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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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宁 简介：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最主要的人生成就是玩遍了所有美国国家公园，中国的风景名城古建，欧洲名胜，也去了非洲。读千卷书，行万里路。 

本文写于去年5月，经过半年的犹豫，投给了《经济导刊》。经删节后，登于该刊今年第二期的“学术论坛”栏中，题目改为“从‘新欧美’影响看中国公平发展与社会主义方向”。

这里登出的是原文。原文1万4千多字，因为字数限制，登出稿为1万字，除一些政治性或刺激性删改外，一些过渡性段落和深入性段落被删掉了。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此稿经过许多经济学家审读，经济学的部分基本完整保留了。感谢参与本文初审和终审的同志。

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于中宁 赵瑜

2015.05.15

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在国内打击腐败，国际战略拓展上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的改革上却令人迷茫。改革的具体政策出台了不少，但缺少一个总纲，或者说，改革缺少一个目标明确，言简意赅的“大旗”，以调动和凝聚经济社会资源。

在我们看来，要提出新的愿景，总纲或旗帜，首先要对过去35年的改革进行总结，这个总结应该实事求是，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认识。

过去35年的改革，只能说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成功在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失败则在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得到了一个在改革之初我们并不想要的经济社会结构。

这个改革过程与结果，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有极大的相似性。100多年前的欧美社会，被当时的與论和历史学家认为是“强盗资本主义”，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则被广泛认同为“权贵资本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和欧美100多年前的发展落入了同样或相似的“陷阱”，如果欧美落入的可以称为“强盗资本主义陷阱”，我们落入的，经过委婉化后，可以称为“权贵资本主义陷阱”。欧美是付出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这样沉重的代价后，认识到了“强盗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顺应民意，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的带领下，才爬出了陷阱，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

近一两年，国际上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转而对中国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嗅到了社会上大量的不平不满在经济下滑甚至陷入萧条的推动下发生动乱的味道，这样的预期会变为现实吗？我们的路在何方？

一、从两个共识谈起

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最好起点就是从社会共识开始，所有人都认同的“病情”是进行判断，追根溯源和找出解决办法的基础。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存在争论，但在一点上出奇的一致，存在共识，那就是无论左中右，上中下，都认为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原本我们并不想要的社会，这个社会贪污腐败广泛而且巨大，贫富差距巨大，资源环境破坏巨大，人民生活基本保障差距巨大，道德沦丧巨大，人民的不满不平巨大，党和政府遭遇到空前巨大的信任危机，发展的“红利”被一个以腐败和掠夺为特征的新阶级所攫取。上述8个方面，我们将其统称为“巨大的社会成本”。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新”社会，是以快速发展，社会成本巨大和形成掠夺新阶级为主要特征的。

这个社会被委婉地称为“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历史上对这样的社会早就有了一个为人所熟悉的称呼：强盗资本主义。对这个新阶级也有个人们熟悉的名称：强盗资本家。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有过一个大体上的共识，那就是，我们都羡慕20世纪末欧美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富足。以谷牧为首的访欧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震动，尽管对欧美的政治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社会结构，无论是上层领导还是普通群众，在我们的内心是赞许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模板的，大量的干部去考察，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结果怎么样，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们没有达到欧美今天的“此岸”，却到达了欧美100年前或200年前的“彼岸”。

为什么我们以欧美今天的经济社会制度为目标，经过30多年的努力，却得到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呢？我们两个广泛共识之间的巨大落差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在无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跌入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强盗资本主义”陷阱的呢？或者说，在指导我们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对此，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争论。

二、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下结论。

左派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毛泽东的路线。这种观点的荒谬是不言而愈，不需要驳斥的。坚持过去的路线，我们就不会有今天巨大的发展，我们就还停留在一穷二白甚至更糟的境地。

右派认为，问题在于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没有建立民主和宪政，这种观点同样荒谬但需要驳斥。

在200年前，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我们称之为“双革命”后欧洲的发展，以及1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发展和那两次久远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吗？

答案是极其接近。我们都有一个快速的增长，但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都得到了一个强盗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个强盗资本家阶级。

在当时的欧美，这些巨大的社会成本带来了社会普遍的不满和动荡，带来的是欧洲从拿破仑战争直到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150年的战争与革命，以及美国的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美在发展之初早就实现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们没有逃过付出巨大社会成本的命运，而且他们的成本比我们高的多，因为它们都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萧条，动荡和战争，也没有逃过巨大的环境问题。

一个现实的实例就是印度，它也早就建立了民主和宪政，但它不但发展程度远低于我们，而且社会成本远高于我们，看看它的种性制度，贫民窟，妇女问题，土匪问题，农民起义，以及爬满人的火车，破败不堪的城市和街道。印度两面是海，风多雨多，气候条件远好于中国，但根据国际组织的数据，印度的污染程度高于中国。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必要条件，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实例，证明在威权体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东亚、东南亚和拉美。

迄今为止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无论在何种政体下，只要引入资本主义因素，经济就会得到快速发展，而所有这些发展都不是高质量的，都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和资源环境的破坏，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或大或小的社会动荡，或者说，都没有建立起一个符合人民期望的良序社会。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独立后一直是威权政体，但较好地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和让大多数人滿意的良序社会。

我们在新加坡曾听一个出租车司机讲了他的故事。他的收入属于最低层之一，但他养活了4个孩子，两个老人以及他和他老婆共八口人，并供4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认为，关键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和低息贷款的“组屋”，使他一家虽然拥挤但可以安居，并腾出钱来提供虽然紧张但可以应付的开支，因此，他和他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拥护者，每次选举都投执政党的票。

在某种程度上，战后的日本也与新加坡相似。

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其政治架构也具有威权性质。但正像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的，由于美国在战后塞给日本一个在其本国都没有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以及日本自己政府对经济干预的传统，日本的社会矛盾被大大消解，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福利的基本满足得以同时实现。

为什么我们如此愚蠢，重犯别人在百年前犯过的错误？我们的思考能力哪里去了？我们的结果能比他们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