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

　　马纳克说的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还涉及他和毛泽东的一次小小争论。1970年10月14日，马纳克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突然问：“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后来总也没有搞清楚。也可能是胃溃疡，也可能是胃癌。”德姆维尔说：“可能是胃癌。”毛泽东说：“他自己遗嘱中还说是要解剖的。当时医生也没有搞清楚。”随后，毛泽东同马纳克又讨论起法国大革命来。毛泽东说：英国人曾经占领法国的土伦港。而马纳克则说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没有占领土伦”。毛泽东仍坚持说：“我看到的拿破仑的传记上说，拿破仑是攻下土伦的，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马纳克也坚持说：“我记得英国是从海路上攻打土伦的，包围了它，但好像没有占领。还要再核实一下。”德姆维尔只好出来打圆场：“将来我们大使就此写一个备忘录交给中国政府。”事实上，毛泽东的记忆是对的。1793年6月，法国保皇党人将土伦要塞和法国地中海舰队拱手交给英国、西班牙联军。这年12月，法国革命阵营的炮兵中校拿破仑率部从英国和西班牙军队手里夺回土伦港，一战成名，拿破仑也因此登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舞台。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时，大概因为马里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又和特拉奥雷讨论起拿破仑来，并想起同德姆维尔和马纳克说起的话题：“拿破仑是1769年生，1821年死的。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是害胃溃疡还是胃癌死的，不清楚。”特拉奥雷告诉毛泽东，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化验了拿破仑的头发，证明是被毒死的。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是不是拿破仑本人的头发?”“怎么解释拿破仑长期以来总是胃疼的现象?”“是什么人毒他呢?英国人吗?”

　　随后，毛泽东又谈起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的学术贡献，称他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发展了康德的观点。然后又讲：“拉普拉斯教过拿破仑的书。现在的一些法国人，把他们的祖宗忘了，我说英国人占领了土伦军港，他们说没有。拿破仑是学炮兵的，他第一次立功就是收复土伦军港。拿破仑就不是法国人，他是科西嘉人，属意大利，刚刚割让给法国没两年，他就变成所谓的法国人了。他很不满意他的父亲投降法国。”讨论这些问题，很像是历史学家在进行学术探讨。

　　但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而且是集革命家与军事家于一身的政治家，他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这样一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议论，不能简单视为“闲坐说玄宗”式的个人兴趣和排遣，实有共鸣之心。为什么喜欢读谈法国近代史，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有时候也透露出一些缘由。比如，1964年1月30日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法国出了一批唯物论者，除了《民约论》作者卢梭及伏尔泰，还有法国的山岳党。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他的一些著作，我都看过，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还有你们的巴黎公社，《国际歌》也出自你们的国家;还有《马赛曲》，我从前会唱《马赛曲》;还有你们国家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傅立叶、蒲鲁东。”

　　1970年10月14日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于你们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关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以至后来的大革命。以后是拿破仑统治时代，拿破仑第三，巴黎公社，你们的国歌《马赛曲》，也是在过去大革命年代产生的。《国际歌》，都不是音乐专家创作的。《马赛曲》也并不是在马赛创作的。在莱茵河前线，有一位将军创作的，后头因为马赛人的军队援助前线到了巴黎，这些人很喜欢唱这支歌曲，所以就叫《马赛曲》。”1972年7月10日在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毛泽东又讲：“对于西方历史，我是比较熟悉你们法国，法国十八世纪末的大革命。”

　　以上几次谈话表明，毛泽东对法国近代史感兴趣的内容，主要涉及启蒙主义思潮、大革命进程、拿破仑的影响和空想社会主义及巴黎公社传统。为什么说“法国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看起来还有兴趣”，为什么说“拿破仑对我们很有影响”，为什么说“法国的文化对中国也有很多影响”，虽然没有作具体解释，但从毛泽东谈论的内容看，可以体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直接催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先进的理论思潮。

　　毛泽东早年曾研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类著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些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先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才又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即使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了解法国启蒙主义这些思潮，也难以真正读懂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所以，毛泽东在1944年回答英国记者斯坦因的提问时表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1965年8月5日在会见外宾时他引用列宁的话讲得更为明确：“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第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无出其右。

　　唯其如此，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社会演进的规律和特点。这是毛泽东感兴趣的原因。人们常常引用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双城记》开头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还有一句名言也是很深刻的：“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把这两句话组合起来，可以体会到法国大革命的复杂性和它带给人们的思想冲突之剧烈，由此彰显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进步中拥有的特殊地位。这样特殊的重大事件，怎么会不引起探究历史发展规律的革命家、政治家们的兴趣呢?所以，这就不难理解毛泽东1973年9月12日在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所说的话：“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