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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2017-7-10 16:32|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287| 评论: 1|原作者: 李零

摘要: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

民国时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期,根本不像现在人吹的,简直是黄金时代。天下大乱,最倒霉是谁?是老百姓,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没法比。你不能把全部历史都写成知识分子的受苦受难史。即使“文革”也不能这么讲。当时谁都知道,首当其冲是老干部,知识分子顶多是陪绑。更何况,整知识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

这是一段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中国人受了很多苦。但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大师辈出的时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强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现在让人羡慕不已的“学术大腕”。国家多难,英雄和大师都是幸存者。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当中,知识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们或者被政治抛弃,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夹缝之中,有如裤裆里的虱子(阮籍的经典比喻),躲避政治还来不及。很多人的学问都是逃避政治逃出来的。

中国传统,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热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无道怎么办?孔子说,得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但起不来怎么办?于是而有隐逸。隐是隐士,逸是逸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脚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国维,他对政治本来很上心,革命绝了他的望,他才借学术打发时光,像鲁迅说的,“无聊才读书”(《赠邬其山》)。他根本看不惯这个时代,觉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有什么好。他跟罗振玉东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在他看来,都是乱党。什么时候不乱?当然是大清朝,特别是早一点儿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辈的大清朝。

陈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无党无派,要说派,是名士派,台湾不去,北京不来,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都不买账。现在有人说,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保存文化有功,这是对的。但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过了。

这两位大师,讲范儿也是“前民国范儿”。真正的“民国范儿”是国民党的范儿。

现在讲“新史学”,真是越讲越乱。梁启超讲进化史观,自称“新史学”。傅斯年尊兰克学派,台湾叫“新史学”。现在倒好,文化保守主义可以叫“新史学”,国民党史学可以叫“新史学”,唯独左翼史学不许叫“新史学”。其实左翼史学才一味求新。谁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学和民族学,最强调社会史和比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欢,也无法把它归入旧史学。

1949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逃往台湾。国民党不得民心,连挺蒋的美国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换掉他(文换胡适,武换孙立人)。现在倒好,有人说,大陆沦陷,文化断裂,传统文化全都去了台湾,不但人去台湾,东西也去了台湾。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济济;台北故宫,好东西全在那儿。这不是胡扯?

人民日报刊登南京解放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想上台湾?实在不敢留大陆,那也是去美国。1948年底,蒋介石有“抢救大陆学人计划”,派人拿飞机接,谁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选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儿全是“民国范儿”。他们,只有傅斯年、李济、王世杰、董作宾去台湾,陈省身、李书华、汪敬熙、林可胜、李方桂、赵元任、萧公权去美国,胡适先去美国,后去台湾,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陆。胡适幼子胡思杜、李济之子李光谟,还有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他们也留在了大陆。

文物,民国那点家底,跟大陆没法比。故宫南迁文物,只有1/4去了台湾,东西在他们的故宫。殷墟的标本,山彪镇与琉璃阁的标本,还有居延汉简,东西在他们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馆的收藏,东西在他们的历史博物馆。他们带走的东西,就这么多。中国的文物绝大多数还在大陆。更何况故宫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国的风水宝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陆从未中断,新文物层出不穷,即使“文革”也未中断,真正的文化资源还是在大陆。

出版,大陆也未中断,即使“文革”也未中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译外文,印考古报告、文物图录,不知出了多少东西,台湾没法比。

当然,历次运动,大陆学者受冲击,不知遭过多少罪。他们,即使在监牢里也有人写东西、译东西。受委屈还有这等贡献,这叫什么?这叫可歌可泣。

民国有什么遗产,咱们来看一看。

台湾学者的传灯录,杜正胜来北大讲过。他们的第一代学者是上述迁台五院士,以及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个把老人,根子在大陆。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也是从大陆走的。第三代是杜正胜(1944-)他们这一代。这一代才是在台湾长大。我记得,1990年“中研院”选院士,呼吁本土化。他们的院士,国籍多是美国。本土化的意思是台湾化。

余英时和许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国民党。因为人在美国,国籍是美国,他们更喜欢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时是燕大历史系的学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陈公柔是同学。考古所的老所长徐苹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讲过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钱穆学,去美国是跟杨联陞学。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后来是蒋介石的“帝师”。

余的历史研究,中心是士。《士与中国文化》,强调中国文化,命运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经他索隐,处处暗伏玄机,全是骂共产党。他说郭沫若剽窃他老师,也是为了打倒左翼史学。他回忆说,他在燕大时,自由主义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拢,右翼以胡适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劝他参加革命,无论左派、右派,他都不参加。他说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发觉全是骗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别人,就是1983年当过北大代理书记的项子明(原名汪志天)。项子明病故,他只写了几行字,说他本想写点什么,唯恐下笔不慎,产生副作用,现在不写,将来总会有机会写。

许倬云是台大历史系毕业,迁台五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王世杰和董作宾,还有李宗侗,他都奉为老师。他在匹兹堡大学教历史学和社会学,性学专家李银河留学美国就是跟他学。王小波“以性交解构文革”。许说,王的作品经他推荐,才在台湾获奖。许的代表作是《汉代农业》和《西周史》。前书,我在农经所时,曾从农业科学院借阅过,我意外发现,此书是送给杜润生(中共负责农业的高官)。后书,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张光直教授的学生)写过书评,可参看。

他们两位对台湾影响很大。台湾的很多学者都是他们的学生。

张光直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师从李济,人类学,受凌纯声影响最大。李济是中国考古第一人。离开大陆,无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遗憾。1960年,大陆策反李济,他没回来(夏鼐写过信)。他的学生圆了他的梦。

张光直是李济最得意的门生。他是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请两个本省人执掌该院,正院长是李远哲,副院长是张光直,两人都是有国际声誉的学者。当时,张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症。

张光直是台湾人,但他说,他也是中国人。他在台湾做过发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陆发掘,因为中国考古的基地毕竟在中国。李水城回忆,张先生和夏鼐联系过,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联系过,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圆梦之旅,可惜已经太晚。当他终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举步维艰。他比前两位小一岁,但早早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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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7-11 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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