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法西斯 —— “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

从这点出发，其实我并不赞同“现资”文章中“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观点，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来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义只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他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地从其他阶级那里抄袭他们的诉求作为自己的诉求，而这恰恰是“二十五条纲领”和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来源，也因此纳粹党的“纲领”在其执政后无法得以真正贯彻。事实上，纳粹从成立之初起，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争夺。而且在当时，纳粹通过其内部的军方人员一直与德国军官团和贵族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也是这种联系的反应。

谁是所谓的“人民”？列宁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不知道想干什么的那部分人。”他们如风向标般的随风摆动。“现资”的文章引用普兰查斯的观点，以证明小资产阶级是天然的纳粹支持者。在危机条件下，确实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步伐，但是前提是危机，而且是直接威胁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危机，才可能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

如果在“岁月静好的”资本主义正常时期（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更喜欢保守地维持现行秩序，更喜欢保留那“岁月静好的小确幸”。今天那些疯狂支持美国现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人民”的素描恰恰就是这群小资。所以特朗普本身还远远不是法西斯，因为特朗普为小资们提供的是缝补旧秩序的招魂幡（1980年代-1990年代的黄金美国）；只有当特朗普的招魂幡也不再管用时，小资对过去的“静好岁月”的期待破灭后，才会迎来要踢倒旧大厦的法西斯主义。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是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都会成为希特勒，但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只有在危机条件，只有彻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天然”群众基础，但即使他们所希望的也是在动荡岁月后能继续迎来秩序。

所以，他们如锅炉的气压阀释放着危机的怒气，如果被戴上眼罩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狂马；他们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必须膜拜貌似尊严的秩序与跪倒在强者的鞭子面前，也从不吝惜拿自己的马靴踢打更弱者。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力量与觉悟足够强大，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历史上的众多工人起义与工农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则他们必然会膜拜民族国家偶像之后怀揣金币的垄断资产阶级，并甘为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奴役无产阶级与他们自己的鞭子与马靴，所以代表着鞭子与马靴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他们可以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在危机条件下动员小资产阶级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由于法西斯主义中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其往往表现出某些强烈的对大资本的反抗性，对现行统治秩序与统治当局的不满与挑战，所以在某些条件下其形式会与左翼的进步的反抗现行统治秩序有表面的雷同。

但极右翼民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希望小资产阶级牵着工人阶级的“牛鼻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后者则是以明确的阶级纲领引导小资产阶级跟随工人阶级的结晶体（先锋组织）推翻现行秩序。所以，这也不奇怪为何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与左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名称、纲领、领导层甚至群众基础会有重合之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严重危机条件下，像墨索里尼这样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的重要编辑会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魁首，为什么德国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党章中明确纲领提出要对大企业与金融资本实现实现国家管制等口号。 

事实上，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不过纳粹的干预资本主义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国债在战争开始前是310亿马克，而1945年已经达到3370亿马克。而且如果没有战争，当时德国的生产（特别是无效的军工与基础设施产出）总无法找到适应的需求，即使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占领区仍然无法消化德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而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不过是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准而已。

为什么德国劳动人民会跟随纳粹的“魔笛”？

当“红太”在文中提及“工人阶级”时，我个人更多理解的是，他描述的是一群满足于多分些黄油与香肠的民众，而非是作为“自为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因为这群“无产阶级”好像对于其阶级兄弟们的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资本家的仇恨，即使其阶级代表（德共）被纳粹彻底禁绝，也与他们好像痛痒无关。

这又要回到“红太”和“现资”两文陷入的相同错误中，虽然他们在表述方式正好相反，但其实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红太”在文章中几次提及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扩张和战备政策本身“是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但这是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妥协吗？恰恰不是。在个人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利用对外军事扩张，对内政治压迫与种族主义政策，从而收买一部分“日耳曼工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而已，这时阶级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就如同我们不可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视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只有当他们被感召起义，站到工人阶级这边后才能发生变化），我们也无法将被物质收买和种族主义理论毒害的普通群众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反动保守的意识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分裂与侵蚀是极其有害的，而且类似以种族与性别进行分化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也是意识干预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美国的《排华法案》事实上就是在美国白人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划之的重要手段，而作为白人工人团体的劳工骑士团为《排华法案》的通过出力不少。而纳粹通过宣传种族优化论、性别差别论等反动保守主义思潮，将广大女性从社会劳动中排挤出去（鼓吹妇女的战场是“产房”，女性的工作场所是厨房，相夫教子是日尔曼女性的主要工作，由于这一意识形态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二战德军严重缺乏劳动力资源时，纳粹政权也不愿意轻易动员女性参与军工产业与国防工业）。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其他被歧视种族，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关入集中营，既空余出一定的社会工作岗位，又可以获取免费的劳动力。纳粹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与反犹太计划是在上台前早已公然宣布，而且在1933年上台后就开始逐步贯彻，其中包括1933年开始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对经济运营体系的“日耳曼化”。

至于其他战时经济对欧洲其他占领国和从属国的经济掠夺，“红太”的文章中其实也有提及，我们就不一一类举，即使同为“日耳曼民族”的挪威，在战时被德国纳粹无偿掠夺的经济收入高达经济总量的20%-40%，上千万外国劳工与遍布整个欧洲的集中营奴役劳动，以及数百年来数百万犹太人积攒的财富（这一财富掠夺是以种族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标准，百万犹太人中绝大多数不过是普通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而已）。

因为在“红太”的话语体系中，数十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种族与政治异议分子，并不在其“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且“日耳曼工人”多分得的黄油与面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以牺牲其基本民主权利和阶级觉悟为代价，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政党、工会组织。妥协是斗争的产物，而这一收买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利。

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体系的霸权统治，也曾经对罗马军团士兵也进行了丰厚的收买，而且当时罗马帝国的收买至少还不以种族为标准，就如同今天美帝国主义对国内士兵的收买一样。

虽然“现资”的文章中，“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描述是正确的，但其显然过于强调所谓阶级意识形态的独立作用，而且把先锋党和组织作为一种外在凝固剂，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产生的政治结晶，事实上也很遗憾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对法西斯的崛起，也在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侵蚀。

为什么在1920年代-1930年代的德国，德国共产党没能战胜纳粹，是谁阻碍了这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本身。

当时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命令下（第三时期），一直将社会民主党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将之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宣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但事实是，1929年的危机条件下，1930年德共的选票从300万张增加到450万张的同时，纳粹的选票数从80万张增长到600万张。如果说，同样都是在挖社会民主党的“墙角”，显然德共“挖墙脚”的功力远不如纳粹。

1931年，德国纳粹为了推翻在普鲁士州（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柏林所在的州）统治达12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最初反对该公投的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将这场公投称为“红色公投”，当德国共产党事实上与德国纳粹建立起“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激进化的德国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两者相合是德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阶级在意识形态的彻底混乱到最后的无所作为而土崩瓦解。 虽然那场“红色公投”，最终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普鲁士州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对纳粹的警醒未能得逞。

如托洛茨基记载，就在公决前夕德国共产党《号角报》头版上刊登着这样的文章：“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的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此处的“自由德国”所指的就是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也包括前第二帝国。“阶级”被“人民”的概念所替代，“阶级国家”被“民族国家”所替代，法西斯要“打倒凡尔赛和约”，我们也要“打倒凡尔赛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