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祖: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 女神读书会第160次网络讲座 Communism&Religious 鸣谢参与本期讲座录音整理的同志:@澄埃、等同志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面向全球 覆盖全国的第160次女神网络读书会的现场,我们女神读书会是一个开放的,气氛活泼的,有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共同志趣理想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的读书会,大家在一起学习经典,热评时事,聚焦文化,译介前沿,今天听说张耀祖老师来给大家做报告,有很多朋友慕名而来啊。我们群里加了很多新的朋友。张耀祖老师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我们首先进入定场诗环节,有请王小义朗诵定场诗。 王小义: 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致列宁》序言部分。 《致列宁》(序言) 马雅可夫斯基 是时候了 让我来讲述 列宁的一生。 并不是因为 我们的哀悼 已经告终; 是时候了, 因为 揪心的痛楚 已经变成了 清晰明朗的 自居的哀痛。 是时候了, 把列宁的口号 重新扬起! 难道我们会 整天眼泪洗面, 哭哭啼啼? 列宁 就是现在 也比活着的人 更富有生命 主持人: 好,感谢王小义给大家朗诵定场诗。下面我们正式有请张耀祖老师开始讲座。 张耀祖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在女神殿堂里讲宗教问题,我是有些忐忑的。但女神读书会王楠同学(尼古拉斯赵四小姐)一次次的热情邀请和鼓励,王晓同学花了大量的时间为大家提供了相关阅读材料,他们这种包容和热情打消了我原来对讲这个问题的一些顾虑。在此一并表示对女神读书会和王楠,王晓同学的敬意!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引 言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大题小做了。既不过多涉及宗教本身的问题,这有专业的宗教学者来研究;也不进行关于宗教的历史理论考察。今天我们主要谈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对马恩列关于宗教的认识和态度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是我对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解;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我自己并没有像样的答案,不说客套话,就是抛砖引玉,在这里提出来同大家一起思考和讨论。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宗教的一般态度。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一句至理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甚至做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 大家知道,宗教对中国这样的儒家世界来说,并不像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曾经有过的那样的痴迷。它更世俗化一些,许愿还愿,保佑发财、保佑平安之类的。但鸦片对中国近现代人来说,却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和记忆。它首先是与外敌侵略有关联的。所以,对“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的理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都有过忽左忽右的极端例子。极左的例子就是,曾出现过强迫回族养猪,阿訇怀抱猪崽子照相的荒唐情况。改革开放后的所谓拨乱反正中,又有把民族狗都平反的例子。为了体现新时期民族宗教政策,据说不但对奴隶主悉数平反,藏民说把奴隶主家的狗都平反了。我的理解,宗教问题就像家庭观念、爱国情结等一样,是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消除的,而只能是创造条件使其消亡。但是采取右倾政策放纵,也是不对的。 我理解,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并不是对人民的责备,恰恰是对人民深深的同情! 马克思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说这句话的。他是这样解释的:
关于宗教,恩格斯对其本质所做的概括是:
恩格斯再直白一点是这样说的:
其实,马克思很少论述宗教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宗教问题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最为关注的是产生这一切现象的经济根源,宗教只不过是它的派生物而已。在人类处于野蛮和蒙昧时代是对自然力的敬畏;在私有制条件下又是苦难的人们不得不吸食的东西。所以,不能理解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宗教问题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话题。不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宗教问题永远不能得到解决。这就是他为什么理解人民”喜好“”鸦片“的原因。 列宁是直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人,他对宗教的态度不但继承了马恩的观点,同时由于俄国人多信教,所以列宁对待宗教问题,总是采取严肃又谨慎的态度。他侧重于提出具体对待宗教的灵活政策。这项政策最著名的原则就是: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也就是说,个人有对宗教的信仰自由,但对工人政党、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这样的充分自由。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和《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两篇文章中对此都有具体的论述,大家可以阅读理解。列宁对”神“的痛恨,也可以从列宁1913年痛斥高尔基”造神说“的两封信中得到印证。有兴趣的文学青年可以参阅清华求是学会李家哲同学的长篇论文《列宁痛斥高尔基》。 第二、共产主义能不能宗教化的问题。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原始共产主义的形态自产生以来就是一种生产生活制度,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虚幻对象,这就是原始公社制度。它是在旧石器时期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人类为了生存必然选择的共产共妻制度。这方面可以参考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对原始部落民族志的考察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斯塔夫的《全球通史》第一章的有关内容。 其次,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先驱,包括16-17世纪的三位托马斯:英国的莫尔、德国的闵采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8世纪的让-梅叶、摩莱里和加布里埃-马布里,19世纪的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尽管其中有几位是神职人员,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是跟神权主义相对立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自不必多说了。也就是说,无论是从头脑中构建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天才们,还是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构建科学共产主义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是”建制派“,而不是神的使者。 当然,历史上在欧洲曾经出现过一个叫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派别,它是由圣西门的门徒在19世纪30年代所创立的。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这样,当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欧社会普遍流行的时候,把基督教社会主义化或者把共产主义主张基督教化,在英法德一度风行起来,并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这种宗教式的社会主义运动便偃旗息鼓了。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到的,”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活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结果,他们便失去了群众,被现实的工人运动所抛弃。 再次,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一对天然宿敌和生死冤家。而且主要地是表现在制度上的,而不单纯是观念上的敌对。 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以1%的人的富足和99%的人的贫困,并以人类的良知泯灭和道德沦丧为代价的,这样,救赎人类的良知和道德,给人以有尊严的生活便成了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基本诉求。请看五百年前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画像,即令今天的人们也不能不对他的这种天才的洞察力感到惊叹:
可见,历史事实说明,空想共产主义学说没有产生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产生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的《理想国》(又译《共和国》、《国家篇》等)中尽管提出了公有制的概念,但他首先把国家公民按先天禀赋的优劣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其中在治国者和武士两个等级中实行财产公有和公妻制,目的只是为了消除统治者的私欲。把劳动者排除在公有制之外的制度设计显然与共产主义毫无关系。 第三、传播共产主义能不能借鉴宗教传播的形式。 我认为是可以的,尤其今天的进步知识分子还应该学习一些传教士的好精神。 一般认为,莫尔是较为系统地提出共产主义学说或主张的第一人。从他1516年出版《乌托邦》一书算起,距今恰好500年了。就其传播形式而言,大约在此前300年中,共产主义主要是以一种学说或主张的形式进行传播。明年就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这使我们大致了解到这近200年来,共产主义主要是以工人运动的形式和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建设的形式进行传播,而且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是以学说、运动和革命的形式逐次递增的。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的就是无产阶级建立革命政权对传播共产主义的至高威力。 今天,共产主义在制度上几乎均已失败,在运动上又处于低迷状态,这样,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也似乎是迫不得已地又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主张或者学说来传播了。尽管信奉者声称自己传播的是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其实,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一些鸡零狗碎的各自的主张,传播的东西其混乱状况可想而知。这种现象至少在知识群体中是这样的。而且微博微信等网络交互系统更加助长了这一状况。这就是辩证法,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工具提高了传播信息的速度和效率,但也阻滞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情感链接。更为甚者,把传播的内容进行了资产阶级的篡改。 在把马克思主义所谓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但已经改头换面沦为成了一种学说或者一种主张,甚至还有更荒诞的。说个例子:有一位大学讲授马列课的老师夸张地说,在一次200多人参加的全国大学公共马列课教师学术会议上,他们得出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原因是人的欲望的无止尽和资源的有限性。你看,真理与谬误有时候只有一字之差!的确,把共产主义学说中的“按需分配”修改成资产阶级的“按欲分配”后,历史只能终结于资本主义了!可见在一些地方,科学社会主义不但不是一种学说,而是沦为一些人混饭吃的营生了。 这是后话,我们这里继续探讨共产主义学说借鉴宗教传播形式的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在表现形式上的确与基督教的兴起存在着相像之处。基督教的原始形态于公元一世纪首先产生于散居在小亚细亚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在犹太人被罗马征服后,犹太人民备受劫难,犹太下层居民中便流行起一种宣扬“救世主”将来临的秘密教派,该教派不久便迅速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基督教。基督教为何能够迅速而成功地得到传播,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一文中的一段话有助于理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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