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阳和平常开玩笑说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像中国人（深眼窝、大鼻子“洋人”），又不像美国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英语后学的），既不像知识分子（是半路“出家”而非科班出身）又不像工人（眼下在大学教书）。”的确，阳和平本身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历史，正是他的“四不像”的特别之处，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大学生。近年来，他常被各地大学的学生社团请去作报告。当然，阳和平主要还是在讲他的父母，通过两位留恋中国革命的美国人的故事，向当今的大学生阐述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讲述他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讲述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民主和毛时代的民主。下面的文字，就是根据他在中山大学等多所大学作的报告整理而成的。在中山大学作报告之前，学生首先播放了2004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期《人物》专访“阳早和寒春：在延安窑洞里成婚”。由于时间关系，纪录片没有播放结束，阳和平就开始了他的报告。 大家好！（掌声）有幸到你们大学来做交流。挺可惜今天大家没有时间看完（央视《人物》）纪录片的全部内容。这个关于我父母的视频挺有意思的，我的这个观点没有偏见吧？呵呵。今天我就先用幻灯讲一些，然后我们做一些交流。我先对你们没有来得及看完的纪录片做一些补充和更正。 我发现中国很多媒体人的想象力比较丰富。除了我父母或我视频和音频里面直接表述的以外，报纸、广播和网上有关我父母或我的报道就像油画一样，远看是个像，近看全变样。大的轮廓他们没法篡改，细节几乎全是他们自己编的。尤其是对话。本来引号里的话必须是受采访人的原话，他们却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理解硬塞在我父母或我的嘴里。这种行为在西方是要吃官司的。这倒不是说西方记者素质高，客观公正，而是西方媒体这样乱来就会败诉赔钱，老板会炒这种记者的鱿鱼，他以后再也别想吃这碗饭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这样对待类似的中国记者。他们对我们的报道并不是恶意歪曲。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高明，希望对我们的原话进行“加工”和“提高”，想当然地把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说的、理应说的，借助我们的嘴替他们说了，忘了这样的做法是写小说而不是写报道。但是不管是善意做假还是恶意造假都是假，后果都是误导读者。 你看，就连纪录片的解说词你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你要是看完了这一视频的话，里边说我妈到延安以后“往往有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我妈从来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感觉！相反地，要说在延安那种物质非常匮乏的地方，她的真本事才能显示出来。因为她是学核物理的，她在美国（二战期间）研究核物理的时候，那时候科学家有上千个，她完全可以滥竽充数，她到底干了什么她都不太记得了。到了陕北要什么没什么，她的真本事才显出来了，她不能滥竽充数啊。还有，视频里面讲到我父亲说，跟毛主席握手和跟其他官员握手不一样，字幕括号里说我爸爸指的是美国的官员。不是的，我爸爸指的恰恰是中国的官员。再有一个，电视里面说我妈到北京参加和平会议生我的时候她怀孕七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十月怀胎，对吧？哪有七个月？这里面错误的东西挺多的，来不及一个一个的纠正。总而言之，不要轻信媒体上的东西。 这个视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父母来到中国，但是为什么他们留恋在中国没有解释。我是在中国生长的，我出生在北京，在西安长大。小时候你如果问我，为什么我父母留在中国，我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就像问鱼在水里边生活好不好一样的，我不知道还有别的选择。这么多年后当我有了中美生活的对比，就有感受了，就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了。
这张照片是我父母去世以前2000年左右在北京照的，这个农场现在还在，但是很快就要被开发商拆迁了。我妈活着的时候反对在农场搞开发，是个“洋钉子户”。现在她走了，农场就保不住了。幸亏农场不是农村，政府不能强拆，这是国家单位和国家单位打架，所以赔偿金会挺多的。 我父亲是养牛的，我妈是学核物理的。他们俩相见是通过我舅舅（韩丁，曾担任美中友好协会会长）。电视上好像说到我爸爸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我爸爸上康奈尔大学的目的不是要文凭，他是自己开农场养牛。他的文凭给谁看呀？牛才不理他的文凭呢！我爸爸把自己觉得有用的课上完之后就不再花钱上学了。 上大学时我爸爸跟我舅舅是同学，他俩住在一块儿。我舅舅曾到过中国，通过我舅舅他了解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情况、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类的事。我爸爸养牛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有一点，说中国的农民穷，当时是吃不饱、穿不暖。美国的农民说穷是指的没有钱花，就像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呆在农村，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是觉得农村没有钱花。我爸爸那时候在美国是没有钱花。我妈一直是对自然科学比较感兴趣。他们为什么到中国来呢？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好奇心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留在中国啊？而且留了一辈子，很多人认为不可思议。 一、我父母的背景 我先把他们的背景讲一下，从我爸那儿开始。这不是重男轻女，是我爸先到中国来的。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的同学朋友们一起在北京西单附近边走边聊，一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路过，听我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很好奇。他就停下来问我：“你的中文怎么讲这么好？”我回答说：“我是中国生长的”。他又问：“哦，那你来中国多少年了？”我又一次回答到：“我是中国生的。”他好像找到答案似地说：“怪不得，你是中国生的，那你爸爸肯定在中国了？”我纳闷。我是中国生的证明是谁在中国啊？那肯定是我妈在中国，是吧？（众笑）中国人的大男子主义非常深，根深蒂固。 但是我爸确实先来的，他也不如我妈出名，所以咱们先讲他。由于今天的题目主要的不是在他们的背景，所以我会很快的过一下，好吧？ 1、我父亲的背景 我父亲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太多的幻想。我爷爷上当受骗还是非常厉害的。我爷爷原先是个煤矿工人，曾组织过工会。我爸爸有七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是老九。那时候不讲计划生育，美国至今也没有计划生育。爷爷的家庭负担重，有一天看到广告说纽约州有便宜的土地可购买，又不愿再受矿主的剥削，就带着一家大小11口人到纽约去做美国梦。到了才发现，这些地是水涝地，不能种田，就只好给人家当佃农来维持一家生计。没过几年我爷爷就劳累过度早逝了。留下我父亲兄弟姐妹一家受尽了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但是那时候上大学还不是很困难，所以大的照顾小的，慢慢的就一个个都上了大学。你们学历史，知道上世纪三十代，哪里的经济蓬勃发展啊？苏联。当时美国经济一片萧条，而苏联在短短二十多年吧，从1920年代初基本上把白军给平乱以后开始搞建设，到二战开始，苏联从一个过去非常落后的工业国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二战发了财，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极大，但是二战后苏联就能和美国平起平坐，多么厉害？尽管二战前在美国有着强烈的反共宣传，但另一方面，美国那时候又深陷在经济危机里边不能自拔，所以我父亲他们在周末经常跟七个姐姐一块儿大辩论，我爸爸就是这样在大辩论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后来通过他见过世面的同学，就是后来的我舅舅，又看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才知道，在中国有红军、八路军，他们用小米加步枪把日本给打败了。我爸爸也好奇，希望也能周游世界，见个世面。 但是，你们知道养牛和种地有什么不一样吗？种地的有农忙和农闲。这养牛有什么特点啊？一年365天，你天天都得伺候它，它不给你放假！所以，你要想养牛又要周游世界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我爸就给他哥打工，两人闹翻了。他想以后我什么时候养牛都可以，但是现在我得去周游世界，去看看中国现在是什么状况。那时候我舅舅韩丁已经在中国，我爸爸就把自己的20多头牛卖了，然后就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作为一个养牛专家到中国来了。 1946年的中国，是需要喝牛奶还是需要粮食？（学生回答：需要粮食。）到中国来，没有牛，专家没有用，他们就被派到各地方去考察，下边几张我父亲在长沙拍的照片让人非常心酸。
这张照片就是1946年我父亲在旧中国的长沙街头看到的场面。 这时候在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认为是计划经济的请举手（有一些学生举了手），认为是市场经济的请举手（有很多人，但是大部分没有举手）。什么时候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呀？是不是49年以后啊？那么你想想，你们学经济的是不是学了只有市场经济才能达到资源的最佳安排，最优化，是吧？那么粮食不够怎么办？价格是涨还是落？（同学回答：涨）。涨，你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按照这个市场经济逻辑，你穷是因为你没有本事，那么你就该饿死，就这么残酷。对不对？
这又是1946年我父亲在长沙街头看到的场面。 中国的历史上长期都是粮食不够吃的。但是有些人今天却埋怨毛泽东时代有粮票。有粮票是因为当时粮食产量不够每个人都尽饱吃呀，不得不以粮票来限制有钱人的伙食呀。没有粮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对吧。所以我是在毛泽东时代长大的，我们都有粮票，确实不能尽饱吃。但你想想，在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解放后才逐年增加的呀。
这张图表反映了这一现象。这里没有进出口的粮食，也不反映人均粮食的消费，因为丰年有余粮，歉收年可补。解放以后总的来讲，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高于人口增加的速度，所以到了八十年代才有了粮食产量足够人们尽饱吃的可能，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说是改革开放才使得大家能够尽包吃就像把你吃饱饭的功劳全部记在最后一口饭上一样的荒谬。
现在有些人喜欢谈国民党的丰功伟绩。什么丰功伟绩？这就是我父亲1946年亲眼见到的，自己拍的长沙饥荒救济站的景象。 我父亲他们就非常愤怒，问那些救济站的人，美国那些粮食援助都跑到哪儿去了？他们发现美国的救济粮，被官员们卖到黑市里去了。官员们实现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救济站给那些快饿死的人不是现成的馒头，不是现成的米饭，给他们的是面粉啊。快饿死的人你给他干面粉有何用！ 这时候的旧中国，一边是黄金世界，是霓虹灯，一边是卖儿卖女的，我父亲见过卖儿卖女的。你问那些当地的官员，他们说要坚决惩罚这些贪官污吏。回去我爸爸一问，前几批考察团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官方总是有一个答案，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决，非常愤怒，但都是在作秀！ 我父亲1946年目睹的长沙附近农村的景象。这就是饿死，每天上百个尸体啊（潸然泪下）……  我父亲到中国来，不是来看这个的，他要奔往延安。延安穷，既没有花天酒地，也没有卖儿卖女的。延安是一个人们比较平等的世界。那时候不光是我父母，那时候大量的中国青年离开上海，离开北京，离开重庆，离开西安，奔向陕北一个小地方，图的是什么？他们要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一个新世界！所以这个长沙和延安的对比对我父亲的影响特别深刻。 由于我父亲是一个农民，他刚到延安时就被安排到附近的一个牛场，好像是从阎锡山那儿缴获到的三十多头黑白花奶牛，给延安地区的伤病员增添营养。我爸爸那时候就在牛场里边工作，刚去不久就跟赶上了胡宗南进攻延安。 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事你们知道吗？大多数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一个代沟啊。这个经历对我父亲影响很大。当时在国民党进攻延安之前，毛主席、周恩来和朱德把在延安的这些外国人都叫在一起，说：国民党要进攻了，我们要撤退，但是我们很快就要回来。你们要留就跟着我们留下来，不留就去国统区。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要留下来，但是周总理劝她还是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把见闻写下来影响更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很不愿意地哭啼着走了。我爸爸就有幸留了下来。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军队是25万左右，当时陕北的解放军只有两万五左右，10比1的兵力啊，要是我，是会被吓坏了的。你们会不会吓坏啊？10比1的比例，共产党一点都没有害怕，他们从容不迫地撤退了。我父亲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牛，不让牛落在国民党手里边。国民党当时有美国援助的飞机大炮，有先进的技术。陕北的解放军有什么啊？没有，只有小米加步枪。但就是在这一年一月零一周的400天里，国民党的兵被从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 你再身临其境地设想一下，人可以跑，说：“国民党来了，跑啊”。这牛听吗？你跟牛说：“敌人来了快跑！”它懂得敌情吗？（笑声）什么叫对牛弹琴啊？（笑声）让人把这些牛安全地转移到什么地方，靠的是什么啊？他们每到一处，当地的党组织就告诉他们，国民党在什么地方，下一步该往哪儿走。国民党呢，就是找不到共产党的主力军。说明了什么啊？说明了人心所向，是不是？陕北的人心所向就决定了国民党必然灭亡，共产党必然胜利。那时候的共产党，陕北延安的共产党，可不是今天的共产党。 所以你们经常听人说什么“落后就要挨打”，你们信不信？什么时候落后？是今天落后还是五十年代初落后啊？五十年代初中国敢派兵到朝鲜跟美国较量，今天你敢吗？美国航母都进黄海了，你屁也不敢放！说明什么时候落后？这个落后不落后主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是人心齐不齐的问题。为什么当时日本侵略中国时那么容易啊？不就是老百姓一盘散沙嘛，对吧？什么叫落后？不光是装备上，你说美国武器，国民党武器哪个落后啊？这个小米加步枪比原子弹还厉害！掌握在万众一心的老百姓里边，它就厉害。 所以我父亲对毛主席，对那时候的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从那以后，他说这帮人真是有出息，我就要跟着这帮人干！这种人有精神，有信仰，有动力，有干劲，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一个劲儿写信给我妈妈说，你赶快到陕北来吧，这边太有意思了，你什么时候研究核物理都行，你要来晚了这就赶不上了。我妈给他写信写什么啊？黑洞。（笑声）我爸爸看了黑洞好像很有意思，上厕所没有纸就用它了。（笑声）
这是我妈1949年到陕北去以后给我父亲照的相。 我爸那时候佩服毛泽东佩服共产党到什么程度啊？你看十一年以后，1958年他们在西安草滩农场工作，那时候已经有我了。大跃进的时候那个叫王震的你们知道吧？（摇头）还有不知道的，还是有代沟！王震最后好像当了副总理。你们听说过《南泥湾》这首歌吧？（听说过）南泥湾讲的是三五九旅开荒，王震就是旅长。王震当时一直搞农业的，东北开荒啊都是他负责的。所以草滩农场是属于农垦部的下属单位，王震当时到西安考察工作。王震是南方人，南方有水几乎就有草之类的、就有鱼就有鸭子，但是在我们西安这边，草滩农场北边有一条河叫渭河，渭河是黄河的支流。黄河你们看见过没有？你听说过黄河的打渔人吗？我不知道山东这边的黄河有没有，反正陕西那儿黄河就是泥河，没有鱼的，草也很少。那么王震来了就说：“你们的农场有条件，啊，你们要养十万只鸡，十万只鸭。”开会的时候我妈就拉着我爸的衣角问：“那么多鸡那么多鸭吃什么啊？”我爸说：“相信党！”（笑声）我爸爸这样说是有原因的，过去他知道，相信党没有错。 2、我母亲的背景 那么我母亲的背景呢，她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不是劳动人民出身。我姥姥是个教育家，她信奉的是从干中学，她的教育思想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她主张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个中国人也主张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你们知道是谁啊？（回答：毛泽东）对！毛泽东。所以我姥姥特别佩服毛主席，他们是不谋而合。 我妈从小就认为她没有干不了的事。我姥姥带孩子冬天、夏天野营，去旅游，去爬山，艰苦生活根本就不在她话下。她们特别看不起的就是那种贪图享受的人。
所以我妈长大以后也特别喜欢大自然。这好像是我母亲（右一）和大学同学一起1939年左右到挪威的一个冰川野营的照片。
后来她到大学里就对物理特别感兴趣。（上图，摄于1942年左右，左为寒春）
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核物理实验旁边，这个好像是加速器（上图）。 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个现实问题，是吧？一个农夫和一个核物理学家能够在一起吗？（笑声）好的，假设加速器实验室旁边有一个农场，但是他们之间说什么呢？ 改变我母亲的是美国的那两颗原子弹，它摧毁了我母亲搞纯粹核物理研究的梦想。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了原子弹后她特别愤怒，跟着很多核物理学家、科学家到全国各地去游说，他们要求核武器必须掌握在文人手里。她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帝国主义。她以为文人掌握了核武器就不会向日本扔原子弹了。结果游说成功了，法律通过了，她就回到芝加哥继续深造去了。她的同学有杨振宁、李政道，她的导师是大科学家费米，前途无量，是吧？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妈发现她的奖学金来自美国的海军。这个打击太大了，她的感觉，按照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孙悟空再跳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你要研究核物理，你就必然会为美国如何改进它的大规模杀人武器作贡献。你避免不了这个事实。你可以假装你搞的是纯科学，至于凡人怎么用它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母亲良心上不允许，她没有其它选择，她必须离开！ 到哪里去？出路何在？我妈妈准备到中国来，她要从美国外边去看看美国，她要另找一条出路。所以有人说她到中国来是为了爱情，把她气死了。没有中国革命，她是不会来的。她知道她的哥哥在中国，她也喜欢我爸，但是研究核物理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男的，哪个不行啊？干嘛非得找这个农夫啊？我爸爸是看上她了，但是我妈的选择余地还是很大的，搞物理的候选人多的是。所以说是中国革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我！（掌声）
1952年，她要生我了就到北京去了，赶上了亚洲区太平洋和平理事会，人家就邀请她去参加会，结果吃午饭的时候她见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她就讲了自己的体会，她就说科学家不能以为自己搞的是纯科学，就可以不考虑她的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结果那些人觉得她的讲话非常好，就邀请她到大会上讲。大会上一讲，美国报纸上就登了，说核物理的间谍逃跑了，跑到中国去了，给中国提供核武器秘密之类的谣言就不翼而飞了。 你看不见大肚子，是吧，因为我是在大会期间生的，所以我的名字叫和平。这就是简单的历史。
我妈到陕北真是困难.她花了一年的功夫，1948年到中国来，她通过好多方法想到延安去，每次都被国民党边防给挡住了，最后北京解放了，她跟着解放军的大卡车到了陕北。在去延安的路上，一位老农问随行的解放军战士“哟，这大热天的，这女的怎么戴着一个狐皮帽子啊？”当时的老百姓都没见过西方的金发女郎（误把金发当成狐皮帽子了）。
这是她1949年在陕北的照片，你看她背后是什么啊？ 那就是陕北的长城遗址。
这是他们1949年工作过的农具厂（上图）。
他们就是把战争留下来的废铜烂铁化成吃饭的锅、农机具之类的。当时你看这里边有手榴弹，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旧车轮（上图）。
我妈那时候特别热心，她说陕北那边风挺大，她要做一个为牛饮水用的抽水风车。你要看完电视纪录片你就知道这风车的故事了。这个风车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设计个给风车减速刹车的闸，结果是三月份有一次风刮得很大，啪的一声风车转速太快了，叶片四飞的爆了，挺惨的。
我爸爸推荐农场搞一个四轮马车。四轮马车应该比中国的两轮马车进步吧？四轮应该比两轮好一些吧？（有人提出手推车）不，马车，你不能拿手推车，手推车当然不能是四轮的，手推车两轮就够了，一轮也有，对吧？你看啊这个二轮马车你要把那个车的重心要弄好，你不能把马压塌了，但是你也不可以弄空着。四轮马车就不用担心了，它拉起来就轻松了，效率来说还是四轮马车好。所以农场就请我爸爸这个外国专家搞了一个四轮马车。但是陕北多是羊场小道，毛驴都难上去，没有大路，所以四轮马车搞了以后没有用场，农场后来就把它切成两段，变成两个两轮马车。 这就是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人生道路。失败的经验让他们认识到：到一个地方，你要先当学生，懂得当地人民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为什么要这样工作，弄懂了你才知道怎么去改进它。你不要以为你很高明，好像是一个救世主似的。他们经过几次失败以后变得非常谦虚谨慎了。所以后来他们调到西安的草滩农场，在那儿一干就是十三年，我在西安这边长大。我是西安人，西安话全忘光了（用西安话讲的）。（掌声、笑声） 他们当时经历了好多中国的政治运动。其中他们经历了50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他们被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的高昂热情深深感染；也同时承受了刚才说过了的王震来农场要他们养十万只鸡、十万只鸭的瞎指挥。他们承受了三年困难时期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干群一致度过难关的艰苦；他们参与了1956年到1966年的中苏“十年论战”的系统学习；他们目睹了四清运动中工作组如何运用王光美的所谓“桃源经验”对农场广大党群干部的迫害。 我自己还记得大跃进的时候敲锣打鼓，打苍蝇，打麻雀之类的事。我也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我们都吃不饱。同时农场生产的水果和猪全部都送到苏联还债去了。当时的困难是三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自然条件，确实很多地方是受灾了；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要还苏联的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58年大跃进的时候那些“放卫星”的干部，比如，河南、安徽和四川。说什么一亩地产上万斤粮食，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所以呢这里边啊要懂得为什么有三年困难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文化大革命。就是有些干部总会拿人民的生命当儿戏，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们说了假话不愿意承认，还用新的假话来掩盖事实。所以很多人说那三年困难时期是头脑发热造成的，但是我不同意。头脑发热的人很快就会在事实面前冷静下来，说假话的人会在事实面前认罪吗？他会用新的假话来掩盖旧的假话。头脑发热和说假话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3、我的青少年时代 以下是我幸福童年的写照：
这是我们一家1954年的合影。我自己看起来还是很可爱的吧！ 
紧跟着弟弟妹妹来了。这是1958年我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到食堂打饭回来时的景象。
这是我们一家1963年的合影。美国的护照当时就写着此护照在中国是无效的，不许美国人到中国来，所以我姥姥1962就到苏联去了，从莫斯科到中国来。她回去以后呢，她的护照就被吊销了，因为我姥姥来中国是非法的呀。[有点不好理解！！]你们都以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真冤枉！中国那时候是要开放的啊，但是是美国要封锁中国。1953年我舅舅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他在旧金山遇到了他的舅舅，他就想动员他的舅舅和中国做买卖。他舅舅是个商人，韩丁就对他说，你啊现在要跟中国做买卖能够赚大钱。他舅舅说什么啊？“We lick them first and then we trade with them!”懂英文的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先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再跟他们做买卖！”人家是非常有眼光的，他们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一定要把共产党人的这个政权给粉碎了，然后他才会跟你做买卖。所以你想想今天为什么美国愿意和中国做买卖，它意味着什么？ 还加一个，我姥姥是教育家，她到中国来想教我英文，但是她是一句中文不懂，我是一句英文不会。她一辈子没有见过像我这么顽固的学生。我小时候真是不愿意学英文，（掌声）鼓什么掌啊？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是吧？（掌声）你们再鼓掌我就不理解，我特别讨厌学英文，干嘛要学英文啊？真是吃饱了撑得慌。（掌声）但是这里边还有点个人因素。因为小时候我父母也教过我一些耳朵、鼻子之类的几个英文单词。同时，我小时候吃饭吃得特别的急，吃完了就闹肚子疼。我爸爸看着我的肚子就说:“My God!”（我的天呀）。有一天她们考我的英文单词，指着我的鼻子问这是什么？我说是“Nose”，指着嘴问这是什么，我说是“Mouth”，指着我的肚子问这是什么，我说是“My God”。（笑声）你们笑什么啊？我好不容易自己学了一句英文，他们这一笑把我学英文的积极性彻底地打破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学英文了。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学英文，学它是受罪。你们现在还可以说什么英文是世界语言啊，什么要给西方交流啊等等理由。但是1962年的中国希望交流什么啊？我真是看不出来学英文的道理。有一天我父母他们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兄妹三个和父母对话只能用英文。我们不干，就罢说了，不理他们。过了几个周，他们受不了了，投降了，和我们用中文对话了。最后是到1967、68年美国黑人的人权运动高潮的时候，我父母特别激动。我对美国那事也特别想了解，就叫我父母给我翻译那个美国黑人领袖的讲话，他们就说：“哈哈！还不赶紧学英文？”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呀。他们终于找到了催我学英文的理由 。
这是1961年左右在我们家门前的合影 当时我在农场真是把农场当成是我的家，我要是离开农场就是外人了，人都围上来了。有一次我们去城里边看病，那时候的牛场还没有公交车，骑自行车要骑好几个小时，结果搭送奶车到城里边，晚上再搭送奶车回农场。晚上在北关还是北门那边，我们造成交通堵塞了。这人围成一圈一圈的，这些人就这样没有表情的看着，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警察把我们给解救了。所以我知道农场是安全的地方，是我的世界。 小时候我可调皮啊，是一个顽童。你们这儿有多少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来的举手。你们说农村好玩还是城里好玩？（农村好玩）肯定是农村好玩，刚到城里有点新鲜感，是吧？新鲜感过了以后就怀恋农村。我小时候都玩疯了，拿这个缸子，然后里边点支小蜡烛，然后我们就玩捉迷藏，我们叫抓特务，晚上几个人就当特务藏起来，其它人就找。我玩到八九点、九十点钟。我弟弟比较精灵，他很早就回去了，他不告诉我，我等到别人都回去了我才回家就太晚了，经常挨我父亲的批评。 还有，我看了电影《地道战》，就在家的自留地旁边挖两个坑，底下再打通，成功了，很高兴。但那是沙地啊，塌方了很危险。我爸爸下班回来一看，以为我妈同意了就没有说话。我妈下班回来一看，以为我爸同意了也没有说话。到屋里两人一对话，麻烦就出来了，我又挨打了。那时候小孩玩的东西太多了。 我父母是1966年春天调到北京去的，我一听说要调到北京我就哭了，不愿意去。1959、60年我在北京上的一年级，大城市去过，新鲜感早就没有了，我就喜欢在农村里边玩。而我弟弟妹妹一听说到北京高兴得活蹦乱跳。 我父母知道，在北京外国人都住在友谊宾馆。友谊宾馆是50年代专门为苏联专家设置的豪华的别墅林园的地方，我父母不愿意跟老百姓脱离，不要到大城市，不愿到北京。最后领导基本上是命令他们的。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到北京干不了他们喜欢干的事。我爸爸一辈子喜欢养牛，我妈一辈子喜欢物理，喜欢搞设计，搞机械。到了北京干什么呢？搞文字。人家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他们校正人家的英文译稿。我妈要是文科搞得好为什么会搞物理啊，我爸爸一辈子喜欢养牛，所以他们特别不喜欢到北京干他们不喜欢的工作 。但是到最后他们说：“好，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到北京有一个条件，我们到北京不住在友谊宾馆。”，“好，不住在友谊宾馆”，领导答应了。到北京以后把他们安排到新桥饭店，比友谊宾馆还高级！这两边真是无法沟通啊，北京的官员根本就不理解我父母。住在新桥饭店出门还不让骑自行车，说是自行车不安全，必须坐车。 我弟弟妹妹这两个草滩农场职工子弟小学的学生一下子转到北京的重点小学——崇文小学。你们恐怕对重点小学比较了解。什么叫重点小学？早上早自习，晚上晚自习，一天到晚都学习！我弟弟妹妹真受不了，还加上一个礼拜只能是礼拜六晚上回家，礼拜天晚上再回到学校去。周日晚上他们哭哭闹闹就是不要回学校去，最后我妹妹的精神都失常了。她大哭大闹地像发疯似的。她有一天偷偷摸摸的就遛出去了，她要到北京车站去，她要顺着铁路回到西安去。到了这种程度。所以我父母断然离开了新桥饭店搬到我舅妈那边去了。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在中国是呆不下去的。这个官方媒体是不会承认的。但是你想想，他们到中国来干嘛的呀？要图享受干嘛到中国来，你想到哪儿去不行？哦，回不到美国去，因为美国把她当特务，那讲英语的国家有的是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哪儿不行？到哪个国家教物理啊都是可以的，所以不是没有出路。他们来中国是要参加中国的革命！如果就这样把他们和中国的老百姓隔离开来，让他们干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他们是非常不痛快的，不会长久的。 幸亏文化革命开始了。我妈看了几个街上贴的大字报，特别高兴。我妈就说，我们也要贴大字报。这时候的我爸，就不像以前那样相信党了。说服我爸后他们就动员在北京的另外两个外国人一块儿写大字报。他们讨论来讨论去花了好长时间。我表姐帮他们翻译成中文，就把这个信发给中央一份，发给外专局一份，外专局的人然后就把这信贴在外边变成大字报。 当时我还在西安，文革的时候有大串联，西安的人到北京来看了外边的大字报就抄下来，回到西安也开始贴到西安的街头上，一传十、十传百，这个学校传到那个学校，不像现在的互联网传那么快，但是经过几天几周也传到全国各地去了。挺好奇的，我那时候在西安，听人家说我爸爸妈妈写大字报了，我一听感觉挺自豪的。后来毛主席看了，还批示了，同意我父母的观点，说外国人凡是自愿的，必须跟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这就把我父母给解放了。
1966年10月份我也到北京去了，但是北京的学生都到外地去了，没有学生了，北京到处都是外地的学生，后来我也跟着我表姐（右边这一个是我表姐，我舅舅的大女儿卡玛）一块串联去了，我们几个人？看得见，四个人吧？别把照相的落掉！
我先讲这步行串联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我表姐她们北京一零一中学和清华、北大的一些红卫兵有个宏伟的计划，要从北京走到延安，从延安走到井冈山，再从井冈山走回北京，计划要花一年的时间。结果她们到了山西的阳泉，就不走了，跑到煤矿里边参加文化大革命去了。后来我像跟屁虫似的也去了。两个月后中央发通知让学生回到学校去，1967年的春天，哎呀我特别不愿意，我准备走一年呢，还没过瘾呢。虽然我们都是发了一张回北京的火车票，但是我不甘心，就动员我表姐还有另外两个大学生一块，就从阳泉坐火车到了离北京300里的保定，从保定走回北京。头一天我走得特别快，比他们都快，第二天走不动了。花了一个礼拜，走回北京了。 这是1969年，同学们一块上山下乡，都是刺头对吧？照片中有一两个不在北京，其他的还都在。当时他们要上山下乡，我要跟他们一块上山下乡，因为我是农村来的，真是对上山下乡一点恐惧都没有。学校不批准我就找到区里边，区里边不批准我就找到市里边，结果市里边也不批准，我就发现鼻子大真碍事。（笑声）最后就只好跟着同学们一块到工厂去了。从1969年进工厂一直到1974年，这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
这是1971年，尼克松要访华了，周总理就邀请了我舅舅韩丁到中国来（前排中间站立者为舅舅韩丁，前排右二是母亲寒春，后排右二是父亲阳早，前排左一是表姐卡玛，第二排左一是我本人）.周总理那年接见我舅舅有五次，我每次都在。我这一辈子真是幸福，能亲自听周总理讲中国的大事，国际形势，讲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之类的，那受益真是特别大，真是了不得。（《红色参考》2012年1月号）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