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是从1950年代开始追求现代工业化的。与中国不同，现代印度政府不是人民革命的历史产物。印度并没有在农村地区消除传统的地主阶级的影响。农村阶级冲突促成了毛派武装起义，目前影响到40％的印度领土（伊斯米2013年）。

中国在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方面比印度成功得多。1960年代，尽管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停滞不前，但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岁提高到1970年的63岁，有了显著提高。到197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比印度高出14年。到2010年，印度的平均寿命达到66岁，印度的人均GDP接近3400美元（按照1990年国际美元不变价值计算）。印度201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只相当于中国人1975年人均预期寿命，而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870美元。通过这一比较，可知印度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方面长期落后于中国大约35年。

图8.4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均实际GDP和成人识字率之间的关系。在1980年代初，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实际GDP水平相当，当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为66％，而印度的成人识字率在1981年只有41％。到2006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为63％，仍然低于1982年中国的成人识字率。而且2001年以后，度的成人识字率增长近似于停滞。从2001年到2006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仅提高了1.8个百分点；按照这一速度，印度大约需要90年后才能达到中国目前的成人识字率（约95％）。

来源：成人识字率来源于世界银行（2014年）。  以1990年恒定国际美元币值计算的人均真实GDP来自于2013年Bolt and Zanden的报告.

 因此，在最好的状况下，印度需要再过20年才能实现和中国规模一样大的工业劳动力。然而，从身体健康和基本素养来看，印度的劳动力质量在可预见的未来有可能落后于中国。劳动力素质不足将会严重制约印度的未来产业化。

要成为全球工业生产的中心，一个国家不仅需要有大量拥有技能和身体健康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大规模投入资金和并拥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在这方面，印度资本主义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基于大量的煤炭消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能实现煤炭的自给自足。在2013年，中国煤炭自产占消费的比例（煤炭生产量与煤炭消费量的比例）为96％。与中国一样印度依赖于煤炭作为能源的最大来源。2013年煤炭占印度初级能源消费的55％。但与中国不同，印度仍在努力增加国内煤炭产量。从实物产量来看，印度是世界上第三大煤炭生产国（在中国和美国之后）。但由于印度国内生产的煤炭质量不高，从煤炭的能量含量来看，印度位列世界第五大煤炭生产国（次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印度29％的煤炭需求依赖进口。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五大天然气生产国商。印度的石油产量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并依赖进口以满足其76％的石油需求。印度的天然气产量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并依赖进口来满足其天然气需求的35％（印度和中国的能源统计数据来自英国石油公司2014年报告）。

2013年印度的年人均能源消费量相当于475公斤石油当量，低于中国人均一季度能源消耗石油当量（中国人均一年能源消费量为2.1吨石油当量）。2013年印度人口为12.5亿。如果印度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上升到中国2013年的水平；世界将不得不寻找另外20亿吨石油当量的额外能源供应。这几乎等同于2013年美国全年的能源消费量（23亿吨石油当量）。

2013年印度人均化石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5吨，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7吨）。如果印度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中国2013年的水平，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68亿吨。这将比美国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59亿吨）高得多。

世界现有的化石燃料资源和环境空间为了承担工业化中国的崛起已经非常勉强。所以，至少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框架内，除了工业化的中国，这个世界已经无法再承担工业化的印度。

承认这一物质现实绝不意味着否认印度人民争取体面的生活和享有人类全面发展机遇的权利。来自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历史和印度喀拉拉邦的进步社会实验的经验表明，可以在物质消费量相对较低的水平的情况下，实现各项人类发展指标的迅速改善（关于印度喀拉拉邦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可参考Vicente Navarro写的“社会主义是否失败了？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健康指标的分析”（Has socialism failed? An analysis of health indicator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改良、革命或崩溃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国资本主义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和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专门从事制造业出口。随着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上升，中国资本主义面临着成本上升和相对低附加值商品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限制之间的挤压。这是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此外还要面临仍然存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在20世纪中叶，西方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开展内部改革应对来自产业工人阶级的挑战，从而通过适度的经济和社会的妥协来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福利国家制度和承认工会的合法性）。由于来自外围国家转移的经济剩余和充裕的廉价石油供应使改良成为可能。

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在21世纪面临着化石燃料生产峰值和迅速恶化的生态矛盾。尽管中国即将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外围区域，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体系中不等价交换的重要的净收益者。而如果中国能成为（不平等交换的）重要净收益者，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将是 ——谁将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中国资本主义能够设法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进一步提升其位置，并以牺牲现有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为代价（在笔者看来这一发展趋势不太可能出现），那么一定会破坏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不稳定本身足以同时摧毁中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在20世纪后半叶，为了应对1970、198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奉行“空间修复”的策略。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新的地理区域被动员起来以遏制全球劳动力和资源成本（的上升）。然而，正如前文中所提及的，目前没有其它大规模的地理区域可以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工业生产的新中心。

在1980年代，一些半外围国家（韩国、巴西和波兰）遭受了来自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双重打击。最终，这些危机通过在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内恢复资本积累有利条件得以解决。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韩国资本主义将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中国，以专注于全球商品链的高附加值部分。不同于韩国的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大规模转移其低附加值经济活动。中国资本主义还需要继续依赖于核心资本主义经济体供应的先进技术。

也不同于巴西资本主义或俄国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充足丰富的高附加值自然资源可以让中国的资本主义至少保证能通过自然资源出口与民众中分享一部分垄断租金而实现暂时的社会稳定。

而在波兰，1980年代的危机最终通过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得以解决，也即解除了国家与波兰工人阶级之间签订的确保基本社会福利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波兰工人阶级被“说服”放弃自己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和社会权利，以换取政治上的民主和从长远来看波兰将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的承诺。在现实中，波兰资本主义依靠提供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加入到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当中。通过承诺在长期不确定的未来波兰工人的工资水平将最终等同于西欧工人的工资水平，波兰资本主义处于外围地位的状况得以部分合法化。

而在中国则情况有所不同，资本主义转型是在共产党的专政统治下完成的。任何使共产党专政政权失去合法性的政治变动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转型本身失去合法性。任何反对中国当前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民众愤怒情绪可能会导致民众的要求进行调查和逆转1990年代大规模私有化的整个过程。

不像波兰的工人，他们在1980年代得到了一揽子社会福利的全面保障，中国工人和城市中产专业人士现在要求重新建立体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公平分享的国家收入中的一部分。这些要求注重于物质利益（其中包括工资、养老金、住房、教育、医疗和环境等），而只有通过对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才能满足这些要求。政治民主化制度与其说能产生影响说服工人和城市专业人士放弃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诉求，不如说可能提高群众的期待值并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诉求。

最后，中国资本主义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已经融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然而，与波兰不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无法纳入资本主义核心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而且即使长期的不确定的未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可能接近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水平。

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精英们将面临重大的政治困境。共产党当局指望经济的快速增长能为其专政统治提供合法性。尽管存在经济不平等、不安全感、环境恶化和政治压迫等问题，但普通群众基于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的期待而愿意接受党的统治。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矛盾深化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人民群众的期望值和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实现能力之间已经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差距。

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是中国政府采用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广泛的社会抗议活动，包括罢工、静坐、游行、集会和骚乱等。其数量从1993年约8,700起增加到2003年60000起，到2008年达到12万起。据估计，近几年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均超过10万起。据中国公安部收集的数据，各种形式的“破坏社会秩序”案件从1995年的320万起增加到2009年的1170万起，到2012年达到1390万起（2014年Tanner 报告）。其中一些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有数万人参与骚乱，并占领地方政府达数天（见Tong和Lei 2013年报告）。假设一起群体性事件平均涉及约一百人，每年大约有1000万中国人参与各种社会抗议活动。

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矛盾集聚导致产生一场总的积累性危机，公众的不满很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强度上的迅速激化。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就可能超越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

中国政府可以选择利用现有资源来安抚日益不满的群众。但是，国家的让步将增加资本积累的成本，并提高人们的普遍预期，并导致在未来提出刚高的需求。国家可以试图镇压民众抗议。但镇压会严重破坏统治的合法性，大大增加了全国范围群众反抗的风险。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的统治阶级通过19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有利条件而最终设法恢复了政治合法性。今后，中国资本主义将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以及利润率下降。如果不能大规模挫败工人阶级，劳动力成本就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由于没有其他大规模的地理区域提供给中国资本主义转移产业资本，因此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而言，要取得挫败工人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将非常苦难。此外，中国资本主义还必须面对难以克服的生态矛盾。如果中国资本主义无法为资本积累恢复有利条件，政治压制除了有暂时性的影响不可能更有作为。

总体而言，未来即将到来的重大危机不太可能在中国资本主义现有框架下得以解决。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在不断增长的民众抗议压力下，中共领导层可能会开始推动严肃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应对工人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中共领导层可能决定放弃“改革开放”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行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向资本家收税收以支付社会和环境成本。然而，随着工资、税收和资源成本不断上涨，资本家会减少投资，导致失业增加和发生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为维持进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共领导层可能会被说服追寻更加社会主义化的发展模式。为抵消资本家投资的下降，中共领导层可能会决定重振国有企业。由于公共投资逐渐取代私人投资，由此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可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够以相对较少的政治动荡复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但是，早在1990年代中共统治精英已经决定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自那以后，中共领导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已经与跨国资产阶级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共领导层从自己的队伍中将最后一个重要的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派别清除出去。鉴于这些事态发展，中共统治精英不太可能不进行一场大规模斗争而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和财富。

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将到来的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将导致中共专政统治的瓦解。在全国各地，“群体性事件”会爆炸性的发展，导致群众革命压倒党国统治体制。在国家层面，正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得以建立。但是，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其控制的军队、警察和税收收入对政权保持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没有全国公认的统一的左翼政党，革命的社会主义左翼最初可能难以直接接管国家政权。

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全国很多地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相比有相对优势。在许多城市和省份，资产阶级的政治将被充分削弱，使得地方政权落入工人阶级和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手中。通过利用新成立的软弱的“自由民主”国家体制的优势，左翼地方政府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得以巩固。通过执行初步的渐进改良策略满足当地居民的迫切需求，诸如住房、医疗、教育、改善工作条件、清除污染和打击黑社会，地方左翼政府将开始赢得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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