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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界是怎么死的

2017-4-6 00:00| 发布者: 新左| 查看: 195| 评论: 1|原作者: 张跃然|来自: 政见CNPolitics

摘要: 如果你今天问一个在美国念政治学的学生「你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吗」,对方很可能一脸懵逼——「那是什么?能吃吗?」的确,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感形同于无。抛开政治理论研究不谈的话,几乎找不到年轻一代的实证研究者在承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脉络,几乎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 ...
摘要
由斯考契波发起的一场学术论战,将马克思主义扫出了美国政治学的集体记忆。

张跃然 / 政见观察员

本文是「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三部曲的最后一篇,该系列的前两篇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如何帮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如果你今天问一个在美国念政治学的学生「你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吗」,对方很可能一脸懵逼——「那是什么?能吃吗?」

的确,在当今的美国政治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感形同于无。抛开政治理论研究不谈的话,几乎找不到年轻一代的实证研究者在承接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脉络,几乎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界「衰落」了——事实上,它从来都没有兴盛过,也就谈不上衰落。但是,在美国政治学百余年的学科发展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学者尝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在特定的时刻,这些尝试创造了机会,使得马克思主义完全有可能在美国政治学界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尝试为什么失败了?美国政治学为什么没有抓住这些机会?在那些充满可能性的时刻,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著名政治学家斯考契波(Theda Skocpol)激起的一段学术论战,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

斯考契波:忘掉马克思主义吧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风起云涌,激进主义思潮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政治学也不例外。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尤其是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思想开始被美国政治学界所注意。而一批年轻的美国政治学者——比如 Ira Katznelson、Frances Fox Piven、Adam Przeworski、Dietrich Rueschemeyer、Fred Block 等人——也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在实证研究中主动拥抱马克思主义。看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小阳春就要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斯考契波走上了舞台。

其实,斯考契波本人学术旨趣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小的关系。在她读博士的时候,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而后者最著名的著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被许多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范式的经典作品。

1979 年,斯考契波出版《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一时引起轰动。她在书中主张,不能将国家看做是某些阶级或社会力量的附庸或工具,国家就是国家本身,国家的统治者和官僚是拥有独立意志、利益和能力的行动主体,这便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虽然她在书中将国家中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范式对立起来、并一再批判后者,但她自己的分析框架依然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强调国家与阶级的互动关系——比如地主阶级与国家统治者的斗争角力、国家制度结构的崩溃对农民抗争的促进作用。

但一年以后,在一篇影响力极大的论文中,斯考契波将她的「国家中心主义」进一步绝对化,更为猛烈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斯考契波认为,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和公共政策制定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三条解释路径。

第一,「工具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国家行为受到资产阶级——至少是一部分资本家——的直接控制。

第二,「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中的政治精英完全可以是独立于资本家的,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可以跳出特定资本家的个体利益、调和不同资本家的利益冲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稳定、保护资产阶级的长远整体利益。

第三,「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当被压迫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发起抗争行动时,国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他们的诉求,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导致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下降的时候。

在斯考契波看来,这三条解释路径都是无效且错误的,因为它们忽视了国家、政党等政治因素的独立作用。一方面,作为独立的政治行动者,国家掌权者、政党领袖并非被动地回应或服务于各个阶级,而是主动地塑造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另一方面,国家机器的结构、制度设计、之前制定的政策,这些政治遗产极大地限制了各个行动者的行动空间。

因此,她声称,任何针对国家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分析,必须从政治舞台本身出发,将国家和政党——既作为行动主体又作为制度结构——放在分析的中心,而不是优先考虑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

为了支持这一理论立场,斯考契波分析了美国 1929 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策制定,尤其是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国家劳工关系法》是美国劳资关系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部法案,它首次从制度层面确认了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禁止雇主对工会事务的干预,并设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作为保障上述权利的仲裁机构。这一劳资关系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

斯考契波断言,马克思主义的三种解释路径,都无法解释美国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

「工具主义」理论强调资本家对国家的控制,但《国家劳工关系法》在几乎遭到资产阶级一致反对的情况下还是出台了。「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国家中的政治精英可以是独立于资本家的,但当时美国联邦层面国家机器的弱势和碎片化根本无法支撑这种独立性。「阶级斗争」理论强调被压迫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抗争行动的重要性,但斯考契波认为,1935 年以前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工人抗争动员能力的增强恰恰是《国家劳工关系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她进一步说明,对《国家劳工关系法》的通过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因为瓦格纳对推动《国家劳工关系法》出台的重要作用,这部法律又被称为「瓦格纳法」)的主观能动性。而民主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优势、议会与总统的博弈、早期新政政策的失败,为瓦格纳等人的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换句话说,斯考契波认为:在这段故事中,与国家的制度、结构、政策遗产相比,尤其是与国家中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能动性相比,国家之外的阶级与社会动员的重要性十分有限。

通过对纯粹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强调,斯考契波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盖棺论定式的否定。

年轻的挑战者:斯考契波错了

对斯考契波最为有力的挑战,来自一位年轻的政治学家。1989 年,时任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的 Michael Goldfield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论文,对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共产党等激进组织在动员中发挥的作用,是促使法案出台的最主要原因。显然,这一解释的内核,是斯考契波批判的三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理论。

斯考契波之所以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无法解释《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是因为她断定 1935 年以前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严重不足。但在 Goldfield 看来,斯考契波的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一方面,斯考契波所使用的衡量工人阶级政治力量强弱的指标——比如公会成员数量和罢工次数——根本无法反应 1930 年代初期劳工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尤其是劳工运动与其他社会运动的联结。另一方面,在定量地衡量劳工运动强弱的时候,斯考契波无视了当时劳工运动所发生的质的变化——在共产党带领下,劳工运动持续不断地激进化。

Goldfield 指出,1929 年大萧条造成的失业率高企,使得失业工人的抗争行动在劳工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先锋角色。然而,因为失业工人既不可能组织工会也不可能发起罢工,所以这些抗争恰恰是公会成员数量和罢工次数等指标无法包含的。

自 1930 年开始,共产党人在多个城市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失业工人示威集会,且频频使用暴力抗争手段。在 1931 年的芝加哥和 1932 年的底特律,示威集会现场甚至出现了列宁的画像。通过媒体的传播,这些示威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轰动影响。

与此同时,在农民中间、在学生中间、在非裔美国人中间,激进化的政治动员也在快速扩散,共产党的影响力大幅提升,许多独立的进步主义政党也陆续涌现。可以说,整个美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激进氛围。

在这种大背景下,产业工人的自我组织和抗争行动也不可避免地激进化了。虽然从工会规模和罢工次数上看,产业工人的抗争幅度在 1934 年之前没有明显的增加,但激进的抗争方式大大加强了劳工抗争的影响力。

而 1934 年,可以被视作美国劳工激进抗争的总爆发。一年之内,在托莱多、明尼阿波利斯、旧金山先后爆发了三起近乎于革命一般的大规模暴力罢工。这三起罢工不仅均由激进组织领导,而且获得了失业工人和农民的鼎力支持。它们大大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争士气,在许多地方引发了罢工潮。

这一局面带来了两大后果。第一,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中间,一种「革命就要到来了」的恐惧开始蔓延。第二,此前一直掌控劳工运动走向、立场较为温和保守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发现,他们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力开始被激进组织、尤其是共产党人所蚕食。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必须要为了避免他们眼中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而做些什么。看起来,暴力镇压不是一个好选择。许多人害怕,对劳工运动的镇压很可能使得劳工运动更加激进,反而加速革命到来。不少掌权者认为,资本家对工会组织的抵制,以及政府对资本家破坏工会的默许,恰恰就是导致劳联影响力下降、激进势力在劳工中抬头的重要原因。

这样一来,对政治精英们来说,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对劳工作出有限度的妥协,将劳工的抗争纳入制度化的轨道,从立法层面支持劳联等温和保守力量领导劳工组织,从而消解激进组织的影响力。正是在这一构想之下,《国家劳工关系法》才获得了多数政治精英的支持。Goldfield 援引档案说明,在法案交付表决前的多次议会辩论中,「再不通过这部法律,工人就要革命了」在当时的议员们中间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

有趣的是,在关于是否通过《国家劳工关系法》的讨论中,绝大多数资本家们都表示反对,因为对工会组织权和工人罢工权的法律确认显然会损害资本家个体的短期经济利益。因此,政治精英们对法案的支持,恰恰也印证了「功能主义」的观点:独立于资本家的国家政治精英,常常能摆脱资本家个体的短期利益考量,而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稳定、保护资产阶级的整体长远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Goldfield 总结道,《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这个故事的本质,是政治精英在面对急剧激进化的劳工运动时,为了避免革命、保全资本主义制度而做出的必要妥协。

一轮刚正面

1990 年,斯考契波与合作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发表文章,对 Goldfield 的解释提出质疑。在她们看来,Goldfield 的阶级斗争框架不能解释这样一个事实:1933 年出台的《国家工业振兴法》,已经给了工会以名义上的保护,但其中的条款缺乏有执行力的制度设计,也没有禁止黄色工会和雇主对工会事务的干预。1934 年六月,议会再次通过了一项法案,重申以上条款。而在短短一年以后,《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否定了之前法案中对劳工权利有名无实的保护,建立了制度渠道保障工会组织权和工人罢工权、禁止黄色工会。

斯考契波提出的问题是:从 1934 年到 1935 年,议会对劳工权利的立法保障在短短一年之内从「有名无实」变成「有名有实」,如何解释这一重大转变?1934-1935 年间,劳工抗争的规模和烈度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这个不变的因素无法解释议会态度的变化。

斯考契波进而指出,在这关键的一年中,有两个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促成了《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出台。

第一,在 1934 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席位出现明显增加(众议院席位从 313 上升到322个,参议院席位从 59 上升到 69 个)。这种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议席增多的情况,仅仅是南北战争之后第二次出现。与此同时,立场较为开明进步的共和党议员和独立议员的数量也增加了。中期选举的结果,改变了议会的整体政策倾向。

第二,从 1934 年后期开始,《国家工业振兴法》的失败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这部法律没能扭转经济颓势,甚至使衰退变得更严重。 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制度特点,比如行政机关的弱势、对商业组织的依赖、立法与司法机关的制衡能力,实际上注定了《国家工业振兴法》的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工业振兴法》所代表的劳工政策路线及其支持者也失去了合法性。这就造成了政策真空,使得罗伯特-瓦格纳等人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去说服其他政治精英,尤其是通过对《国家工业振兴法》中「有名无实」路线的批判来突出「有名有实」路线的好处。《国家工业振兴法》失败的教训,成了支持《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动力。

总结起来,斯考契波的观点依然是:导致《国家劳工关系法》出台的最主要因素在国家内部,而不在国家以外。议会成员结构的调整、早期政策失败的教训,改变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得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特定政治精英一下子有了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去推进他自己的政策议程。

在同一期《美国政治学评论》 中,Goldfield 对斯考契波的质疑给出了回应。他认为,斯考契波的解释框架还是站不住脚。

Goldfield 首先指出, 民主党及其他进步派政治精英在 1934 年中期选举中的大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偶然事件,甚至也主要不是因为这些政治精英对于特定选民群体的策略性动员。恰恰是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和激进社会运动,创造出一种没人可以忽视的社会氛围,这种激进氛围直接左右了选举结果。

其次,并不是开明进步的议员越多,议会就越有可能出台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法案。Goldfield 举例,1936 年选举后的议会中,进步派议员数量又有大幅增加,但那一届议会却没出台什么回应进步主义诉求的法案。因此,决定议会立法议程的最关键因素,不是议员的构成,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只有当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足以让人感觉到「不得不去做些什么」的时候,进步派议员才真正有动力和能力去回应进步主义的诉求。

Goldfield 进一步强调,不能因为劳工运动的烈度和规模在 1934-1935 年间没有明显变化,就认为它不能解释这一年之内议会立场的转变。社会运动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不断累积的。对政治精英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一连串暴力罢工所带来的一天天强化、一天天扩散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了」的恐惧。即使劳工运动的烈度和规模在 1935 年没有继续增加,但足以使这种恐惧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使政治精英们在恐惧感影响下转变了立场。

学术界的集体记忆与集体失忆

由于《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的质疑与回应不能超过一轮,这一场学术论争没有再继续下去。这一场论争中究竟谁是更有道理的一方,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当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吊诡的是,随着时间推移,论争中的一方竟然几乎被完全遗忘了,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被大部分政治学者当作「学界共识」接受下来。

甚至于,这场论争本身也渐渐被遗忘了。在政治学界的集体记忆中,斯考契波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命一击,在斯考契波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没有被认真对待的必要;斯考契波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论,成了后续学术研究的默认出发点。被忘记的是,对于斯考契波的批判,曾经有 Goldfield 这样的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给出过有力的回应,双方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学术交锋,马克思主义对政策制定过程的解释力,并不一定就不如国家中心主义理论。

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不对等,斯考契波本人的因素当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 1979 年之后,斯考契波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界成为了影响力极大的中坚一代领军人物,而 Goldfield 在论战之时还只是一个刚找到教职没几年的无名新生代。而斯考契波本人那种决绝、不留余地、有压迫感的行事风格,也进一步强化了她为学术界设置议程的能力,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间。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日趋保守的大环境对学术界的影响,以及美国政治学界自身在二战后的意识形态保守传统。

1970 年代以后激进社运传统在美国的衰落、尤其是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学术界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和合法性(对这个问题,骆斯航在《在一九八九之后》一文中进行过系统的论述:https://zhuanlan.zhihu.com/p/20338101)。

而另一方面,因为资金来源的转变,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在研究对象和成果上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意识形态的议程所塑造,而政治学者们又需要通过一种价值中立的语言来模糊或者对冲这一意识形态背景(对这个问题,骆斯航在《政治学在美国:战争、意识形态、资金与学科发展史》一文中进行过系统论述:https://zhuanlan.zhihu.com/p/20282891)。

更加悲剧的是,在美国政治学最近二十年的「科学化」发展中,定量数据分析和因果推断技术的使用在新生代政治学者中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连斯考契波所代表的那种对政治过程的历史分析和「大理论」建构传统,也被严重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更难以想象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政治学的复归。

然而,这样的政治学,是否还能够回应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所抛出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是否还能加深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整体性理解?是否还能够走出象牙塔,将自身变成社会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许,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将学术论争史上那些被遗忘的重要时刻找回来。

参考文献
Finegold, Kenneth, and Theda Skocpol. 1984. “State, Party, and Industry: From Business Recovery to the Wagner Act in America's New Deal.” In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oldfield, Michael. 1989. “Worker Insurgency, Radical Organization, and New Deal Labor Legislati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3(4): 1257-82.

Katznelson, Ira. 1998. “The Doleful Dance of Politics and Policy: Ca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Make a Differ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1): 191-197.

Skocpol, Theda. 1980. “Political Response to Capitalist Crisis: Neo-Marxist Theories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the New Deal.” Politics & Society 10(2): 155-201.

Skocpol, Theda, Kenneth Finegold, and Michael Goldfield. 1990. “Explaining New Deal Labor Poli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4): 1297-1315.

Waddell, Brian. 2012. “When the Past is Not Prologue: The Wagner Act Debates and the Limits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Political Science 34(3): 338-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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