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龙曾说“ 我是毛主义者” —— 1968毛泽东在巴黎

故事始于一小撮左派分子——自称是法国共产党左翼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来自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由于他们对那些正发生于世界另一端的政治事件神魂颠倒，激情澎湃，所以他们开始深切地认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逐渐地将其视为医治法国本土各种政治弊端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当中没有人会说汉语，关于当代中国的可靠信息几乎不可能获得，因为毛泽东基本上禁止外国人入境。这只是点小事儿而已。这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对当代中国了解得越少，那就越合他们的心意。对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激进政治希望与幻想来说，“文革的中国”变成了一块投影屏幕（projection screen）、一项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而这些激进的政治希望和幻想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已经被剥夺了现实世界的出口。中国变成“光辉灿烂的乌托邦未来”的化身。通过“生成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通过采取中国红卫兵之法国化身的新身份，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阿尔都塞追随者试图彻底改造自身，借此他们不仅将涤除他们作为殖民者子孙的罪恶，而且在更普遍意义上涤除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罪恶。

渐渐地，“真实的”中国不再发挥影响，相反，争论最激烈的是政治末世论问题。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或者它所想象的成功——会神奇地弥补其他地方共产党遭遇的完全失败。青年左派分子认为他们是“强硬派分子”——拒绝与当代法国的肮脏现实进行妥协的虔诚信徒。在他们眼中，法国共和制的荣耀已经不可挽回地消退了——这一传统在他们看来已经不幸地被殖民主义的遗产与戴高乐派的专制主义所损害。人们感觉到，即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在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压抑本质不可否认地达到极不协调的比例的时代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学生们提供了一条永葆狂热的法国革命传统的道路——巴士底狱的荣耀、瓦尔密的光荣与巴黎公社的辉煌。

法国共产党乐于贬低毛主义者，因为他们人数少，被贬称为一个小派别，一个小团体而已。若不是蓬皮杜政府政治上的拙劣行动——1970 年春突然逮捕毛主义领导者，并查封他们的报纸，那么他们的故事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五月事件”的映衬下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故事。然而由于政府的拙劣行动，未被注意的毛主义者的活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项著名的事业。让-保罗·萨特接管了毛主义报纸，大胆反抗政府独断的、残暴的政治清扫行动。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一度中断巴黎体育馆的演出，请求释放被拘捕的毛主义者。在这一极为突然且出人意料的情境下，毛主义成为一种政治时尚，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开始引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米歇尔·福柯以及《太凯尔》杂志的杰出人物菲利普·索莱尔斯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兴趣，他们从毛主义中察觉到一种创造性方法，用以解决法国当时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保守主义。毕竟社会党完全陷入混乱之中，共产党变成一个“秩序党”。戴高乐主义者与当时掌权的蓬皮杜断然拒绝放弃权力统治。然而，正是一个活跃在拉丁区的左翼小派别在许多方面成为“五月风暴”之解放诉求的继承者。

影响中国思想界的法国哲学家萨特和福柯在“五月风暴”

由于“五月事件”以及他们与毛主义者的接触，法国知识分子告别了他们以前迷恋的雅各宾派——列宁主义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式。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像达官贵人一样，而是使民主谦逊的美德内在化。在“五月风暴”的余波中，他们接受了社会斗争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他们有关不公正的自上而下政治的“后五月意识”提醒他们注意“社会”的美德和自下而上的政治斗争。因此，法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完全被改变了。虽然萨特的介入知识分子模式得以延续，但是它的内容完全被重构了。对衰弱的政治先锋主义的这种洞察力促使法国作家和思想者重新评价普遍知识分子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政治遗产：这种普遍知识分子通过卖弄永恒的道德真理而令当权者羞愧不已。

只要毛主义者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范式实例，它就值得一讲。毛主义者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调和他们亲华的“意识形态眼罩”与 “五月风暴”的解放精神。一旦他们不再以革命口号欺骗自己，他们就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因此文化革命的观念完全被改变了，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独有的参照点，它反而逐渐代表一种思考政治的全新方法：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最终，左派分子开始意识到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的价值并非反向作用的，而是互补的。毕竟，正是法国人最早在 1789 年创造了人权与公民权。在更具当代性的人权伪装下，他们当时想重返的正是这一遗产。

   1968年，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际，巴黎的大街上却出现了身穿中国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胸前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法国青年，法国报刊当时疾呼：“巴黎街头出现红卫兵”。1974年，让·雅南拍摄了一部以解放军占领巴黎的电影《解放军在巴黎》。 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

人们经常说，也许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法国的“五月风暴”是一种探寻“事件”的“解释”，历史学家、权威专家和政治家如此一致地努力将理性意识强加于一系列事件，以致这些事件似乎总是公然反抗严谨的概念一致性。

在法国和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完全是一场十足的灾难，这种观念已经成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大西洋这边，新保守主义历史写作的陈词滥调之一就是战后时期的社会不稳定——城市骚乱、毒品泛滥、快速上升的离婚率和对权威敬意的下降——一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据称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最具灾难性的十年。诺尔曼·波多霍雷兹，新保守主义奠基人之一，认为 20 世纪 60 年代见证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文化消亡过程：“奥登所谓‘卑下的、虚伪的十年’，当然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其‘睿智的希冀’集中于苏联工人天堂的建设。我们与之相对应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其不甚‘睿智的希冀’并不集中于建设……而是集中于破坏，是摧毁那些构成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体制。”

在纽特·金里奇看来，美国历史到 20 世纪 60 年代拥有了 350 年的叙述连贯性，当时由于自由主义精英的过激行为和反文化享乐主义，一切都成了未解之谜。施特劳斯派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暗示了新左派本质上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复活。“历史总是重复自己，”布鲁姆说，“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大学像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布鲁姆的解释向我们提供了令人不安的大学图景，这些大学被有暴力倾向的非裔美国学生团体扰得焦头烂额。通常，自由主义大学的行政部门懦弱地顺从这些团体的要求。大多数学生像绵羊、旅鼠一样被非理性的党派偏见所煽动，也不过是凑凑热闹而已。与此同时，知识渊博的精英——布鲁姆和他的挚友们——虽然拥有“正当理性”，但他们被边缘化了、被冷落了。就像柏拉图洞穴隐喻的主角一样，他们已经看见了太阳光——只有他们知道真理所在的确切地点——但是被激情所羁绊的大众拒绝听从他们的忠告。然而，一旦涉及评价“治安武装力量”的暴力和蹂躏，布鲁姆的著作竟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

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中国学生的东方响应

布鲁姆的解释便于从时代的过激行为中提取以下主题：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反应迟钝的政治精英、深刻影响少数族裔和下层阶级的城市衰落，最后尤为重要的是一场显然以不道德的手段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汽油弹、不加区别的空中轰炸和残忍的搜索歼灭行动。在美国人全力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过程中，大约有两百万越南人丧生，他们大多是平民。在新保守主义的知识体系中，越南冲突最终是一场“正义的战争”。然而美国人的战斗意志被自由主义者、抗议者和逃兵役者的诡诈行为逐渐削弱了。最后，国内的代际之争悲剧性地、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国外的战斗成果，使美国丧失了战胜不信神的、有害的地缘政治敌人的机会。

假如人们把握新保守主义者关于“60”一代人的“传统智慧”并加以颠倒的话，那么人们可能更接近于真实。“60”一代人不是激增的不道德的根源，实际上他们极具道德素养。对于许多积极分子来说，社会正义的规则成为魂绕梦牵之事，并且“生活在真实中”成为真正的教条。新保守主义的兄弟情谊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需要深刻的公民勇气源泉才能成为南方黑人社会中的自由乘车运动参加者；冒着逮捕的危险争取自由言论或集会自由；示威游行反对不道德的战争；烧毁征兵证以示良知行为；自愿迁居国外而不愿像武装部队经常要求做的那样去杀死无辜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