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

要探讨当代中国问题甚至是世界问题，我们往往需要回溯到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如果说，我们对于当代中国有着比较直观的感受的话，那么对于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十年的认识则往往是模糊的。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很多人包括相当多的研究者都往往出于偏见和敌对立场而抹黑或者忽略这一段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探索。为了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巨大历史成就以及对于今天的影响，我们专门用这一章来探讨那个波澜壮阔的革命与建设的时代。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共产党宣言》中的这一段话所表明的，正是处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中国人民所面临的抉择--自我救赎还是被扩张中的欧洲资产阶级所蹂躏。

老牌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先后经历过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的革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的革命。当时革命的动力，不仅包括资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和无产阶级。由于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只是充当着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因此，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确立统治地位。

总结前面讲到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一个革命的阶级要能够实现革命的成功，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二是能够提出科学的彻底的革命纲领，三是革命阶级的力量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足以一举摧毁旧势力，获得政权。

相对于封建社会封闭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是先进的，资产阶级无疑是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在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资产阶级相继提出的纲领是符合当时的进步要求的，也是比较彻底的和比较革命的，尤以法国大革命最为典型。上溯到500年前，在儒家封建皇权、穆斯林封建皇权和基督教封建皇权三分天下统治着的这个世界中，基督教世界的封建中央集权最为虚弱，资本主义萌芽便在这个薄弱环节找到了突破口，并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使得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并有工农积极参加的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欧洲反动封建势力，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或者改良，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或者迫使他们就范，从而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近代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如1853年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中写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1]但是，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脚步，没有赶上欧美资产阶级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过渡的步伐。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同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封建堡垒勾结起来，极大地遏制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个曾经遭受封建势力压迫的欧洲资产阶级，一经取得自己稳固的政治统治，立刻便在它所到之处为自己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侵略和压迫起其他工业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的历史，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和加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此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所到之处，为了便利其无止境的掠夺，一方面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封建势力相勾结，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并使封建地主阶级成为自己侵略和统治这些国家的支柱，另一方面，又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豢养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作为其直接统治人民的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大买办阶级发展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垄断着一国的经济命脉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在旧中国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不推翻这三座大山，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这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既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任务，又有反对封建势力以便为民族资本开辟道路的民主革命任务。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包括历史上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革命的两面性。在革命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总是要联合工农同封建势力作斗争；但当工农觉悟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要求而资产阶级不愿满足的时候，资产阶级又联合封建势力反对工农。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由于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异常软弱，又派生出了另一个特征，那就是它对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的时期，也不愿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又由于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更不愿彻底地推翻封建势力。正因为如此，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民主革命便半途而废了。

那么，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继续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欺辱，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压迫；要么起来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无疑是失败了，但是，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一场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并取得胜利，这在当时却是存疑的。

当时中国存在着如下一些社会阶级阶层：（1）附属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2）民族资产阶级；（3）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和小知识分子阶层的小资产阶级；（4）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等的半无产阶级；（5）工人阶级。

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约为4亿，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数量仅为二三百万，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六七。这便是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人们有理由怀疑无产阶级能否领导一场成功的革命。

但是，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特出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