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是指税制结构中各税种有增有减，但税负总体水平是减少的。结构性减税能促进经济增长吗？那要看这里所说的“经济”指得是什么：如果是指微观经济，结构性减税确实能促进某些企业增长；但如果是指宏观经济，那么在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下，结构性减税无助于宏观经济增长，相反，只有结构性调税才能稳定宏观经济，只有结构性增税才能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从古希腊时期起，“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哲学中争论的命题之一，直到现在仍争论不休。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是“还原论”，可追溯至德谟克里特等人，强调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复杂系统可以归结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行为及相互作用。另一种是“整体论”，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等人，
强调整体不等于部分简单相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有其组成部分所没有的性质。西方哲学有深入探讨、寻根究底的长处，但往往有“非此即彼”的倾向。
我国古代对“整体与部分”的讨论并不热烈，这并不是说我国古人缺乏思辨能力，而是我国自始就有阴阳协调统一、允执厥中、相反相成等思想，完全可以把“还原论”和“整体论”视为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这就是说，接受“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完全可以同时接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并不矛盾，就如同太极图中颜色相反的两条阴阳鱼可以协调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一样。
一支足球队由十一名球员组成，每个球员的水平高自然球队的水平也会高；但不是说只要下放权力、解脱束缚、让每个球员自由充分发挥就能赢球。球队的水平并不是每个球员水平的简单算数相加，还需要好的教练来培训、部署、指挥，每个球员在统一的部署指挥下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成为一支好的球队。如果有的球员个人水平虽然不错，但自我表现欲望过强，不服从统一指挥部署、横冲直撞，那叫“耍大牌”，教练必须有能力去节制乃至清除，才能保证整只球队的战斗力。当然，教练管得过多过死也不行，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如果都要等教练指示才能采取行动，这球也没法踢。
在经济领域，宏观经济由微观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活动所组成，每个经济单位情况好在很多情况下也意味着宏观经济好；但宏观经济并不等于单个经济单位活动的简单算术相加，有些从微观层面看对某些企业乃至所有企业有利的事情，从宏观层面看未必有利，反之亦然。
例如，从微观经济层面看，保持工人低工资对所有企业都有利，会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但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低工资至少有四点不利：第一，工资低意味着消费能力低，也就是社会需求低，这反过来限制了企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在低工资的情况下，劳动者及其后代没有能力提高自身素质，这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第三，工资低肯定储蓄率也低，因而社会再投资发展经济的能力也低；第四，在低工资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动力去科技创新以降低成本，劳动者也无法转移到科技含量更高的工作岗位。
上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自上任后不久就致力于推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终于1938年国会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每周工时40小时，而当时每周工时普遍在55小时；而且将每小时最低工资四五美分一下子提高到40美分（相当于现在的11美元），也就是将劳动者报酬从当时的占社会总收入的50%左右（同我国现在差不多）一下子提高到接近70%。当时还是在经济恢复时期，企业日子也普遍不大好过，这样一来还让不让企业活了？但事实表明，劳动者消费能力的增加有助于消化积压的库存产品，社会需求的扩大也使所谓闲置过剩的产能运转起来，加之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增长，美国逐步恢复了危机前的经济水平。
还是在二战后期，丘吉尔和艾德礼主持的英国联合政府就委托经济学家贝弗里奇爵士制定了“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指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是影响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碍。强调社会保障福利是基于国家利益而不仅是某些群体的局部利益。该报告提出国家将为每个公民提供9种社会保险，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并根据本人经济状况提供国民救助。“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内容在二战后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得到落实，使英国进入三十余年的“黄金时期”。
那么，欧美国家（及日、韩、新等）是在成为发达国家后才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比例的，还是因为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比例后才成为发达国家的？我们也许应当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劳动者报酬过低就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较大幅度提高劳动者报酬比例，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中国家水平，发展为发达国家。
再例如，从微观经济层面看，普遍减税对所有企业都有利，会使企业自有支配资金增加，有可能增加投资、扩大生产。但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减税导致的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至少有四点不利：第一，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会削弱政府逆周期调节经济的能力，这会使经济难以走出衰退甚至持续下滑；第二，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会削弱政府投入公共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能力，严重拖生产率提高的后腿；第三，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会削弱政府投入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能力，国民素质难以提高；第四，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会削弱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能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现在人们常提到的“拉弗曲线”，也是讲如何使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而不是说税收越低越好。
一些人总是在讲：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最终增加税收收入。但这是哄骗大众的自欺欺人之谈。里根当年提出这一理论时，他的党内竞争对手、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就指这一理论为“巫术（Voodoo）经济学”。因为税基大小取决于生产总规模，而生产总规模的大小总是受制于社会总需求的；在社会总需求不变甚至萎缩的情况下，企业现在的产品卖出去还有困难，企业家手里再有钱，会投资发展生产、扩大税基吗？
当遇到旱涝灾害时，政府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组织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兴修水利，抗旱排涝。如果这时政府把政府资产变卖，分给大家，各自设法抗灾，这倒也是出于好心，但有些糊涂。当经济萎靡衰退时，私人企业家就是手里有钱，考虑到独木难支，也不会盲目投资扩大生产；而投资不振反过来又加深了经济萎靡衰退，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单凭私人资本和市场自发作用，经济永远走不出衰退而且会越陷越深。这时只有政府把钱集中起来，投资于社会需要的公共领域，才能既满足社会需要又带动经济恢复增长。如果一味减税，等于遇到旱涝灾害时把钱分散给大家，反而削弱了政府组织抗灾的能力。
罗斯福1933年初上任时，正是经济危机最深重时期，1932年GDP为587亿美元，仅为1929年GDP1036亿美元的56.7%。要在今天这些市场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这么差，还不给企业降税减负？但罗斯福在1934年6月19日的讲演中呼吁：把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1932年时的63%提高到75%；公司税从过去的一律13.75%改为收入5万美元以下部分12.5%、5万美元以上部分15%，也就是提高大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但降低小企业税率；在现有的州遗产税之外再征收联邦遗产税。罗斯福这次讲演中的主要内容形成了《1935年税收法案》，在国会通过，被工商界称之为“榨取富人法案（Soak the Rich Act）”。但税收的增加意味着政府反周期调控经济能力的增强，这才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
二战结束后，英国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在英国全面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改造，其中措施之一是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配。当时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环境都比我们今天差多了。要按那些总讲“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应适应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人来看，那时的英国根本没有征收总收入五分之二的条件。但后来的三十余年实践表明，国家掌握总收入的五分之二正是英国进入“黄金时期”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么，欧美国家（及日、韩、新等）是在成为发达国家后政府才掌握总收入五分之二的，还是因为政府掌握总收入的五分之二才成为发达国家的？我们也许应当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政府掌握总收入比例过低就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只有突破这一瓶颈，将政府掌握总收入的比例提高到五分之二左右，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中国家水平，发展为发达国家。（待续） 同我们居家过日子的道理一样，国家财政也无非是收支二项。根据收入与支出的水平高低，可以有四种组合。
一、低税收低支出
大致说来，欧美各主要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包括在内）占GDP的比例，除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外，在1920年代末经济大危机之前，普遍在20%左右，美国很少超 过15%。为对抗危机，欧美各主要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的比例都上升为25%左右乃至更高。二战后这一比例更上升为40%左右，某些欧洲国家更是在50%左右。
也就是说，自经济大危机后、特别是二战后，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中，低税收低支出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即使在某些政党执政时大幅减税，也只是使财政收入减少，但财政支出一点也不少 ，甚至更多，无非是大借国债而已。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政府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就如同越是高水平的球队教练的责任越重、越是大型的文艺制作导演的责任 越重一样。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经济发展，低税收低支出已经不可能，不必过多考虑。
二、高税收低支出
罗斯福第二任期可以说是高税收低支出的代表。罗斯福第一个任期结束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他上任时增长了34%，经济已基本恢复了危机前的水平；但国债也从他上任时的占国民生产 总值33.6%增加到了40.9%，同危机前的16%更没法比。这样，罗斯福从1937年第二任期一开始，就在延续第一任期税收水平的同时大力削减政府支出，结果经济随之下跌，失业率从37年的9.1% 再次上升为38年的12.5%（当然比危机最严重时的33年20.6%好多了），历史上将1938年称之为“罗斯福萧条”。
罗斯福37年底看到经济情况不妙，赶紧要求国会批准50亿美元的纾困和公共工程计划，1939年经济情况和失业率稍有好转。随后发生的二次世界大战迫使美国政府实行高税收、高支出政 策，这才使美国经济全速运转，失业率也降到不到2%（仅军人及辅助人员就占了劳动人口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现在不少人讲是战争拯救了美国经济，甚至暗示不妨诉诸战争解决经济问题， 这是根本性的误解。二战期间美国经济之所以良好是由于其高税收、高支出政策，战争只是间接和诱发因素。二战后美国继续奉行高税收、高支出政策，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经济发展不也很 好吗？
现在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是“高税收低支出”的又一代表。奥朗德2012年上台后贯彻他竞选时提出的“增税减支”政策，将个人最高所得税率提高至75%，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税费，同时 努力将财政预算赤字从2012年时的4.5%降低到欧盟规定的3%。结果是工厂停产关闭大幅增加，投资停滞，国民经济增长接近于零；自2012年至2015年6月，欧盟28个国家失业率整体从10.5%下 降到9.6%，而同期法国的失业率却从9.8%升至10.2%。2016年10月，法国《世界报》的民调显示，奥朗德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4%，此前奥朗德已经宣布他不会参加2017年的总统选举，有媒体 称奥朗德是“法国现代史上最不受欢迎总统”。
三、低税收高支出
无论古今中外，都有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就滥发钞票或大借国债的事例，结果要么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经济恶化，要么把严重隐患留给后人。里根总统可以说是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典型 。
前文提到，里根当年竞选总统时提出大幅减税、促进经济、最终扩大税基的理论时，他的党内竞争对手、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就指这一理论为“巫术经济学”。但这一理论符合私人资本的 利益（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滥觞于私人资本居绝对优势的英美而不是国有经济比例更大的欧洲大陆国家），而公众短期内也往往是容易哄骗的，里根以较大优势当选总统。
1981年里根就任后立即兑现他的竞选诺言，很快推出了一个旨在大规模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该法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70%降至50%，最低税率则从14%降至11%，最高资本收益税从28%减少到20%。（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又进一步将个人最高 税率从50%降为28%，公司税由50%降为35%。）但第二年即1982年，美国经济就出现了1.9%的负增长。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菲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公开讲：“里根总统就是安徒生童话里没穿衣服的国王。”他自然立即被解雇了。
里根看来也意识到“巫术”变不成，于是只好变戏法：开始大借国债，大幅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投入了军火工业。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美国战时积累起的国债达GDP的117%；经过三十余 年历届政府的持续努力，到里根上任前的1979年，国债已降为GDP的31.8%，总额仅为8260亿美元。但里根在任八年，共借了1.5万亿美元国债，到他1989年离任时，国债已上升为GDP的61%。里 根上任前的1980年，美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到他离任时，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已恶化到占GDP的3.5%，美国从1914年以来70年的债权国到1985年变为债务国。里根在任八年，虽然后六年经济 表面一直在增长，但他讨好私人大资本的“低税收高支出”政策已给美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内伤。
从那时起，只有克林顿执政时期政府债务下降为GDP的51%。现在美国政府债务已接近20万亿上限，已超过2016年18.56万亿的GDP。现在特朗普仍准备仿效里根“低税收高支出”政策：一 方面要推行包括企业所得税从目前的35%降到15%的减税措施，另一方面又要实行包括一万亿美元基建投资和加强军事力量在内的增资计划。这一减一增拉开的窟窿拿什么去补？也许真的只能 如美国国歌中所讲“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is our trust）”了。
四、高税收高支出
如前面所讲，如同越是高水平的球队教练的责任越重、越是大型的文艺制作导演的责任越重一样，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化程度越高，政府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所以政府掌握 的国民经济收入比例越来越高是必然趋势。
人们公认，二战后三十余年的“高税收高支出”时期是西方历史上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的税收有多高？美国1942年以后，20万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290万美元）以上部 分88-94%；1964年以后，40万美元（相当于2015年的300万美元）以上部分77%；当然在那以下部分次第减少。大致说来，那时的富人应当将收入的50-60%交所得税（但实际交不了那么多，因 为越是富人避税的办法越多）。
高税收高支出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对富人不利。所以心怀不满的私人大资本自二战后就资助哈耶克等人成立了“朝圣山学社”等研究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社团组织，但长期没多少人听， 成不了气候。直到70年代后期发生“滞涨”，他们总算等来了机会。他们把国际石油价格暴涨和国内福利过重双重因素造成的“滞涨”这口黑锅扣在凯恩斯主义背上，在私人资本力量强大、 国有经济薄弱的英美二国找到突破口，新自由主义终于大行其道了。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新自由主义其实就是瘟疫，所到之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经济停滞衰退甚至 动荡崩溃。但由于新自由主义符合富人利益，要想结束这场瘟疫并不容易。
富人的心理其实也可以理解：没人愿意多交税。那么有没有既可以少交税又可以增加政府公共收入的办法呢？有。那就是部分产业国有化。被认为在20世纪前期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仅 次于凯恩斯的熊彼特就主张：“所有权社会化”有助于降低所得税。用我国的传统语言讲，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统计显示，2016年我国102户央企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2326.7亿元，上交税费总额2.1万亿元，盈利企业达96家。也就是说，102户央企上交税费平均为税前利润的63%，而且其中还有6家企 业亏损，那么盈利的96家央企上交税费率就要高于63%。私人企业有几家上交毛利润63%税费的？而且国企留下的利润也基本全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和社会保障。
正因为我国有这样一批中坚国企，才能在富人基本不交所得税、私人经济投资乏力、国际“新萎靡”的情况下维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一些没良心的人反而说国有企业挤占了私人 资本的赢利空间。但美日等国的企业基本都为私人所有，不是都投资乏力、经济萎靡吗？现在这些人一心要把这些央企“混”给私人资本，但这些企业归私人后，能上交63%的税费、能把留下 的利润都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和社会保障吗？
（待续） 去年年底，福耀玻璃老总曹德旺有关中美经营成本的比较引起社会有关我国税收的热议，不少企业家吐槽这几年实体经济企业确实不好过。但不好过的原因是什么？分析起来，税费因素还排不到前面。实体经济企业不好过排第一的原因应当是这几年整体经济持续下行，覆巢之下，能有多少完卵？排第二的原因应当是金融自由化恶性发展，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到不了实体经济，随着资金短缺就是利率高企、高利贷猖獗，使企业供血不足。排第三的原因应当是房地产投机炒作畸形繁荣，进一步吸走了资金和精力，也抬高了企业经营成本。税费因素最多能排第四，因为如果企业运营正常、利润正常，现在的所得税、增值税和“五险一金”水平都不是问题；但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微薄乃至亏损，那税费就成了压垮一些骆驼背的最后几捆稻草。
因此，如果有条件，给实体企业减些税也是有作用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整体经济的合理增速，并继续强化当前对金融业、房地产业的监管和整顿，让企业可以正常运营、正常盈利。做个比喻：单纯给企业减点税，就好像给病人服几片止痛片和维生素，也管点用，但不解决根本问题；重要的是因病施治，让病人尽快恢复健康。
为什么这几年整体经济持续下行、金融业和房地产业频出乱象？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位居国民经济管理重要职位的高官、高参以“改革”的名义力推市场自由主义，与理论学术界和舆论媒体界的市场自由主义高知里应外合，排斥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监管作用，放弃了多年来稳投资、稳增长的战略，一心寄希望于私人资本和市场自发力量，把混乱当活力，把投机炒作当经济增长，这种混乱势头直到去年下半年起才明显得到遏制。
这几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数字上看也还说得过去，但即便外人从媒体透露信息也能看出，落实完成情况很不好。社会总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产品普遍卖不出去，企业能开得了门吗？一些当国民经济以比如说6%的速度增长时很健康的企业，在国民经济增速降到比如说4%时也会成为过剩产能、僵尸企业。这时是将国民经济增速恢复至6%，还是消灭这些产能和企业？
今年3月21日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跨越2020：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斯蒂格利茨在发言中讲：“我觉得去产能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这是在向后看，向过去看。”“在我看来，未来几年，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增加需求。”“我觉得供给侧的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需求来推动。”
美国前财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面对美国“利率已是负的还是投资不振”的长期停滞局面，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并认为“基础设施投资事实上将减轻后代的债务负担。”
美联储主席耶伦去年10月14日在出席波士顿联储举行的第60届经济论坛时发表讲演，其中谈到：“危机后的经验显示，总需求有可能在长期内影响总供给，由此应该通过‘高压经济’（即人为提振总需求）缓解供给疲软的问题。”
我们知道，需求侧因素有三个：投资、消费、净出口；供给侧因素也有三个：劳动力、投资、效率。我们会注意到，供需两侧都包括有投资这一因素。这应当意味着投资有双重作用：从短期看，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长期看，可以改善供给结构和供给水平。
广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是干不完的。现在我国人均电力供应为美国的31%，人均公路里程为美国的16%，人均铁路里程为美国的7%。除以往常讲的“铁、公、机”外，很多城市的地铁才刚起步，排水等系统还达不到要求，市容市貌需要不断改善，如电动汽车等新交通形式的不断出现还会对市政建设提出新的需求，而且大多基础设施过三四十年就该大修或重建了。另外，还有必要考虑若干超大型项目，如人们常提到的西水东调、改造沙漠乃至改变气候、是否需要内陆运河等。广义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包括教育、医疗、文体等的硬件设施，这些设施会不断更新换代，如果再包括基础科学研究，那就更干不完了。
这些广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不赚钱乃至赔钱，即使有回报也是长期的，私人资本不会感兴趣或根本不会去干，但又为社会进步所必需，因此只能由政府来主导、主持。政府通过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方面满足社会必需，另一方面调节经济：企业投资活跃时，政府就少投点，避免经济过热；企业投资不振时，政府就多投点，避免经济衰退。这一基本思想也并非凯恩斯所独创，近代汉密尔顿奠基的美国学派应该说就有这一思想的影子，好几个国家政府在凯恩斯之前也应用了这一策略。我国公元前出现的《管子》一书中也有这一思想。《管子？乘马数》中讲：国家每十年要有三年的积蓄，遇到水旱荒年，就把积蓄拿出来修“宫室台榭”，雇那些连猪狗都养不起的赤贫户来干活，让他们有饭吃。
前些时，一些高参、高知预言大师般地预测中国经济发展走向是U型、W型还是L型。但无论做哪种预测，其含义都是我们对经济发展走向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听任其自发波动或下滑。实际上，我们有政府能力强和公有制主体这两大优势，又有足够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大的国内市场，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家主导投资来调节经济发展，确保我国经济今后以6.5%左右增速发展若干年、之后再以6%左右增速发展若干年、之后再？？这样平稳的“一”字型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是无所作为、消极被动地预判经济发展“会”怎样，而是我们有能力“要”经济发展怎样。这可以说是沿着社会进化方向迈出的坚实一步。
在某些人眼里，只有天上降下来的雨水是水，人工开渠引来的水就不是水；只有私人资本自发的投资是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就是“刺激”、“依赖性”、“毒瘾”。这些人放着修好的水利设施不用，而是死抱着靠天吃饭的旧皇历旧观念旧办法。说这些人思想观念陈旧落后、停滞僵化、刻舟求剑，这些人还不愿意听。
政府既然负有通过主导投资调节经济、通过二次分配以增加社会需求等重大责任，自然要掌握相当部分资金。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对全体人民都有好处。我国古代《墨子》中早就讲：“官府实则万民富。”
我国现在的财政收入即使按最宽的口径计算，也不过为GDP的30%多一些。美国2015年财政收入为GDP的36%（但各级政府支出为GDP的43%），从美国现在的债务和基础设施等情况来看，这一财政收入比例还是低了一些，应像欧洲国家那样在40%以上才能与财政支出相适应；但在美国这种私人资本力量过于强大的国家，恐怕不容易做到。我国现在的经济水平和各方面情况比英国二战后好得多，英国那时都能将政府财政收入比例增加到40%，欧洲一些国家更高，我国现在也能够做到。再重复一遍：不是说经济发展到发达国家水平后政府财政比例才增加到40%或以上的，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比例，国家经济不可能发展到发达水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只有突破财政收入过低这一瓶颈，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中国家水平，发展为发达国家。借国债、赤字财政短期几年可以，但长期依赖国债是不负责任，不可持续。
要将我国的财政收入提高到GDP的40%左右乃至以上，势必要增加税收。税源在哪里？如很多人指出的：我国的富人基本不交个人所得税。2015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仅占总税收的6.9%，其中大部分是工薪税。
上个月，美国媒体公布了总统特朗普2005年的报税单，表明那年特朗普收入1.5亿美元，交了3800万美元的税款，实际交税率为25%。（2005年是小布什在位，是二战后美国富人税率最低的时期。）在这3800万美元的税款中，3100万美元是“可替代最低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这种税看来适用于那些把公司资产和个人资产合一、不拿分红不拿工资也不交税的“一元老总”的。我国的富人也往往是用这种办法“合法避税”的。
多个研究机构分析，我国占人口1%的富人所掌握的财富（假定这些财富都合法）比例已超过美国，更超过欧洲。2015年，美国1%的富人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29.3%，而我国1%富人所占收入比例据认为超过三分之一。美国富人一直是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来源。上世纪90年代，美国这1%富人交纳的税款占联邦税的比例超过30%；近些年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也总在25%左右。如果按这一比例，我国1%的富人应交纳税款在3万亿人民币以上，弥补2.81万亿财政赤字用不了，还可以用于给实体企业减税或其它公共目的。
我国古代《管子》中有句话讲得很精辟：“君身善，则不公矣。”意思是执政者如果一味迁就、姑息，就做不到公平、公正。西方也有句类似的谚语：“圣母心害社会”。一片土地上，大树吸收的养分当然要比小草多，理应相应做出回报；土地要是贫瘠了，小草自然活不了，大树也好不了；如果听任土地贫瘠，那是管理者的责任。但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抵触和市场自由主义歪理的干扰，要落实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的直接税征收，恐怕要付出与反腐同样大的决心和力度。
一些人常讲：前苏联是激进式改革，所以失败；中国是渐进式改革，所以能成功。但我们要看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如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都是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那结果不会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早些迟些罢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正处在是引领世界新民主社会主义潮流、走向繁荣富强公平公正，还是搞纯资本主义、步前苏联崩溃或美英衰落之后尘的三岔路口上。但现在市场自由主义高官高参高知仍遍布各“高大上”位置，随时有可能发动新一轮乃至一轮又一轮彻底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胡闹，所以情况并不能说很乐观。人们在等待十九大的结果。
（全文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