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之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

二

所谓历史分期的上限和下限，就是历史分期的时间跨度，或者说是某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终点。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通向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站在这样的理论高度来对历史进行分期，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基础上，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在大量的事实中找出规律和结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大家没有太多的异议。但很多人却忽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的主题、目标、任务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忽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亦即事实意义的“三年文革”）的历史事实。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斗争对象，及运动的特点、采取的方式和有关政治规定。《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从《十六条》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的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特点和采取的方式，是完全有别于文革前和文革后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的：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目标就是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相应清理各级政权里的走资派。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发言讲话说就是：“这次就是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有个全面的调整。”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勾勒出一个时间表。毛泽东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

“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有一段讲话，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角度再次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题：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掉，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学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

毛泽东这段话把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一年，也是文化大革命“总攻击的一年”，说明1967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年份了。

1967年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在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

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号召说：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967年1月14 日，毛泽东在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时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亿万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只有展开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展开一个群众性的全面夺权斗争，才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的夺权问题，彻底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毛泽东在1967年5月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时曾说：

“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王力、关锋）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毛泽东谈的这个进程说明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在1967年5月就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夺权决胜阶段，意味着夺权任务一旦完成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结束了。

按照毛泽东筹划，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时算起，也就是1967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决战的关键阶段”，把这样的“主题”、“正题”做好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看出眉目，有条不紊。7月13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肖华、杨成武等人开会，他说，发动群众的阶段已经过去，“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国友人时说：

“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疼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

“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

同年9月，毛泽东在南方视察途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彻底消除派性斗争，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临近尾声。毛泽东说：

“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据陪同视察的杨成武回忆：

“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文化大革命最明显的标志，便是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这时，毛泽东考虑“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显然是在做文革的“扫尾”工作。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这篇经毛泽东批准的社论，以公开的方式，传达了毛泽东南下视察的讲话精神，实际上也是向全党全国传达这样的信息：“文化大革命已经或正在取得全面胜利，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情。”

自1967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开始，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后都相应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8年9月7日，全国除台湾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即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任务的标志，也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的直接的事实标志。

1968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宣称：

“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这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仗。各级革命委员会，一定要狠抓斗、批、改，并在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中，使革委会发挥更大的革命威力，得到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部署的“斗批改”是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主要内容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这也是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九大所说的文化大革命的“扫尾工作”。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亲自为几个“斗、批、改”的调查报告写“编者按”，以期向全国推广。他在与外国友人交谈时说：“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毛泽东认为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斗争已经告一段落，国家已经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亦应顺利地结束。

1968年10月13日至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毛泽东主席主持这次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泽东赞成“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提法。他说：

“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这些。”毛泽东认为，到1969年，文化大革命也就进行到底了。

从1968年6月15日至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续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92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分配一部份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中发〔68〕9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七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中发〔68〕9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8号）、《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一九六八年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发〔68〕159号），全国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1966—1968届的大中专毕业生全部进行了毕业分配。

根据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各地当年在校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全部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作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主体的大中专和普通中学的红卫兵全部离开学校，退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舞台，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落下帷幕的最显著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