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反转基因活动家马克·林纳斯访华

于我而言，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渐渐与我当初针对气候变化进行的科学环保主义背道而驰。在2004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变暖的书，立志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而不是只收集一些奇谈轶闻。

所以我必须用海冰的卫星数据去核对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故事，我也必须证明我那关于安第斯山脉消失的冰川照情况属实，因为在此地，高山冰川原本长期都是处于质量平衡状态的。这意味着，我必须学习如何去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在海洋学、古气候学等不同领域都有所涉猎。而我之前得到的政治与现代历史的学位，基本毫无帮助。

我开始经常与那些被我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反科学分子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既不相信气候学家，也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所以我告诉他们“同行评审”之价值、“科学共识”之关键，以及在最杰出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乎事实重要性的论文。

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改变世界的6℃》，具有了一定科学性，并以此获得过皇家协会科学奖。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气候科学家和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领域知道得比他们还多。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有限到可怜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攻击转基因作物的科学性。即使在更晚的阶段，我也没看过一篇生物技术或植物科学领域“同行评审”的论文。

显然，这种矛盾是站不住脚的。真正触动我的，是我最后发表在《卫报》上那篇反转基因文章下的评论。特别是一个评论家反问我：如果你是基于它是由大公司生产的而反对转基因作物，那么你也反对那些由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

所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一个我所珍视的信仰，已逐渐从那个绿色都市神话变为了转基因。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增加化学药剂的用量，但结果是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杀虫剂。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使大公司受益，但结果是广大农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我曾认为所谓的“终极科技”会让农民们每年保留良种的习惯变得毫无必要，但在很早以前杂交技术出现时，它也被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得逞”。

我曾认为没有人需要转基因作物，但结果是由于农民们迫切需要，抗虫棉在印度被非法盗用，抗农达大豆则在巴西被盗用。

我曾认为转基因是危险的，但结果是它们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确。转基因生物中仅仅转移了几个基因，但传统育种的错误方式却会污染到整个基因组。

但将不相关物种的基因混合到一起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鱼和番茄？实际上，病毒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基因漂流。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中，我抛弃了那些所有环保卫士们所谓的正统观点，一开始就试图以最大化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到2050年，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95亿人口，希望其中贫困人口的比率会比现在大幅下降。

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会议上有一项发言主题是关于人口增长。这是个连神都困扰的课题。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贫苦的人们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计划生育或更严厉些的举措，如大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

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更迭率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数据并没有超过太多。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又是哪里来的呢？其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即是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家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于某些可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称是我们这10年里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别是这一伟大成就发生的中心地带，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地还会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实际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儿童的峰值”。即是说，目前大约有20亿个孩子，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不会再刷新了。

但这20亿个孩子很多都能长大成家并拥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们会为人父母，这就是预测中那一年人口将达到95亿这一数字的来源。你不能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孩子，上帝不会允许，而即使不需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这些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几乎彻底抵消了GDP增长，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同步满足人口增长，更要根除贫穷。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时今日仍有近8亿人每晚“枕着饥饿入眠”。任何一个身处富裕国度中的人，敢于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的话，我都将表示谴责。

然而，这种增长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克服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地流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源头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更多粮食，从而保护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为耕地。这也是提倡土地集约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我们还必须解决水资源有限的问题——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层，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大陆农业中心区土地旱灾变得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栖息地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会加剧。

我们还必须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对养活人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湾以及诸多海洋区成为一片死寂，也酿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静候科技革新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并讲究策略。我们必须确保科技革新加速到来、方向正确，并为最需要它的人们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点。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尽管从现在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上亿人口仍将饿死。”他的建议直言不讳——在困难重重的国家如印度，人们可能终归要饿死，倒不如更早取消向他们提供食物援助，以减缓人口增长。

埃尔利希未必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听从了他的劝告，上亿人口可能就不会死。不过在这件事上，要归功于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大幅度下降，印度也成为能够粮食自给的国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也像埃尔利希一样担忧人口的增长。只是他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才是有价值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应得到充足的食物。

那么，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了科学和技术。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具，技术是区别人类和猿猴的主要特征。这项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上。举个例子，如果小麦长得更矮，就能将更多能量用于结出果实而不是秸秆上，那么产量将会提高，因倒伏而引起的粮食损失也可减少。

博洛格于2009年去世之前，花了很多年时间与那些因为政治或观念原因而反对现代农业改革的人做斗争。用他的话说：“如果反对者设法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可能将导致近40年来一直预言的饥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前到来。”

同时，由于富裕国家所谓的环保运动的蔓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相当接近这种危险的地步。虽然生物技术并未停止发展，但因各种限制现已成本高昂，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负担。

目前，在许多国家，一种作物获得监管体系的许可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事实上，我在《作物生命》（Croplife）上看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发现一种新的作物性状到完全商业化，这一过程要花1.39亿美元，所以开源的或公共部门的生物技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

这是个可悲的讽刺，那些从事反对生物技术的人抱怨大公司垄断了转基因作物市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是在他们自己。

官僚主义的负担日益严重。欧盟监管系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转基因作物要等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批准，而在反对生物技术的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由于扭曲的国内政治环境，转基因作物的批准被无限期推延。在全球范围内，由监管造成的延迟已经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现在的5.5年。

请记住，法国长期以来拒绝接受马铃薯，只因为它是从美国进口的。就像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的，欧洲即将变成一个食品博物馆。我们营养充足的消费者们被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因为有充足的食物，我们才能沉浸于美好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