选票从300万张增加到450万张的同时,纳粹的选票数从80万张增长到600万张。如果说,同样都是在挖社会民主党的“墙角”,显然德共“挖墙脚”的功力远不如纳粹。

1931年,德国纳粹为了推翻在普鲁士州(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柏林所在的州)统治达12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最初反对该公投的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将这场公投称为“红色公投”,当德国共产党事实上与德国纳粹建立起“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激进化的德国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两者相合是德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阶级在意识形态的彻底混乱到最后的无所作为而土崩瓦解。 虽然那场“红色公投”,最终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普鲁士州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对纳粹的警醒未能得逞。

如托洛茨基记载,就在公决前夕德国共产党《号角报》头版上刊登着这样的文章:“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的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此处的“自由德国”所指的就是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也包括前第二帝国。“阶级”被“人民”的概念所替代,“阶级国家”被“民族国家”所替代,法西斯要“打倒凡尔赛和约”,我们也要“打倒凡尔赛和约”。

由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敌对为纳粹争取中下层群众提供了良机,正是因为这一放弃核心阶级话题的政治原则上的错误才是导致纳粹得以在危机的泥泞战中胜出根本原因。

这其中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但由于本文主要以德共为标本,因为德共是无产阶级工人政党,而且一直以明确的阶级革命为口号;德社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一战前就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而将自己的命运定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早已被放到不可知的未来。确实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立场与软弱无能,为德国纳粹政权铺平了道路,但是德国共产党战略性的错误和其官僚集团的自私帮助纳粹缩短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2年魏玛共和国兴登堡(vonHindenburg)总统任期届满,需要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希特勒代表民社党,台尔曼代表德国共产党参选,最终,兴登堡则以1936万票(占总票数的53%)当选,希特勒获1341万票(占总票数36.8%),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获得370万票(占总票数10.2%)。7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1374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而直到此时,莫斯科和德共的机关报仍然在鼓吹“希特勒上台”之后,是“台尔曼的胜利”。

当时,纳粹党与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达成幕后协议,1932年前只有少量资本家明确支持纳粹党,而在希特勒等人反复向资本集团保证其利益时,1932前后为帮助纳粹选举,来自资本集团的捐助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纳粹党的金库,其中包括克虏伯、法本、钾碱工业、吉尔道夫和科隆银行等大联合企业和老牌资本家,绝大多数右翼与中间力量都臣服;由于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处于战略退势并丧失斗志。

1933年兴登堡委托希特勒组织内阁后签署了《国家紧急法》,纳粹蓄意制造“国会纵火案”,全体共产党议员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被拘留剥夺作为国会议员的权利,被正规警察所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许多人被投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惨遭杀害。也是当时1933年3月3日,德共领袖台尔曼被逮捕,被关入集中营后11年,1944年遭处决。所以纳粹并非如某些人宣传的依靠“民主选举”获取了政权,仍然采用了直接的暴力手段。

1935年3月5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共产党获得了484.8万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2.3%;社会民主党得到718万1千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两党共得选票1200万张,占总票数的30.6%。纳粹党所得选票从1932年11月的33%的选票增长到44%,但仍然未获绝对多数,在国会中只占有288个席位,没有超过半数,只有加上德意志人民党的52个席位,在国会647个席中才构成简单多数。而这时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已经无力回天。

德国共产党当时为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而放弃了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弃关系其作为阶级政党的真正核心话题——阶级话题,追寻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脚步,用相同的德意志民族、羞辱感等概念妄图去收买中间阶层,而使群众越来越难以区分德共的核心诉求与纳粹的核心诉求到底有何不同。与以种族主义和野蛮专制主义为依归的对手比有害的民族主义鼓吹,那德共就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乞丐与龙王比宝”,放弃阶级话题,工人阶级的政党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当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能说服了一部分群众之后,也就转化为其物质力量。种族理论的兴盛压倒了阶级理论。法西斯主义确实是“泥足巨人”,但“种族主义”理论恰恰是其用来护腿的凝固剂,如果无法用阶级理论击败种族主义理论对于群众的侵蚀,其自然能做到貌似可怕的“金刚不坏”。我们要记得直到1945年战败,德国国内并没有发生过一场广泛的群众性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运动。 

所以社会存在同样也受到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现实政治斗争,既非是教科书般数据与定理的线性反应,也非是完全真空意识形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讨论历史教训时,以其名称呼其实,不可将不同性质的力量和运动混为一谈,恰恰需要记住回到核心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话题。

最后,非常感谢“红旗太平洋”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在风云变幻的今天,重拾上世纪初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惨败的这一话题,因为其对今天的现实分析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另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否是法西斯政权? 

虽然在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力量在宣传中也曾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是法西斯政权,例如周恩来在1943年的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称为法西斯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也并不以此作为主要宣传口径。

蒋介石统治集团具有某些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蒋介石本人也曾试图效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复兴社等组织是具有法西斯主义纲领与倾向的政治组织(但其对政权的整体决策影响有限),但我个人以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是法西斯政权(套用句网友的话,你也配叫法西斯?),当时中国社会人口大多数以小农社会为基础(佃农与地主存有一定依附关系),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并不发达,由于作为半殖民地在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上仍然需要依附西方“正常”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蒋介石政权的任何时期,虚有其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和最终目标仍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则是彻底藐视“民主形式”那些东西),所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政权。法西斯政权必然是军事独裁政权,但并不是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政权。 

而且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无论是美苏等大国都支持这一停战与调停,这岂非是说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执政的条件下分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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