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

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之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

 

萧 阳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写这个《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对国家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

本文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和客观记述的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在记述过程中不持立场且不作评论，在采用有关历史资料时，尽量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文字出现。

本文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本文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以利引用。如有存疑，可予以甄别。

因受编写者的能力、水平以及所掌握的史料所限，本文所记述的史实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欢迎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一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讲了话，提出了会议要研究的议题。1月16日以后，会议分小组进行了讨论，各地负责人介绍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农村的主要矛盾等问题。

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会议制定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这个文件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作了统一的规定，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运动的名称，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的“五反”运动名称。关于运动的时间，文件规定用7年时间，在全国搞完，前3年内搞完三分之一的地区。

1965年1月初至14日。毛泽东主席开始觉察到前一段运动中的“左”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因此，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又重新讨论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经过讨论，否定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二十三条》同时指出：

“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并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但是，随着对“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忧虑。他担心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1965年1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时毛泽东说：

“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认为单靠开展城乡“四清”运动已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1965年1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批阅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薄一波的旁批，写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陈正人的信中写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主席就此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认为，如果听任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发展下去，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形势估计和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关键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又没有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

1965年初，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找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人谈话。张平化要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

“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在这次谈话时毛泽东还说：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续？怎样继续？”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的谈话中就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说：

“它（修正主义）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8月11日，毛泽东主席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在插话中又谈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着重谈到中央领导集团所持态度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

“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10月10日在颐年堂同各大区的第一书记谈话时说：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

“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10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毛泽东主席说：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王任重所记录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插话中，还有几句分量很重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上海《文汇报》在11月10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 的导火线），指名批判《海瑞罢官》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要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文章对《海瑞罢官》产生的背景这样说：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关于姚文元这篇文章，毛泽东主席在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966年元月，毛泽东主席对陶铸、王任重说：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　　

毛泽东后来在上海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在1967年2月会见外宾时曾经说过：

“文章(指姚文)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五人小组成员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12人。会议由彭真主持，讨论了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认为，当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要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还提出“报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等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二月提纲”的精神，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毛泽东主席对此非常不满。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专程飞往武汉，向1月5日从杭州到这里的毛泽东主席汇报。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表示：“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彭真等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这个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

几乎与《二月提纲》的起草和发出同时，江青在征得林彪同意后，从2月2日到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有关人员整理一份“座谈会纪要”。江青对纪要初稿不满意，交给张春桥、陈伯达等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重视，在三月间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纪要稿写道：

“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毛泽东在修改这段话时加了一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加了下面一句话：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泽东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经毛泽东主席批准，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转发，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这两个明显对立的文件。实际上向全党公开了中央上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外，还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会议议题事先没有通知，只在开会时说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也可以谈谈。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的意见是不去参加：“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他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会议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

“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

“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强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决的。”

参加会议的王任重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主席在谈话中谈了曹操、司马懿的当机立断，讲古比今，要我们的同志们不要优柔寡断，要大胆，不要顾虑多端。” 

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在一次小会上批评《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又批评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列席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在其《忆毛主席》一书中写道：

“从会议厅出来，我向周总理说，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总理对我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回到西泠饭店，我又对彭真同志谈了这事，他也说，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他们两位的话可以说是安慰我，但我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

“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针对3月11日中宣部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说：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主泽东席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书记处会议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14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在14日、17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27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主席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因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在20日才到杭州出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