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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和平论托派

2017-4-22 22:4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844| 评论: 1|来自: 《星火网》

摘要: 对于文革爆发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不同的阶级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做出解读。阳和平老师认为,要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就有必要认清新生资产阶级的一些基本特征,需要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存在的各种形态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
C.多党议会制的空想


还有些人还把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一时出现的错误观点奉为至宝,以为贯彻了“真正的民主”才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之路,也是不懂得所有制和民主的关系。


其它形形色色的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就更多了。比如连激进小资产阶级都谈不上的社会民主党人更是迷信于形式民主,全然回避阶级社会财富的阶级从属性问题。此类观点的集中表现就是指望通过多党议会制来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


但是他们不懂得或者拒绝承认多党议会制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制,是以资产阶级内部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为前提的。资产阶级内部,除了镇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对外侵略扩张,没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多党议会制仅仅是摆平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冲突的一个平台。


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在乎的是全局利益,那么它的内部就不存在势不两立的不同利益集团,否者就不是全民所有。因而多党议会制本身不符合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平台。


(五)唯物主义的思路


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它的反面,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以愿望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自然科学的发展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由于客观规律本身就是矛盾的,俗话说“一物降一物”,因而人们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才能利用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利用一个规律去克服另一个规律,就像飞机的制造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喷气的动力去克服万有的引力而飞行一样。


同样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民主的过程,或一个唯心主义“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


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提供衣食住行的生产活动。因而生产的组织形式决定着社会的组织形式,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离开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去探讨和分析社会的任何现象都只能是无稽之谈。

因此,我们关于社会制度的探讨,关于民主、自由、自治等等的理论必须从它和生产活动的关系出发来研究。


从这一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上的,而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大生产上的,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不一定必然直接废除奴隶制或封建制。比如美国南方黑奴制下的棉花生产就是当时全球纺织品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取决于至少两个必要条件:1)种族主义有效的防备了奴隶身份的转变,降低了统治成本;2)在类似棉花的生产中,奴隶主对劳动者监督的成本相对低下,一个监工骑着马拿着鞭子就可以监督几十个在地里劳动的黑奴。但是,在产业链的上端,纺织行业里的资本家不是没有试图使用过奴隶制,而是发现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监督纺织女奴的成本太高,不如胡萝卜加大棒的雇佣工人制度划算。因此,奴隶制的废除主要的不是基于人们对奴隶制道义上的谴责,而是由于奴隶制不适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才被淘汰了的。当然,作为奴隶主,他们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奴隶身上。这些美国的奴隶主不甘心自己的灭亡,通过发起内战做过最后的挣扎。


当今的世界,除了具有特殊的条件以外,比如十多年前发现的黑砖窑,人们很少看得到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但是小生产的残余还比较普遍,尤其是小生产的思维方式还严重的阻碍着人们的视野,表现在很多人对如何改变社会的空想中。


在一个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中,一般无产者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有两重性。无产者反对剥削、压迫和争取平等的行为,以及争取社会财富支配权的斗争是革命的,但是有些无产者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习惯的冲击是消极的。他们还留恋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本能的自由散漫,反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必有的严格纪律约束。改革开放初期解散人民公社以后很多农民欢呼“自由了”就是这类情绪的表现。小生产追求的是不排队的“自由”,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自由”,不按时上班的“自由”,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自由”,反映到革命队伍中就是托派强调的拉帮结派的自由。
以曼德尔为代表的托派理论家,把工人阶级的解放简单地理解为工人的民主与自治[1],否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管理在内的职业和技能上的分工与合作必然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广泛,无视文革期间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能够在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激昂地投入到文革的斗争中去[2],仍然空想通过消减必要工作时间以便人人可以参与社会的日常管理来废除专职管理人员,即他们所谓的“官僚”。但是,我们只要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是如何被资产阶级制约和监督的,以及资产阶级如何有效的防备了被他们雇佣的“官僚”形成一个背叛自己利益的集团就足以说明托派所谓的“官僚化”是个伪命题。


无产阶级的专政之所以能够走向它的反面不是因为官僚的出现,或社会主义国家中管理人员“官僚化”的倾向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学会如何防备受自己委托的“官僚”从人民的公仆转变为压迫人民的老板。


类似托派和其他对多党议会制抱有幻想的激进小资产阶级,一再地试图通过形式民主和“自治”来防备“官僚”从人民的公仆转变为压迫人民的老板。但是文革中的派仗和武斗已经充分的证明此类理论只是一种小生产者良好的愿望和空想,不能解决如果少数不服从多数怎么办的问题,不能回答国家机器听谁的这一难题。


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消费的社会里,通过互联网,每个厂家面对着全球的消费者,每个消费者面对着全球的厂家,激进小资产阶级理论家所谓的工人阶级的“自治”和“民主”就更成问题了。在这种全球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到底一个厂家,一个单位的民主“自治”是从个人、小集团利益出发的“自治”,还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的“自治”?社会化大生产强调的是协调,而只有小生产才会强调“自治”。


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里,无产阶级当然要求各种经济活动必须服从无产阶级的全局利益,因而“自治”必须是不妨害全局利益的“自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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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kallangur 2017-4-26 13:54
深刻,目前还没有人有这样系统的认识和总结。希望阳和平同志将后面的提纲早日写成文章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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