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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评李北方先生的“辩证国家观”

2017-3-17 19:07|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523| 评论: 1|原作者: 南开“不破不立”

摘要: 我们上次的两篇推文已经介绍过了我们的老朋友李北方先生混乱而反动的哲学思想和反性别平权思想,这次来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介入,试着介绍一下他自相矛盾而同样反动的政治思想。
试评李北方先生的“辩证国家观”
 2016-11-20 Yazawa Makoto 

我们上次的两篇推文已经介绍过了我们的老朋友李北方先生混乱而反动的哲学思想和反性别平权思想,这次来以《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介入,试着介绍一下他自相矛盾而同样反动的政治思想。

说其自相矛盾,是因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北方先生在对国家进行论述时却丝毫没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而李北方先生在他的论述中,满口“政治白话”,“理性国家”之类生于构造的毫不白话的引述,却只字未提阶级分析,完全无视阶级视角,这样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转移到庸俗的资产阶级观点上的论述,能否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说其反动,是因为李北方先生公然宣称“主流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那么什么方法能够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呢?答曰:“可能存在着一种无需西方政治理论予以确认的政治模式”。是的,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无须西方政治理论确认,甚至本身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消灭西方政治理论生存土壤的政治模式,但这种模式正应当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而非李先生坐在书斋中的空想的;能够分析指导中国现实的,也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而不是李先生那土洋夹杂着的资产阶级思想混合物。对于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皮的空想反动主义思想,我们不可不做一个清楚的分析,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种种反动思想的分界线,避免使群众产生思想上的混乱。


(一)李北方的“中央”“地方”国家二分理论

和知识分子病

李北方认为,中国老百姓比起社会更信任国家,“与寻求市民社会式的自我管理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跟国家建立联系”,又把国家一词割裂成“中央”和“地方”两部分,对于抽象出来的国家概念,或者说中央,老百姓认为“国家不仅是正当的和道德化的,个人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是亲密的”;而对于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老百姓则充满着不信任,甚至会用“中央”的正统性来对抗“地方”的行为(比如越级上访事件)。

他试图用这种现象,证明中国老百姓具有中央——地方二分的所谓“辩证国家观”,而否定社会——国家二分理论在中国的映射。然而这种延续了“反贪官不反皇帝”“歪嘴和尚念坏好经”的庸俗观点,故意混淆国家的多元定义以掩盖问题实质的论述,除了证明李北方先生逻辑的混乱之外,毫无用处。

国家这个名词,可以指具体的政权机关,即政府或“地方”,也可以指被人为构建出来的想象共同体,比如祖国母亲或“中央”。而常常听到的“爱大清不爱朝廷/皇帝”,就是这种双重含义的典型例子。我们在谈到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特指的是政权机关,而李北方在这里把经典定义改头换面,用国家一词两个定义的内部联系去否定国家和另一个存在于国家定义范围之外的事物——社会的联系,其怪也哉!至于用上访作为论据这一点,与其说是老百姓比起地方政府更加信任中央,不如说是他们别无选择。试想,如果基层政府能够解决上访者的问题,他们又何苦冒着被非法拘禁和强制遣返的风险去上访呢?更何况,既然都说了“中央”是一个构建出来的概念,群众又如何去向这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去伸冤呢?总不能在桌上供着个党徽来祈祷吧。

(二) 李北方的“理性国家”和转型理论

李北方在本文中还提出了一对概念:“动员型国家”——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理性国家”——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他说,“前者是指作为理性组织系统的国家,后者倡导激进意识形态和广泛动员”,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型“意味着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动机转变为基础性规则的提供者”。据说,这种转型“意味国家行为界限的清晰化和有限化”,有助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李北方又说,这种转型造成的结果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基本上消失了……国家内部的张力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性质,从过去的政治层面的分歧,变成了利益的分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之一。政治利益分歧的本质就是经济利益的分疏,李北方先生既然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而阶级利益的分歧又始于经济利益的分疏,既然阶级利益之间还存在着斗争,怎么能说“政治辩论基本上消失了”呢?李北方先生经常在网络上对热点话题发表政治言论,这不就是政治辩论的一种吗?

李北方还对“动员型国家”进行了进一步定义:“把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组织到国家周围,以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么看来,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就不需要团结一切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了。既然如此,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又是为了什么呢?大概这也是建立“理性组织系统”的一部分吧。

这样看来,这两种国家只剩下一个区别:是否“理性”。在李北方先生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搞群众运动是缺乏理性的表现,消灭文盲,消灭寄生虫病,修建水利设施这些运动的成果则成了国家行为界限不清晰的证据。而像索马里这样军阀割据,政令几乎不出首都的国家,只能提供一些“基础性规则”了,国家的行为界限也足够小了,不知道它在李北方先生心中是否足够“理性”。

与此相对地,还有一对类似的姊妹概念,即“积极国家”和“消极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党和国家直接领导生产活动,提供社会保障,管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看起来就是无所不管的“积极国家”;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里,负责配置生产资源的变成了市场和资本,国家只需在背后提供保障即可,正所谓“企业家是主人,政府官员是保姆”。在社会权力上的分配,国家退一步,市场就进一步;资本家进一步,无产阶级劳动者就退一步。李北方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国家转型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由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集中承受了——于是这些地带就存在滑向丛林化的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事实”。岂止是在农村的某些地方成为事实,资本主义本身要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劳动者的黑暗森林。

文中提到电影《一个勺子》中一个傻子流浪街头的故事时说:“为他的基本生存权利负责……仿佛已经不再是国家行为的一部分。这在‘动员型国家’时期是不可想象的。”确实,很难想象,在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为奋斗目标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事。


(三) 李北方先生看今日之中国

李北方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国家’转型,国家性质有重大转变,但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却保持了下来,普通人仍然用这种视角看待和分析国家。虽然现实中很多人都牢骚满腹,但一些严谨的民意调查的结果都显示,中国民众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度高得惊人,甚至给人以与直觉相背离的感觉。但很多调查是西方国家的研究机构做的,不存在数据造假的动机和可能,那么理解这一现象就必须要从中国人独特的辩证国家观入手了。” 他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依然很高,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在透支历史形成的遗产,不具有永续性”,“中国当前的总体稳定一定程度上仰赖历史形成的认识资源,如何维护这笔遗产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

关于“辩证国家观”的问题上面已经谈过,这里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结论。透支遗产的确是不具有永续性的,但前提是已经失去了信用再生产的能力。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群众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的祖国,“透支”就是个伪命题。又有什么会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呢?李北方又说:“我以我的那个方式谈国家,是因为当前最紧迫的危险是国将不国。我为什么说‘提出以上问题是为了未来长时段的稳定计’?因为国家很可能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今天,最紧要的任务是保住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就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试问李北方先生,什么样“不稳定的状态”会威胁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乃至“国将不国”呢?能够引起这种状态的,显然不可能是几套萨德系统或者几座南海岛礁,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后的一系列连锁效应。李北方先生对阶级压迫的现实原是看得很清楚的,而到了他想象中这种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极度高涨的时刻,他却有选择性忽视了帝国主义者对本国和外国民族一视同仁压迫的事实,维护起“民族独立”来了。其实,列宁早在一百年前就对李先生的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者前辈们的言论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这种无与伦比的论调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枚奖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橡,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

(四)   总结

其实,李北方先生如果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思想,对于他的种种奇谈怪论,我们本是可以像对待其他种种每天都在产生又消灭着的嘈杂思想一样无视掉的;但他非要说什么自己是“毛主席的小学生”,是马克思主义者,要拿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自己那一套空想反动主义世界观,我们就不得不正本清源,揭露李先生的本质,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不让群众受骗了。

对李先生的总体评价,我们可以引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他思想先辈们作出的结论: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破封,破资,破修;

立新,立公,立民。

这里是南开大学化院马会,

我们走在去往新世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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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7-3-17 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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