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

我进中南海后,也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少奇。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也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尊敬。不过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触机会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

戚本禹亲述:我所知道的刘少奇-激流网刘少奇

1958年,我在“八司马事件”中挨整,当时我们只知道是杨尚昆在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指示杨尚昆这么做的。我们“八司马”所反对的何载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刘少奇当时就有让何载来取代田家英的意图。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吕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曽讽刺他是“刘皇帝”。

戚本禹亲述:我所知道的刘少奇-激流网刘少奇在会议上作报告

“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戚本禹亲述:我所知道的刘少奇-激流网转自《戚本禹回忆录》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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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亲述:我所知道的刘少奇-激流网(作者:戚本禹。来源:“理想閣”摘自《戚本禹回忆录》。责编:畢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