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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

2017-6-13 22:5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912| 评论: 0|原作者: 张耀祖、齐昊|来自: 激流网

摘要: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这些事实,我们总会由衷钦佩那个时代的魄力和远见。如果毛泽东时代积累起来的工业化基础是看得见的财富,那么亿万劳动者的发展则是看不见的财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工人就没有权力和地位,农民就没有集体化,那么劳动者的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有的人一看到阶级斗争犹如谈虎色变。其实,只要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被另一部分人所占有或者支配,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存在对抗性,阶级之间就会发生斗争。

如果你翻开中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不乏在农民支持下建立的政权,但是新政权的领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的剥削阶级。阶级社会的秩序得以恢复,农民换来的或许只是短暂的恩惠,而在长期仍然受到剥削和压迫。毛泽东时代也面临着这个历史规律。背离人民当家作主目标的苏联模式不能照搬,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激烈的社会变动之后,全国秩序在60年代末期稳定下来。在对苏联模式下的生产关系的改造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既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本书的读者或许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可能倾向于认为物质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有效的方法。这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流行逻辑:只有把劳动者的所得和劳动者的实际贡献联系起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体现按劳分配。按照这一逻辑也不难证明,只有把公有财产私有化,才能让劳动者最大程度地关心资产增殖,因而私有化最有效率。

其实,物质刺激所体现的按劳分配原则是极为片面的。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一件产品需要劳动者的分工与协作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劳动者都不可或缺,任何一个劳动者犯的微小错误都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积累成大错。所以现代生产过程必然强调劳动者各尽所能,而单个劳动者的实际贡献通常是无法衡量的。

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实行按劳分配,也的确是按照劳动者的贡献来分配的。然而这种按劳分配不是看你创造了多少价值,而是看你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只有你给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才会多分给你一点工资。所以,如果只强调按劳分配而不区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么按劳分配就是个骗局,吃亏的还是劳动者自己。

毛主席就曾这样批评苏联模式中的物质刺激的片面性:

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

那么,如果抛开物质刺激,社会主义有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方法呢?

1960年关于鞍钢的一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兴趣,自那时起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传遍全国。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试图打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促进工人与管理者的结合,创造出工厂管理的新制度,取代依靠厂长负责制和物质刺激进行工厂管理的苏联模式。

鞍钢宪法的传播改变了中国的工厂管理,以前由干部担任的一些职能变成了工人的事。工人中出了各种,如统计员、安全员、质量员等,做的都是从前由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同时,干部被要求经常性地参加体力劳动,拜工人师傅为师。大学毕业生进厂直接就是干部,但必须下车间劳动一段日子才能进办公室。

这一套工厂管理经验的好处很多。一是节约了非生产性劳动,干部和办公室职员的数量少了。二是工人自己管理,从而培养出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劳动积极性也就高了。三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了解了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能更好地改进管理和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干部以身作则也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

资本主义在战后的黄金时期曾创造出一套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新的管理方式,一个重要特征恰恰就是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日常生产和新产品研发上的相互结合。这种管理方式成为日本汽车业在效率上超过美国汽车业的法宝。与丰田管理方式相比,中国的鞍钢宪法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当然,这种探索不仅重塑了车间中的权力,保证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也是提高效率的一整套好方法。

从鞍钢宪法,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

首先,工人在为谁生产这一问题上树立集体主义的观念,把国家、工厂和个人的利益统一起来。劳动不是为了奖金,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自己也是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参与集体的管理,是集体的主人翁。这种参与感和贡献感产生出劳动热情。

其次,工人能够限制干部的权力,能够公开批评干部,表达意见和建议,不怕干部打击报复,能够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方式决定工厂的重大政策。工人的权力和地位有了保障,有了当家作主的感觉,劳动积极性也会提高。

最后,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向工人倾斜,向体力劳动者倾斜,而一般干部和办公室职员的工资比具有相同工龄的工人低,粮食定量也比体力劳动者少。这种分配制度也增强了工人的地位,从而把集体的事业当成工人自己的事业。

鞍钢宪法所体现的工厂管理方式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的有益尝试。固然,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这一套管理方式的效果也不一样,并且生产关系的改造也需要时间,需要其他制度与之配合。不过,有些人一说到社会主义工厂就想起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这种线性思维阻碍着他们理解人的劳动积极性从何而来这个根本问题。人有通过劳动进行创造的本能,人通过劳动改变着环境也改变着自己。物质刺激把劳动者当作机器,你给机器多少动力,机器就会被动地工作多长时间。鞍钢宪法把劳动者当作人,一旦意识到劳动所创造出的集体利益和个人长远利益一致,人就会主动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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