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社会与市场经济

私有制社会与市场经济

——兼论市场经济的特征

作者：钱昌明

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它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所引导的经济体系。

私有制社会决定经济的私有性，经济的私有性导致交换的产生。有交换必有市场，交换经济即市场经济。市场中交换的是什么？是商品。故市场经济又是商品经济。

所谓交换经济也好（就经济的运转形式），商品经济也好（就经济的运转内容），市场经济也好（就经济的运转场所），实际上就是私有经济三位一体的经济运转体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经济的私有属性，它虽有多种称谓，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不同称谓只是从不同视角所给出的不同名称罢了。

市场经济的私有性本质，决定其一定是伴随私有制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私有制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伴随私有制社会的消亡而消亡。

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成熟、最发达的阶段。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某一天，一位不爱看书、学习，只爱打牌、休闲的“聪明人”，突然发现了“新大陆”，发了一通议论：

“说市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实际上，这只是类似“过了今天就是明天，过了明天就是后天”这样两句尽人皆知的废话。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居然成了一种“创新思想”，成为了一种“理论”，这无疑是学术的一大悲哀！ 

古代中国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作为私有经济的表现形态，在历史上古已有之。

夏商奴隶社会（前21世纪——前770）是我们先祖迈入“文明”门坎的第一个私有制社会。伴随私有制的产生，私有经济之间的交换也就萌生，于是出现了最早的市场经济。

据历史学家郭沫若综合对《易经》、甲骨文、金文的考证，认为早在商朝（夏朝尚无文字可考，姑且不论），我国就有了“工商业的发达”与“贸易”（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研究》）。商朝覆亡后，商的遗民又多从商，“商人”一名也由此而来。

比如，《易经》“旅卦”中的“六二”爻：“旅即次，怀其资，得僮仆”；又“九三”爻：“旅焚其次，丧其童仆。”

这些文字表明：1、早期的商贸交易都与“旅”相联系，说明还多是行商；2、“资”从贝——即早期货币，交易都是通过货币（一般等价交换物）所进行；在奴隶社会里，人身买卖已成为一种常态——“僮仆”、“童”即奴隶，已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

谁都知道，市场经济离不开商人。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与商人是一对双胞胎，是同时降世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市场是逐利的场所，商人皆为利而存。商人的存在与影响的扩大，充分印证了古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前221），也就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交替时期，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历史上涌现出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商人。最具代表性的如：公元前7世纪的弦高，公元前6世纪的范蠡，公元前4世纪的白圭，公元前3世纪的吕不韦等。

弦高是郑国的一名牛贩子商人,经常往来于各国做生意。公元前627年，他去周王室辖地经商,途中巧遇要去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他情急生智，一面派人急速回国向国君报告敌情；一面自称是郑国的特使,受国君之命要馈赠12头肥牛来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洞悉秦的偷袭之计,既然对方已有准备、占不了便宜，随即班师返回。这样，弦高为郑国消弭了一场亡国之祸，就此青史留名。

关于范蠡与吕不韦的故事，可谓众所周知，毋需赘述。倒是白圭的事迹，值得一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专门为他作过传：

“白圭，周人也（按：指周天子辖地——自古商业发达的洛阳）┄┄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将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不仅是成功的大商人，且能总结出一套正当商人成功的“智、勇、仁”经商理论，被后人尊称为“商祖”。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阶段，市场经济不断地得到发展与繁荣。

两汉时期（前202——220），张衡在《两京赋》中，除了展现长安、洛阳的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同时也反映了商贾、游侠、角抵百戏等方面的面貌。其中就有“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的描述。到了唐代，都城长安——整体城市已有庞大的“东市”、“西市”著名商业区布局，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繁荣的表现。

宋朝（960——1279）的东京、临安，人口都超过百万，其时堪称世界最大的都市。其它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已多达46个。随着城市的发展，市场经济自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一张《清明上河图》，充分反映了当时市场经济的欣欣向荣。专业的商贸城市也已出现——江西的景德镇，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瓷都”；随着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在中国诞生。

反观欧洲，与宋朝同时期、11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城市也已形成；但规模都不大，一般不过几千人。到14世纪，伦敦才不过4万人，在欧洲已算是大城市了。欧洲的市场经济到14世纪以后、特别是在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才迅速发展起来。

明、清前期（1368——1840），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其时市场经济已达到了非常繁荣的地步。

当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繁荣到一定水平时，必然会形成“资本主宰”的局面。这时，资本不仅占有了生产资料，同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雇佣关系——占有了劳动力，由此形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封建主义私有制嬗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本质上都没有区别。所区别的是，剥削者对劳动者占有方式的不同。从奴隶主对奴隶的完全占有，封建主对农奴的不完全占有，到资本对劳动以雇佣方式占有。所以说，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大特点。如果没有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的雇佣工人，就不存在资本主义了。

明朝中后期（15、16世纪以后），在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丝织行业，已开始出现了手工工场——“机房”，形成由“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关系）的萌芽。可惜，这一发展势头遭到17世纪40年代“明清易代”大动乱的严重破坏！据《明会要》与《清实录·顺治朝》资料，仅人口就锐减了三分之二（由明末的6330万减至清初的1900万）！社会经济更是破坏殆尽。直至18世纪初，社会经济才逐步恢复过来，市场经济重新繁荣，并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再度发展起来。

然而，由于清王朝腐朽封建统治的阻碍，始终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封建地租过重，农民极端贫困，缺乏购买力（限制了国内市场）；商人把积累的资金购置土地（坐收地租，一本万利），不愿用于扩大再生产；清政府长期实施闭关政策，禁止海外贸易（封闭了海外市场）；国内关卡林立，对过境商品征收重税；等等。所有这些，终于使中国历史尚未跨入资本主义门坎之际，就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