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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2012-4-4 20:26| 发布者: 黄雀| 查看: 796| 评论: 0

摘要: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香港中文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 3月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研讨会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我从我自己研究过程中间碰 ...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王绍光: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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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

        329日上午,庆祝《人民论坛》20周年暨《学术前沿》创刊理论研讨会在人民日报社综合楼报告厅隆重召开。研讨会以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为主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发表题为中式政道思维还是西式政体思维?的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我从我自己研究过程中间碰到的问题来讲中国式话语体系建构,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我们要打长期的阵地仗,可能是持久战。
    我的题目讲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政体,一个叫政道。政体这个词,30多年前,在北大学习法律的时候,我的专业是比较宪法,比较宪法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政体,离开北大以后,出去留学、学习、教学、研究政治学,政治学理论,政体是更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政体这个概念不仅在学术界,在我所从事的宪法学、政治学里面非常关键,其实在大众媒体里面,在一般老百姓的日常谈话里面,大家都会涉及到政体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重视政治体制,很多人认为几乎人类,包括中国,包括国外,一些问题都和政体相关。比如经济通胀,比如说社会公平,腐败、幸福等等,很多人认为政体好,其他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为他们是民主的,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他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中国和一些国家,它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少成就,长远来说都是靠不住的,迟早都要转换的。
    我把这个问题叫政体绝对论。在过去三十几年的学术生涯里面,大概有25年以上,我自己是对政体绝对论深信不疑的,在我的教学研究里面都是如此。后来会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就是你用政体绝对论的东西来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你碰到难以解释的问题。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慢慢的对政体进行反思。政体这个概念,简单的说就是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形式,在西方来讲,政体的概念,几乎在政治分析的一开始是重要的。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西方史学的创始人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政体分类,到后来的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霍布斯、洛克等等,一直到现在的拉斯基等等,都会把政体作为政治研究的基础。他们这样分析也有一个客观的背景,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进行政体分析的时候,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就存在着170多个城邦政体,这170多个城邦,大概相当于我们170多个村庄和乡镇,都不大,几千人,几万人,他看到很多政体会进行分类。这个现象延续到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初的时候,在欧洲大陆还有3500多个,所以,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启蒙时代的很多理论家,他们已经习惯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分析。
    政体分析,实际上今天回头看是问题非常多的,我在这里不能讲了,我会在一篇很长的文章里细细的论述,现在回过头看,问题太多,这本书就是《论法的精神》,今天回过头来,他的很多理论拿到今天学术评价的话,恐怕出版不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把它当做为一个精品。
    实际回头看,回头梳理时发现,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柏拉图写的《理想国》是政体分类的创始人,如果仔细读他们的书会发现,他们其实最后发现的是到处都是混合政体,没有纯而又纯的政体,纯而又纯的政体未必是好的政体。希腊人从希腊带到罗马,看到罗马的政体后,马上认为罗马政体,以罗马共和国为例,立足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所以,到现代也是一样,前年有一位系研究古希腊民主体制最好的学者,一位丹麦人,叫翰森,他前年在大英博物馆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演,他论证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代西方并不存在纯粹的民主政治,西方存在的都是混合政体,所以混合政体的分析方式才是比较好的方式。
    讲到中国,中国历代的先哲考验问题最多的都不是政体,梁启超一百多年前突然发现,西方研究政体,中国从来没有谈过政体,梁启超几乎第一个把政体的概念引进中国。后来有一位政治史学家,1928年写过一本小书,叫做《政体论》,开篇第一句话讲中国人完全不了解政体的东西。政体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现在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他们关心的是为政之道、治国之道,换句话说就是治国的理念和治国的方式。为什么和西方有不一样的差别呢?原因恐怕也很简单,中国的政治实体从商周开始就已经规模很大,远非希腊那些小不点的城邦可以比拟,在庞大体系中,治国之道必然比希腊城邦复杂得多,有无数个相互纠结的维度,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以一两个简单的标准进行治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回头去看中国的政体思想史,几乎可以进行一个梳理,中国的政治思想史围绕的是两件事,庄子有一个说法叫做,治之道治之具,治之道是治国的理念,治之具是治国的方式。我自己的分析概括是这样的,从治之道,治道的角度看,中国人,中国的先哲、大家,基本可以这样概括,叫做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这是他们治国的理念。一个国家最高的目标是什么?这几样东西,各有各的看法。从治理国家的方式来讲,四大派也非常的不一样。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或者以理治。法家强调法治,墨家强调贤治,贤人治国,道家强调道治。这样的方法在中国古代是一以贯之的,梁启超把政体的概念引到中国,他写过很多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后来他到美国去转了一圈回来后,逐渐发现用政体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好象也不太行,分析中国也不太行,结果他自己慢慢的放弃了他刚刚接受的政体分析的方法,实际上又回到了政道分析思路。这样的人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人,他们用的词往往是政体,他们谈的事往往是政道,包括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讲到民主,一听毛泽东讲的,讲的不是政体,而是政道。
    这两种分析思路有什么不同呢?如果让我概括的话,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把西方的政体视角换为中式的政道视角,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政治,还是展望未来的中国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从政体的视角看,政治体制某一两项特征至关重要。而从政道的视角来看,政治体制内形形色色的行为模式,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模式都非常的重要,都可以影响政治体制的表现。某几种形式上的安排,未必不那么重要。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复杂的政治现实就会划为几个简单的标签,比如民主政体、专制政体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所有的政治体制,古今中外,都不可能是一样的,都是政体,包括不同的成份,只是成份的搭配各不相同而已。
    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某些政体必然优于这些政体,从政道的角度看,不管是什么政体,都会面临种种的挑战,其中有相当多的挑战是类似的,完全可以通过互相借鉴治国之道,很难说哪一个政体优于另外一个政体。再比如说,从政体的角度看,只要关注一两项制度特征有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判断那个制度发生了变化没有。但是从政道的角度看,所有的变化都是重要的,没有哪一个特征是特别应该突出的。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最后,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好象只要引入某一种新的政体,天下就太平了,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从政道的角度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事件。
    在我今天看来,政体思维和政道思维最关键的不同,是视野的宽窄。西方的政体思维重政体,而政体只是各种制度中的一小部分,中式的政道思维并没有忽视政体思维,如治术里面,包括各种制度安排,当然也包括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制度只是政道的一部分,因此中式的政道思维不会陷入政体绝对论,两者思维差异的高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中国应该像梁启超一百多年前尝试的那样,把政体思路抛弃,改换政道思维。这也说明了艰难性,梁启超本人的实践是一百多前的事情,这个思维目前还占据我们的头脑,我认为应该打阵地战或者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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