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判会照片集读后感

三

第三个时期的批判会状况，是造反派对于反文革派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的批判，这一部分批判会其实频次最少，但是被文革后的宣传放大无数倍，似乎整个文革期间充满着这样的批判会，当权派的日子完全是苦哈哈。这个时期的批判会，被过度宣传，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特点。

批判薄一波

在中央层次，薄一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决策人和最得力执行者之一，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何长工、李范五和汪锋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李范五对文革初期黑龙江的很多倒行逆施负有责任。

薄一波、何长工、李范五和汪锋因其在资反路线时期特别积极，镇压群众成绩最大，结果在1966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是被毛泽东指明定性的四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在地方层次，刘澜涛是西北局掌舵人，在陕西四清时期就执行刘少奇的极左政策，受到胡耀邦公开批评，结果是下派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立足不住，被他们一伙排挤回北京了，文革开始之前胡耀邦还处于赋闲状态。胡耀邦想要在邓小平同志那里得到一点点正义，结果遭遇到邓小平彻底的冷遇，胡耀邦通过这一次的遭遇，彻底学会了如何做官——加入最强势群体之间去，1975年胡耀邦成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四大金刚之一。邓小平透过胡耀邦与刘澜涛争执的处理，不仅支持了刘澜涛，还彻底把胡耀邦规训过去了，真是一大成绩。所以，文革起来之后，群众批判刘澜涛等人，不接受这些官员的辩解说他们与刘邓仅仅只有上下级关系和一个执行错误，认为他们与刘邓之间有着超越组织关系的个人帮派关系，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地的第一书记，在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除了照办之外，多有创造发挥，湖北的王任重、东北宋任穷等无不如此。

批判第一书记

刘澜涛作为西北局第一书记，在四清和文革初期都执行过被称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受到批判。各地的第一书记，通常都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责任人受到批判。

毛泽东说彭真及其手下的北京市委是一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据造反派后来搜集到的材料《天翻地覆慨而慷》记载，刘仁、万里这些人在议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批发七个文件要求他们学习之时，确实只表现出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派情绪，没有政策和法纪观念起作用的影子。

北京市委以其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被毛泽东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似乎长期存在着此种发展趋势，经常复制这个态势，陈*希*同在位期间也获得此一风评。

在陶铸负责文化宣传口文革早期，今日的外逃精英阮铭是其最依赖助手——中宣部文革主任，清华四一四派的唐伟所写大字报《王光美是清华第一号大扒手》（1966年8月中旬贴出）就是阮铭授意的，唐伟写完还不敢贴出去也是阮铭竭力敦促之下才贴出来的。此外，阮铭还在宣传和文化口推行陶铸“怀疑一切”“普遍地烧”的思想，科长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这个思想受到过毛泽东的不点名批评。

外逃精英阮铭

清华大学批判王光美有两次：第一次是1967年1月6日的“智擒王光美”事件，属于造反派大学生的自发行为；第二次是1967年4月10日的批判大会，据老田访问蒯大富所知是周总理于“四三会议”上商榷文革小组其他成员之后同意的，蒯大富还说为此在北京闹市区做了一个星期的广告，结果那一天来人过多把老百姓的麦子都踩坏了。

这张照片是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经周总理批准后展开的批判大会场景，由解放军负责会场秩序维护，蒯大富等造反派预备大会发言和批判程序。

至于北京是革委会4月19日的批判刘少奇，应该是一个“背对背”的批判会，刘本人肯定没有到场；到目前为止，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都没有在社会上批判过，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斗争会记录。这个照片和入场券放在一起，很容易产出误解：好像北京市革委会开过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这个大会应该是“背对背”的批判大会，没有刘少奇本人到场的。

这张照片应该是1967年4月19日在中南海刘少奇所居福禄居外，群众对刘少奇的“说理斗争”，不是任何一个群众大会的会场。

据戚本禹回忆，中南海内部有过两次批判刘少奇的斗争会，第一次是1967年4月19日称为“说理斗争”，有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人去刘家门口聚集，喊口号要求他出来回答问题，不算是正式的批判会，据戚本禹回忆刘少奇出来回答问题时，质问到什么内容，都回答说“错了错了”，多一个字的回应都没有，结果也批不下去，就散了伙；第二次是总理和文革小组协商同意的，这一次有着明确的目的，是给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大批群众一个台阶下：由中南海内部组织批判刘邓陶及其家属的批判会，现场通过广播向广场群众直播，要求听完批判大会之后群众各自回家，这是戚本禹受周总理委托与揪刘火线指挥部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协商之后提出的解决办法，会后揪刘火线全部撤离，“围困中南海”就终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