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左派

致  左  派

纤夫

一、当前我们面对的国内政治形势

中共从十一大到十七大，逐步完成了经济体制的私有化改革，从十八大开始，进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定要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来为巩固和保护这个经济基础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管是公有制社会，还是私有制社会，概莫能外。

这个完善和巩固“特色”社会制度，使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组合配套的政治改革，已经巧妙地通过“反腐败”和“司法改革”这两招儿，顺利地赚得了“民意”，建立了“威望”，打开了缺口。

善良的人们（包括当年文革运动的亲历者们）都交口称赞：“反腐败还是好的，应该支持”。

搞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要反腐败，因为腐败就是化公为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改革，化举国之公为少数人私有，当然是最大的腐败。清正廉洁的人，是不可能化公为私的。走资派集团的头目们在“改革”之初，为了争分夺秒地实现私有化，他们迫不及待地三令五申，胁迫和教唆各级干部“不换思想就换人”！“允许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一时，私有化的洪水迅猛冲决了公有制的堤坝，腐败公行，无官不贪。今天，贪官们享受的免除死刑的封建特权，正是对那段罪恶改革历史的肯定，对贪官们当年立下汗马功劳的歉疚与奖赏。

一面搞私有化，一面“反腐败”，这种“反腐败”，本质上就是在私有化的基础上，整顿和规范资本主义市场秩序，为资本家们之间此后公平交易，共同发财，建立起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这种“反腐败”的目的和结果，只能是越反越有利于巩固私有制度，越反越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秩序，越反越有利于资产阶级，而绝不利于人民。

善良的人们（包括左派法学家们）或点头称是，或默认其成：“要依法治国，不能无法无天”，“要公正执法，有错必纠！”于是，“司法改革”又成了一件 “大好事”。

其实，人家“司法改革”的核心是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见2017年3月10日《文摘周报》综合《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人家心里想的是《民企冤案亟待平反》（见2016年12月13日《文摘周报》据《中国经济周报》）。保护私有制，法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立法的总纲，是撑起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及“舆论（媒体）监督”三根支柱的基石。看看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不是正悄悄朝着这个“总纲”和“基石”迈进？

国家要有法，治国靠路线。无产阶级立法的精髓，是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保护私有制度的司法改革，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彻底决裂”这个崇高理想和基本原理的背叛！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重塑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以“斗私批修”为最高纲领，始终肩负着坚持马克思主义，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这个根本任务。所谓“依法治国”，能够“依法”治理人们的灵魂吗？能够 “依法”治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吗？能够“依法”治理修正主义上台吗？

据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将‘探讨以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可能性’的提法首度明确写入该党政纲。”（2016年9月6日《文摘周报》）显然，这个“和平协议”实现之日，便是国民党重返大陆之时；既然是两党“和平协议”，那么国民党就是协议的主体一方，这就为“多党政治”构建了框架。可以预料，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款款向中国走来。

总之，打开了“反腐败”和“司法改革”这两个缺口，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走上了利用政权机器和法律手段来建立、完善和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埋葬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步。用了几十年的“特色”这块招牌即将完成使命，“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膜拜的真身。更名倒旗，梦寐以求。头目的瑞士之行，或许正是“十九大”新政出炉前夜的实地取经。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严峻的政治形势。

这就是邓小平及其后继者们要“坚持两个一百年不动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

   二、左派应该是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的忠诚继承者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同志身后四十年来，由于中国左派没有真正继承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下简称“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没有确立继续革命理论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最高权威。于是群雄蜂起，各领风骚，标新立异，各行其是，内外两条战线苦斗，却始终没有斗出一条为左派所共识的正确路线来。

当年从建党到遵义会议，认同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路线，不过用了十四年；而今用了四十年，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却依然被老中青三代左派中的多数人，误判为“已经不适合今天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而被束之高阁。结果，四十年前，左派被右派打得落花流水；四十年后，左派依然是散沙一盘。尽管大江南北，人民造反的“群体事件”一年几万起，至今声息不绝于耳，而左派的阵地却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内部争斗也越演越烈，竟至出现了向当局“举报”他人的不端行径。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左派同左派中分化出去的“保救派”，尽管彼此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双方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这个最高革命原则的立场却完全一致：彼此都认为这个理论和路线“已经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了”，双方并没有在理论和路线上划清界限。

“保救派”提出了一个以“保党救国”为使命的所谓“右派篡权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革论》2017-03-28)，否定并替代了毛泽东同志的以“走资派”为革命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其实，这个“右派篡权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正是在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个修正主义新品种。走资派集团极端恐惧和仇视继续革命理论的行径并不能征服人心，而以另一个“继续革命理论”取而代之，则寄希望于引领人们走上“保党救国”的道路。这个“右派篡权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本质上与台上的修正主义是同一的，但它主要的历史“担当”，是修正毛泽东主义，即修正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把这个“右派篡权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发表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前者公然把后者这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歪曲、阉割、肢解和篡改得面目全非！老实的、正派的、严肃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能够这样对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吗？能够这样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必将光耀千秋的理论遗产吗？能够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三个不朽的里程碑吗？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任何政治行为，都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要求，这是不依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这种偷换“继续革命理论”的行动，当然也不例外。

左派为什么长期同“保救派”的种种修正主义表现划不清理论界限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左派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到底主张什么？它为什么要称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它伟大在哪里？它对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没有高高地举起毛泽东主义的旗帜，所以也就无从奋起捍卫毛泽东主义的纯洁性，捍卫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权威，无从奋起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作斗争。

四十年来，左派没有继承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路线，相互没有共同语言，所以联合不起来，团结不起来，组织不起来，这再一次从反面验证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论断的真理性。不以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去观察世界，不从路线的高度去识别和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不破不立，也就无从确立自己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

党的近百年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反复检验出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革命什么时候走在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上，什么时候就前进，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毛泽东同志的路线，革命就遭受损失，遭受挫折。稍加研究一下中国现代革命史，就会发现这个奇迹！

毛泽东同志早在他生前的最后二十年里，在同苏共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十年论战和稍后我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以他的新发现，多次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并为解决这个关乎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成败的大问题，探索出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但是，他倾其毕生的马克思主义涵养、超人的智慧、无与伦比的革命经历和无所畏惧的大无畏胆略所创立的这个伟大的革命学说，在他的生前和身后，乃至如今，却都没有为党内外的大多数人所接受。

毛泽东同志生前，在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几乎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包括那些与他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都对继续革命理论普遍不理解，不接受。他们认为眼睁睁的事实是，流血牺牲，英勇奋斗了几十年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革命的领导核心；跟着党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怎么会成为革命的对象？！他们肤浅而僵化地认为，只有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他们的这种认识，影响了当时绝大多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当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保卫党的各级领导，坚决镇压反革命”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几乎全部都跟着这条路线跑了。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他们虽然转变了态度，承认了错误，恢复了领导岗位，但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接受继续革命理论。所以毛泽东同志身后，当邓小平搞起了翻案、复辟，他们就再一次认同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沦为了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追随者。

毛泽东同志早在文革之初，在写给江青同志的信中，就预见到“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与无产阶级叛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志身后，果然发动了反共政变，把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污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浩劫”，从而“得势于一时”；而无限遗憾的是，左派却没有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而是无止无休地纠结于修正主义上台后“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了”，“就不是走资派了”，因此不去利用他的“另一些话”，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左派中的中青年同志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虽然经历了一场复辟倒退的反面教育，但是，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的结合上，理解和接受继续革命理论，却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积累。现在，许多左派同志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重蹈了文革初期几乎全党干部错误认识的覆辙，甚至误区更多。比如：他们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了，这个理论不适用了”；“现在是官僚资产阶级掌权，革命的对象不再是党内走资派了”；“要革命就要有个革命党，┅┅”；“只有拿起枪杆子才是暴力革命┅┅”等等。（对于这些误区的不同见解，本人在《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继承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走继续革命道路，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文中已有叙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些认识上的误区，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把夺取政权之前的民主革命同取得了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同的革命性质、不同的革命对象、不同的革命任务，因此要采取不同的革命形式和策略等等这一系列的“不同”加以区别。历史在前进，我们必须从民主革命阶段走出来，跟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跟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理论成果的新发展。只有这样，我们对继续革命理论才会一通百通，赫然开朗。

显然，破除这些误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沉下心来，结合实际，深入研究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特别是研究他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新经验和理论上的新贡献。

左派应该牢记：任何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误解、质疑和动摇，都是对毛泽东同志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伟大实践的否定，都是对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毛泽东，否定了他的继续革命理论，也就丢掉了毛泽东这把刀子，文化大革命也就仅仅成为了一段“历史”。什么“千年伟人”，什么“高瞻远瞩”，什么“发展了马列主义”，什么“第三个里程碑”，这些举世定评，统统成了“神化”毛泽东同志的溢美之词了。这是走资派集团的两个《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贬损，而绝不是左派的本意。

纵览毛泽东同志一生的理论建树，他没有平庸之作，没有妄断之说，没有落空的预言，没有失败的记录；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为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人类的最终解放指明了成功的道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曲折与苦难，都没有相悖于他生前的论述。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位伟大的哲人，怎么会给人民和历史留下一部过期失效，与历史错位的理论？他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他是整座喜马拉雅山，而我们不过是塔克拉玛干沙海的一粒沙子！

中国左派同志们，历史关头，应该猛醒！大家应该在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永远做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的忠诚继承者，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三、继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要转变思路，回到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上来

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是一个泛泛的抽象的口号，它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与革命发展阶段论，既有联系，又不等同；它是一部完整的、系统的、而又相对独立的关于如何取得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所要解决的矛盾，都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的条件下出现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把这部理论定名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

所谓路线，也不是一个泛泛的抽象概念，它是由路线所规定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组成的。所谓执行某种路线，就是执行某种路线规定下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没有没有具体政策和策略的空头路线，也没有没有路线方向的政策和策略。政策和策略是路线的具体化，是为路线的实现服务的。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邓小平的路线，而如何一步步实现私有化，则靠的是邓小平一条条具体的政策。没有政策，实现不了路线，这就是政策与路线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理论的六条基本原则，构成了继续革命路线的全部内涵。它们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样，都是不能否定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引自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路线具体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之中。我们继承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就要坚定地执行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否则就是一句空话。但是在今天和此后不同的时期，这种执行必须联系当前斗争的实际，有它当前斗争的特点和创意。当然它的基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见第一版《毛泽东语录》第7页）可见，政策和策略对于实现路线的目标，对于革命的成败是何等地重要。

左派要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策略，就必须：

   （一）要讲辩证法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继续革命理论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继续革命理论的灵魂。

辩证法告诉我们，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一个矛盾体，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的双方，总是互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条件而共同处于一个矛盾体中。没有坏就没有好；没有右就没有左；没有反革命就没有革命。对立的双方相辅相成，这才是一切事物的形态。

共产党内也是如此，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就必定有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另一派。

四十年来，走资派集团干着反共的事业，却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并且一路喊叫着“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增强核心意识”、“要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订立了那么多的“规定”、“守则”、“纪律”、“规矩”，甚至“禁止妄议”。这一切正是表明党内存在着不一致的声音，当权者危机四伏，矛盾重重，日子并不好过。看不到这些，就是不承认对立统一规律，丢掉了辩证法。

辩证法还告诉我们，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世间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之中，并且总是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人是可以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人可以变坏；在一定条件下，坏人也可以变好。毛泽东就亲手建立了一个把坏人改造成为好人的社会。

继续革命的中心任务，是保证政权始终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继续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最高纲领，则是斗私批修，改造人的世界观，实现与传统（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最终解放全人类。

所以，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同时他又告诉我们：“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1968年12月26日）

“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见1968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见196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在一个时期之内，可能认识不清楚，也可能被蒙蔽，也可能犯些错误，但是，只要他们要革命，在他们知道事实的真相，认识了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之后，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最后总是会同修正主义决裂，站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的。”（见1968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充满了辩证法，不讲辩证法，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继承继续革命理论。

   （二）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打击一小撮，团结大多数的革命策略

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策略是什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2页）

毛泽东主义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是全体党员的党，全体人民的党，不是一小撮走资派的党，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

我们不是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同八千万党员和七百二十万公务员作斗争。我们要打倒是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们要团结和争取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广大的党员和最大多数的公务人员和我们一起奋斗。

通过宣传，我们要让除走资派集团之外的一切人懂得：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及其一系列方针、政策，不仅拯救了党和国家，也解放了他们个人。

举国腐败，无官不贪，是复辟资本主义路线的罪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为官不贪，体制不容。我们必须把制定这条路线的“一小撮”，同被这条路线所蒙蔽、腐蚀、胁迫和利诱，从而犯下错误甚至罪行的“大多数”，在策略和政策上严格区别开来。我们孤立和打击的是前者，我们争取和团结的是后者。只有这样，愿意走继续革命道路的人才会越来越多。走资派害怕我们作这种区分，因为这种区分会使他们陷于极端孤立之中。

根据毛泽东同志历来的分析，顽固的右派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坚定的左派也不过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其余百分之八十以上属于摇摆不定的中间派。

所以列宁教导我们，革命能不能取得胜利，最终取决于中间派站在哪一边。

所以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总是着眼并致力于“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见196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运动”，是指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就是继续革命。

   （三）用继续革命理论武装头脑，人民就是埋葬走资派的汪洋大海

民心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朝风云骤变，几十年来被各种倒行逆施，欺压盘剥而被迫害的广大人民群众，便是覆舟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见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左派要充分信任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和宣传继续革命理论，用继续革命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当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一经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相结合，便迅速转化为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人民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雁翎队、除奸队、消息树、鸡毛信、坚壁清野、两面政权、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等各种各样的好组织、好主张，好形式、好办法，让日本侵略者落入了人民战争的层层包围之中，最终滚出了中国。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一经武装了亿万人民的头脑，人民就会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创造出我们苦思冥想而束手无策的种种好办法来，使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深陷于人民造反的汪洋大海之中，被人民所打倒。

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不单单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情感问题。左派应该像毛泽东同志生前那样，无限热爱他、敬仰他、崇拜他、信赖他，甘心做他的小学生。做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一名决心为自己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去献身的普通一兵，除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我们没有自己的“主义”；除去他们的革命学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这不是自卑自贬，这是自知之明；这不是愚蠢，这是智慧。

我们有了工农劳动人民对毛泽东同志的那份深爱，我们就会至死以信仰他的学说为光荣！我们就会自觉地用他的理论学说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四、左派的危机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发现和总结。规律是任何事物内部运动所固有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制造、改变和消灭的；不管人们发现了它还是没有发现它，也不管人们接受它还是不接受它，它都存在，并且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所揭示的是一定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规律，因此是科学。而一切科学都是可以复制的，可以传播的；不能复制的不是科学。今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以后，也会产生走资派，产生修正主义上台的局面，因此也要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走继续革命的道路，去战胜走资派集团。这就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普遍真理性。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时至今日，左派如果依然固守着自己的“主义”或“思想”，不接受继续革命理论，坚持认为“这个理论已经不适用今天了”，那么人民接受了这个理论，或者人民的行动顺应了这个理论，左派该怎么办呢？

从去年以来，手机微信越来越多地传播着大量颂扬毛泽东同志，曝光丑恶内幕，剖析施政弊端，讥讽社会黑暗的文章和视频。“北京大妈有话说”，总是有声有色地宣讲着一件件现行政策法规是如何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的；一件件当朝的今古奇观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讲得专业而通俗，深为广大受众所喜闻乐见。

此外，报刊媒体上，也不时透露出知识分子们的怒吼。这里稍微摘上几则，以飨读者：

▲【《财经》杂志总第477期：相关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富差距依然严峻，这种严峻性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第一，由于“隐形收入”主要分布在富裕家庭，而且财产也主要由富裕家庭持有，因此贫富差距依然高企。第二，中国贫富差距的核心特征快速地由穷人太穷转变为富人太富。第三，贫富差距开始呈现出代际固化的特征，富裕人群的子女通过继承父辈的财富依然保持富裕，而贫穷人群子女则因为教育不公平等因素而依然处于社会底层。】

▲【第80期《文摘周报》：谢辰生，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谢辰生谈及现实有一种无力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文物保护事业却在“倒退”，“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此起彼伏，到现在都没有结束，这种破坏的程度比‘文革’时严重。”】

▲【2016年第十期《特别文摘》：《延迟退休苦了谁》：有占便宜的，就有吃亏的。这个方案，无论是小步慢走，还是一步到位，吃亏的，都是工人，或者说各行各业的底层劳动者。便宜一小群，吃亏一大片。延迟退休，对他们来说，不是多干几年的问题。部长大人说了，你可以提前不干，但退休和领养老金是两回事儿，你不干可以，但对不起，养老金却不能提前领。这样的退休，对于那些等着养老金买米下锅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新闻周刊》：《勤劳还能致富吗？》：中华民族是勤劳节俭的民族。不要因为有人一夜暴富就忘本了。媒体不要误导年轻人，动不动就奔着马云、王思聪去。我们不妨倒推一下，假如大家都去寻偏门、走捷径，那整个社会劳动体系就崩盘了——都崩盘了，那就谁也致不了富了。

“人大”的周孝正教授称，很多祖宗十八代都很勤劳，富了吗？卖西瓜的人不勤劳吗？富了吗？路边小贩不勤劳？富了吗？清洁工不勤劳？富了吗？全国几亿农民工不勤劳？富了吗？全国亿万劳动者不勤劳？有几个买得起房？有几个富了？劳动致富是吸血鬼骗人的鬼话，只有社会公平才有勤劳者生存的空间。】

▲2016年5月??时政频道—新华网“公务员必读”披露了“北大”教授潘维为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合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所写的序言：《信仰人民》。文中写道（摘录）：

“五位学者不断告诫说：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

一篇《信仰人民》，通篇贯穿着毛泽东同志的“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见1967年4月14日《解放军报》）这个伟大的论断，这个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个继续革命理论的真谛。

▲2017年5月16日手机视频“青课”节目，播放了《文汇报》驻法国资深记者郑若麟先生对大学生们的演讲：打赢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精神征服的殖民战争。演讲中，郑先生多层次多角度地向青年们讲述了西方国家媒体有目的、有计划地摧毁我国青年民族自信心的种种做法，以及我国国内种种崇洋媚外的表现，听起来令人回肠荡气，心潮澎湃。

这里所有的例证，都表示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形势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他们不唱“主旋律”，却声浪不同地高扬着对修正主义欺骗的揭露，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批判。这就是今天的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吧？这就是今天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继续革命的规律自发地在人民的心头涌动，地火在孕育着喷发。有这样的人民，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当然后继有人，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大有希望的！

毛泽东同志几乎打了一辈子仗，他比我们懂得战争意味着什么，新中国就是他领导着党和人民打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民，不会支持通过一场战争来打倒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的反动统治，而没有人民支持的战争，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毛泽东同志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见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是的。可是如果群众掌握了毛泽东同志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且决心走继续革命的道路，那么，他们还会跟着左派走吗？如果都不跟着左派走了，左派该怎么办呢？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左派是不是应该给自己开一个“遵义会议”，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把我们无限敬爱的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呢？！

（201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