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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合法”的?—— 与夏莹女士聊哲学

2017-5-14 03:35|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735| 评论: 1|原作者: “鱼雷快艇海鹰号”

摘要: 在当今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是否还会爆发“革命”?对此,夏莹女士认为,社会革命虽然并非“必然”,却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夏莹女士对革命的“合法性”的论证,所依托的是“完成马克思思想的彻底化”;据说,在经过了“彻底批判”之后,便可以坚守马克思思想的“核心”。

在当今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是否还会爆发“革命”?这里说的“革命”,不是指的换汤不换药的“颜色革命”或者在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政变”,不是指的简单的政治权力的更替,而是指的超越现存的社会制度、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具体来说,就是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世界体系及其历史时代。

对此,夏莹女士认为,社会革命虽然并非“必然”,却仍然可以是“合法”的;就是说,可以从哲学上、理论上给予辩护。夏莹女士对革命的“合法性”的论证,所依托的是“完成马克思思想的彻底化”,而“彻底化”的方法就是对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和“重构”,一方面拒斥“经济、阶级、生产”等概念,另一方面剔除马克思思想中“残存的形而上学”(如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先定选民”、“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的必然目的”等);据说,在经过了这样的“彻底批判”之后,便可以坚守马克思思想的“核心”。(见夏莹,“统一性哲学的断裂与革命理论的合法性论证——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哲学贡献”,《激进阵线联萌》2017年5月8日,https://mp.weixin.qq.com/s/pVHg6UPzqeikDedC9y-Okg)

夏莹女士是哲学家;虽然哲学的起源是无所不包的学问,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术业有专攻”,成为分工体制下一门狭隘的专业,游弋于精神的“彼岸”。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彼岸”哲学的“此岸性”毕竟是要在现实世界中证明的;而夏莹女士对革命“合法性”的论证,也确实是在探讨“此岸”的问题,即理论能否变为“物质力量”的问题。再者,笔者勉强还可以算一名哲学爱好者,粗通一些“话语”、“范畴”,并且与夏莹女士确实有一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分歧,所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下面,与夏莹女士着重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在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是革命的主体?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夏莹女士所说的“苏联事件”)是否构成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人类历史是不是有规律可循,规律是不是可以认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即无阶级社会是不是必然胜利?)

 

谁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数量不断壮大、组织不断加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雇佣劳动者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又必然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也可以说是理论假说。

应当说,这个假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验证。这当然是所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与夏莹女士分歧的一个方面。

在夏莹女士看来,整个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而在西方,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自为”阶级,资本主义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行消亡”。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彻底失败”了;“现实对理论的证伪”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

夏莹女士认为,要“坚守”住马克思的思想(或者说,说白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要作为一种理论生存下去),就要与“传统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思想”决裂,建构某种“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目标。

所谓“非先验”的革命主体,就是说,没有哪一个阶级(或者哪一个社会集团)注定是革命主体。所谓“非先验”的革命目标,就是说,革命不是必然的,革命的动力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是某种“应然与实在之间存在的永恒张力”,或者说,在社会“应该怎样”与“实际上怎样”之间所存在着的、永远不会消失的冲突和矛盾。

如何将这种“张力”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变革,完全是偶然的,取决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而所谓“文化领导权”,其本质是“暂时的话语连接”。无论是哪个社会集团,如果掌握了“话语实践的连接能力”,“将社会对抗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就可以成为“革命主体”。这样一种“革命主体”,据说是“非本质”的、“非先验”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但是“主体的空位”永远不会被“消解”。

夏莹女士所推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表面上,这些理论坚持革命主体是可以“建构”的,而实际上,“主体”已经被抽象为“主体的空位”,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因而也就与历史失去了一切有机联系。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好像随时可以被填充,但是因为纯粹是话语的建构(也可以说是精神的想象),也就永远不能被填充。因为将这样的“主体的空位”建构出来的“理论”,既不能说明一定的“话语连接”所赖以产生出来的实际历史条件,也不能说明这些历史条件如何产生、发展和变化,也不能说明“话语实践”如何奇迹般地转化为社会实践和“物质力量”,更不能说明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面对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无产阶级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现实,而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可以认识的,所谓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永恒空间”也就无非是革命低潮时代小资产阶级“激进左派”分子聊以自我安慰的精神鸦片、在无限的偶然性中期待着命运眷顾的神奇一瞬而已。

在历史的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获得“文化领导权”,也始终没有找到那神奇的“话语连接”,不仅没有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并且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据说是“失败”了,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欧洲共产主义”又能够以什么样的“事件”来标榜自己的成功呢(除了若干“理论家”仍然出没于大学讲台以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欧洲上世纪二十年代工人革命的失败以及改良主义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这些历史现象,归根结底,要用西方工人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所处的实际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来解释。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已经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得来巨大的“超额利润”,从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收买“工人贵族”,培养“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将列宁的观点应用于更加广泛、更加一般的情况,可以认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核心、半外围、外围等不同的结构性层次,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等手段攫取了外围、半外围所生产的大量的剩余价值,并用其中一部分通过高工资、社会福利等方式与本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分享,以此来求得内部的阶级妥协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工人阶级实际上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成为改良主义(乃至帝国主义)在事实上的受益者和支持者。有什么样的“话语连接”能够颠覆改良主义的这一物质基础呢?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话语连接”(而不是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能够在西方或非西方的任何地方“建构”出革命主体。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革命主体并没有“空位”,而是在广大的外围、半外围地区蓬勃发展。当然,实事求是地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非马克思原先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民族解放运动。在一部分半外围、外围地区(分别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旧统治阶级不能够有效动员经济剩余以应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强加的挑战,只有通过将底层广大劳动群众充分动员起来并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才能创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下,才形成了事实上以出身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主体”,并相应产生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话语连接”。这一“话语连接”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东方”国家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及其历史矛盾在革命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反映;也只有正确地把握现实存在的阶级关系和历史矛盾,这一“话语连接”才能通过土地革命、红色政权、统一战线等物质力量最终达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

在夏莹女士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毫无疑问是失败了:“苏联大清洗的政治悲剧让马克思成为宏大历史叙事的代言人,在其中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在理性化的理想面前可以被随意践踏”;“苏东裂变的政治变革则似乎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彻底失败”;“20世纪政治格局的大变革将马克思的思想推上了理论的审判台”;“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证伪(这里且不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广大劳动人民沦为赤贫乃至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下降的事实又如何体现了“个人的自由与生命的意义”)。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向无阶级社会真正地过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至于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而是出现了新的阶级压迫和剥削,这完全可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认识和解释(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阶级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的观点),此处暂不赘述。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实际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对劳动群众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动员经济剩余以完成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以巩固并提高它们作为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完成了这个它们实际上可以完成的历史任务,因而也就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存在理由,也可以说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因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还加速了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和胜利的进程,为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社会改良创造了外部条件,从而使得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推动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

所有这些,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按照夏莹女士的概括,“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主体”即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到目前为止,西方的无产阶级确实还没有成为革命主体,而历史上东方的革命主体又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不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呢?

历史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辩证的,通过“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实现无阶级社会,但是却将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为二十一世纪初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化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进程,不再限制在少数西方国家,而是扩展到大多数东方国家。

当大多数的半外围、外围国家发生并完成无产阶级化以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又不具备条件用来自世界其它地方的剩余价值来收买“工人贵族”或建立阶级妥协,从而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要求与资本积累的界限无法兼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真正验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假设。

不仅如此,伴随着外围、半外围国家无产阶级历史性要求的增长,从而核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机制被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原有的阶级妥协也将分崩离析(这不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吗?)。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许也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并证明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阶级或者什么“主体的空位”才有资格作为“革命的主体”。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是“批判”与“革命”。为什么这两个概念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精神”、评价“核心精神”的标准是什么,夏莹女士并未说明。夏莹女士对于“革命”的理解,已经在上面介绍。夏莹女士所说的“批判”,指的是康德式的“批判”,即“反形而上学”。

在哲学中,“形而上学”是一个费解且多有歧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的,指的是孤立的、静止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夏莹女士不是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是在康德的意义上,将“形而上学”理解为人们的经验以外、由“先验”(信仰)所认定存在的东西(“自在之物”)。

按照夏莹女士的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拒斥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强调了“主体的有限性”。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实现过程,因而“存在即合理”,并因此而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夏莹女士看来,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先验的“自在之物”)。马克思的“批判”,推翻了现实世界是“理性”的实现这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从而与康德的“批判”相契合。按照康德的观点,主体是有限的,就是说,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经验”到的世界(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到的世界)才是可认识的,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在“经验”与“自在之物”之间,在存在与思维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夏莹女士认为,正是这种现实与思维之间的“永恒的张力”(现实永远不符合理想),才保证了现实的“开放性”,并为斗争和革命提供了“合法性”。既然“理性”不能在现实中实现,历史就是没有“目的”的,而只能是无限的偶然性。任何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观点,都是一种“既定的安排和规划”,是“形而上学”,是对“革命的合法性”的破坏(因为革命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历史的偶然性)。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夏莹女士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设想”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残余”。只有对马克思“彻底批判”,将马克思的思想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才能将马克思的思想“彻底化”并“坚守”。

正如恩格斯所说,思维与存在是否统一,即人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外部世界是否是可以认识的),是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之一。承认人的认识是可以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可知论。不承认外部世界是可认识的,是不可知论。康德的“自在之物”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在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主张的辩证唯物主义看来,人的感官经验固然不是外部世界的全面准确反映,因而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往往从局部的、片面的、支离破碎的感性认识出发,但是感性认识可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对外部世界规律性、概括性的认识),理性认识指导着人们的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实践中,人们获得新的感性认识、新的理性认识。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人类的认识逐渐地符合客观实际的本来面貌,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逐渐认识到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从而通过相对真理的不断累积而接近绝对真理。因此,在人类的经验世界与“自在之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类的循环往复的实践就是跨越鸿沟的桥梁。

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看来,在由认识到实践的每一个阶段所形成的理性认识,都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来源于感性却“高于”感性。比如,将各个盲人摸象所得到的局部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对“象”的理性认识;将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马的感性认识综合起来就可以得到“马”的概念。如此得到的理性认识,不是“先验”的观念,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将这些反映总结起来。“马”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这可以由所有的马都有相同或类似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得到证明。否认“马”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要陷入“白马非马”的谬论。

当然,上面所描述的,只是人们分别认识“象”和“马”的一个阶段。人们要对“象”、“马”乃至整个外部世界达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反复和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在追求马克思思想“彻底化”的过程中,夏莹女士对于上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字未提,甚至不屑于给予“批判”。

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人类的历史活动也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规律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

夏莹女士虽然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活动的约束性”,但是却不承认“约束性”也就意味着“必然性”。比如,人都要吃饭睡觉,这既是“约束”,也是必然。不管古往今来,不管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们,有多少个体的差别,有多少奇风异俗,有多少偶然性,所有的人都只有在“吃饭、睡觉”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和发展。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约束下(首先是在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约束下)的产物并且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约束下才能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一切的历史条件又必然是不断地发生、发展、变化的;因而或迟或早,现存的社会制度要与外部的历史条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当现存的社会制度赖以存在的一系列历史条件不复存在或者被严重破坏的时候,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必然不能够再存在下去。

除非历史条件不再发生、发展、变化,或者有什么可以不依赖于一定历史条件而存在的社会制度,否则,万古长存、永恒不灭的社会制度是没有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必然要灭亡的。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到底要依赖于哪些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遵循哪些规律,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又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等等具体问题,人们的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子就符合客观实际的,而是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也不属于哲学的任务,而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并且要经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反复检验。要真正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些问题后面的历史规律得到比较正确、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就不但不能“拒斥”,而是必须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

当然,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阶级、生产”等实际过程及其规律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提高,并有可能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思想”,其中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已经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所证明,另外一部分(无产阶级成为掘墓人)还有待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未来的发展中得到验证。马克思最初的一些设想,如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爆发,当然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但是经过二十世纪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通过自身的发展获得了对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运动规律更完整、更准确的认识,包括核心剥削外围的规律、世界范围剩余价值再分配作为西方工人运动“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革命规律、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无产阶级发展的规律以及未来在世界范围全面验证“掘墓人假设”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先验的“形而上学”,而是人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历史规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逐步达到正确认识的过程。

所有的人,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要从甲地到乙地,为此就必须做出“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这些“安排和规划”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而不是“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而是从人们以往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经验总结出来,并概括为某种“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可能只是表现为人们头脑中的“路线”,也可能表现为“地图”,还可能较为“感性”的用实时卫星导航表现出来)。这样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也有可能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时就要根据新的实践所获得的新的经验校正我们的认识,形成新的路线图,并做出新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

然而,按照“批判”的哲学家们的意见,一切“既定的安排和规划”,都必然是“先验”的,是“形而上学”或者“形而上学的残余”,因此必须加以“拒斥”。或许,“批判”的哲学家们每天的活动,都是可以不经过“形而上学”的“既定的安排和规划”,而是要永远地保持“应然与实在之间的张力”,只需要通过“话语连接”来保留现状与目的地之间的“永恒空间”就可以了。毕竟,革命的“合法性”高于一切,而革命的“必然性”(即革命的实现)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只能“拒斥”并“批判”。

至于人类自进入文明以来即处于其中的阶级社会,则是一种在更大历史范围内起作用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必然要经过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人们对于阶级社会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认识,当然也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和长期的过程。其中有些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将创造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资本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对抗性生产方式”,人类的“史前史”是否将由此终结,等等,可以进一步探讨并在未来的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得到新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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