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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2017-5-8 21:5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400| 评论: 0|原作者: 阳和平|来自: 人人网

摘要: 上世纪全球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主观原因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未掌握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具体模式。文革中出现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虽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伟大实践,但因起步晚,经验少,未能有效阻止走资派,即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获权。本文试图以此为线索重新反思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内涵。
四、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方式方法
1. 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方法不适用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在如何避免阶级公仆变成阶级主人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通过三四百年的社会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经验。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根本结晶就是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内容。
因为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利害冲突(目前美国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哪一个利益集团独霸了政权都会有损其他利益集团,因此对为自己服务的政权,他们必须力争有效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关键就表现在立法,执法,和法律解释权的三权鼎立和多党议会制的体制上。它们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主要是通过议会和竞选的形式来协调。举例说,假如一个厂家的污染损害下游旅游和房地产家的利益,双方就可以通过推荐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客,花钱竞选,通过议会立法来调节双方的矛盾。资产阶级的这种民主方式就是资产阶级监督其政权,防止一方独霸的一个有效手段。
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和普选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他们阶级内部真正民主的表现,是他们赖以监督所有他们受雇政客的有效手段。但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只不过是个骗局。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就其实质来说,是个一股一票的“财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不推翻私有制的前提下,广大人民群众选来选去只不过选的是哪一个统治阶级的成员和他(她)的主张有望少剥削少压迫自己罢了。
因此,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再多,对无产阶级也没有多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多党制解决不了那个阶级掌权的问题。谁掌权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靠法制就能规定的了。法规是人定的,执行、修改靠的都是人。俗话说“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任何法规如果妨碍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不会在法规的面前畏缩不前的。
很多人一谈起民主就把美国列为榜样,认为美国是个民主法律健全的国家,殊不知,好赖的法律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比如美国的劳工法中的罢工和工会组织条例,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高潮威胁下制定的。但是并不是制定的就完事了。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法律最终还要靠工人阶级去维护和监督其执行。健全法制不是问题的根本。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反映了各阶级之间,及阶级内部集团势力的权衡,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制和普选来体现。普选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根本的。这是因为普选或代表很容易被当权者左右,尤其是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劳动人民群众中还占上风的时候,他们更是容易被个人的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所左右,因而放弃本阶级的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因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私有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者之间就不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基于目的、内容和世界观的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就主要的不在于如何调和其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也就不能简单地借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和方法,无产阶级对其政权的制约也就不会是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制的制约形式。
2. 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无产阶级制约当权者的一个全新的模式
无产阶级用什么方式方法来监督和制约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呢?靠什么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呢?
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对此作了很多的探索。
一方面,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保证,不再受资本家的盘剥和奴役,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广大农民从封建和半封建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广大人民通过苏维埃或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还不很发达的国家迈出了管理国家的第一步。
但是另一方面,革命的实践又迫使无产阶级和自己的革命领袖放弃很多资产阶级形式上的民主方式,不得不努力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
由于无产阶级大民主只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相对稳固的条件下才能去实践,所以它的经历还很短,经验还很不足,还必然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就像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一样,无产阶级只有从革命的社会实践中才会一步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起先,十月革命到1920间的俄共(布)党内存在过公开的派别活动。这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派别形式很相似。后来在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防止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利用党内公开的派别活动来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俄共不得不取缔所有党内的公开的派别活动。
同时,为了对抗国家机构的官僚化,列宁去世前曾建议大大地增加俄共中央委员中工人的成分。列宁的早逝,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后续的斯大林并没有继承列宁对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探索,他把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误认为是对外部间谍或特务的斗争,没有发动群众去监督党的各级领导。
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道路的实践就不得不落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不甘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肩上。
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那种形式上的民主以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农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里推行的民主管理制度是中国农民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的民主权利,在工业上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技术改革)和反对“一长制”等措施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具体表现。
但是这些努力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对基层的管理上面,还没有触及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也就是对政权的监督上。从1957年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基础的整风反右,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探索无产阶级大民主的道路,探索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根本任务所经历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这一探索的最高成果,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最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一社会实践的结晶就表现在相对独立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上。这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直接监督企业或单位甚至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出色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中可望不可及的一种全新的民主制约形式。这是文革中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如何实行民主监督,如何实施制度内的制约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道路。
3. 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在共有制[5]下制约当权派的作用
无产阶级要消灭一切压迫、剥削的旧制度,要解放全人类以至最后解放自己,说到底,最终依靠的还只能是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斗争。文革的经验证明,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变色的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建立多个与其作竞选对手的政党,而是建立起多个能随时监督其一切工作的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
人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不是群众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统治阶级不允许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文革的经验证明,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有着本能的、自发的组织起来的要求和行为。文革初期那种以生产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一群群的志同道合的群众自发组织在一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证明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自我组织的能力。
这种群众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群众组织不同。它既不是像工会那样的组织,也不是现在时髦的所谓非官方组织。这是因为工会那样的组织在原则上是代表一个单位里面的全体职工的,因此必须是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相反的,民间的所谓非官方组织一般的是脱离基层的,漂浮在社会上的,或依靠基金会扶持的组织,因而并不是一个单位里群众自己的组织。因此,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共有制下特有的组织,是私有制下除了经过工人斗争取得的工会[6]以外很难允许存在的组织。
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是相对独立的是因为,一方面,它的存在是不需要地方党组织认可的,但是另一方面,它的活动范围和组织规模又是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因此它不是完全独立的组织。
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是群众自愿联合在一起的团体。它的组织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内部意见不一致,矛盾解决不了,他们随时可以分裂为多个不同的组织。因此,他们的基本组织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
这样,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存在,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会出现,他们都会或多或少的从自己的眼前或局部利益出发,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是很激烈的。
群众中的派性也会反映到执政党内。同时,党内的派性斗争也会反映到群众中去。正因为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允许派别的公开化才需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作补充。这样既保证了党的团结一致,又保证了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这就是辩证的统一。
很多党内各级的领导和老一辈的革命家们很难接受这种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允许有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把党的组织本来是为了组织人民、领导人民闹革命而成立的组织,变成了取代群众独立组织起来的组织。说起来也怪:革命前,先是没有群众组织,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起来闹革命。革命后,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又是不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文革的经验证实了对群众组织起来的态度就是分别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如果社会主义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如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进而迈入共产主义,那么最终只有依赖人民群众才能维护它。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它是监督各级权力机构政权性质的关键,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集中表现,它是培养工农群众直接领导社会的学校。正是在与各种错误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才会得到锻炼,其间的优秀人物才会涌现出来。
那些怕群众的思想,怕群众组织起来“乱”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是替官僚资本反动统治服务的思想。一方面,要民主就不能怕乱。西方国家民主竞选时不是很乱吗?乱在媒体上,乱在舆论上。但是社会上其它的方面并不一定乱,经济不乱,治安不乱,生活不乱。除非资产阶级政权面临象法国1968年那样的政治危机,民主的程序并不一定乱。西方国家乱的时候是阶级斗争造成的,而不是民主造成的。另一方面,文革中的“乱”有很多的是走资派挑动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根据文革的经验,组织起来的群众可以开会议政,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作为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有了群众组织作后盾,权力机构中的群众代表就不容易被架空了,说话就有份量了,就有可能真正起到监督的作用。
现在看来,文革的后期不该在革委会成立以后把群众组织解散掉。当时对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对的,但是由此取缔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现在看来是错误的。群众组织的解散取消了当权派的对立面,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为走资派后来上台埋下了伏笔。
现在已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不受工人阶级监督的一党专制的政权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文革中出现的群众组织监督企业和地方的领导是为了防止企业和地方领导脱离群众,为了防止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为了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因此,群众组织的存在反映了政权的性质,群众组织的取消也预示了政权性质的转变。
当初解散群众组织的理由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当时的派性斗争已经把中国拉到了内战的边缘。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人民中还有很大市场的时候,派性的产生是很自然的。
如何对待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如何解决群众组织和党的关系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必须进一步通过实践来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原则上来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就是既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又要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监督。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之一。
一方面,将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了政权以后必须把自己自觉地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要有意识的培养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培养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必须学会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克制自己的派性,尊重不同意见的存在,保障其他群众组织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如果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实践能够学会在政权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用民主的方法来协调它们阶级内部的冲突,那么将来的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学会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阶级内部的分歧。
五、结论
用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来监督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对付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官僚资产阶级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找到了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由于无产阶级和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双方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的悬殊对比,他未能巩固其成果,未能将其常规化,因此未能在如何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上走完第一步。这只能靠将来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把毛泽东那一辈未能完成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
 
注释:
[1]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是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是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因而不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打着“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假社会主义,不是反动法西斯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是西欧资产阶级掌权的福利社会主义。
[2]无产阶级指的是所有那些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而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不像资产阶级故意混淆的那样,“无产”在这里指的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没有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3]在经济还不发达的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起先表现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的特权上。
[4]社会化大生产指的是直接生产的规模超出了个人单干的范围,因而需要多个人的协作才能完成的生产。
[5]即人们常说的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概念很不严格。它既可以是毛泽东时代所讲的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公共所有制,即“一人一票”的全民所有制,又可以是后来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把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所有制也称为“公有制”。严格的讲,私有制的对立面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再有,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原则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因此股份制并不是像某些资本主义的御用文人所宣扬的那样也是一种共有制的形式。它是和共有制格格不入的。
[6]在如德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私人企业在二战后允许工会派代表坐镇董事会上的几个席位。虽然这是资本对劳工势力的一种妥协,但目的最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一个企业里工人的局部利益,最多不过是对私有制的一个限制。它不会在根本上危害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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