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张维迎等人以大义之名勒索青年毕业生支持的推墙事业

在最近四十年中间，中国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一个实力庞大的资产阶级，完成了质变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由此，官学产媒各界的状况演化，都与这一次革命有着内在的联系。较新的状况是作为一个中国顶尖资本家群体的政纲--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已经到了新一个执行阶段，丛日云与张维迎的毕业生告别讲话，都以民主自由的大义，去向青年学生勒索政治支持，这可能意味着：推墙事业业已进入了动员群众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非常有必要去追问一下假如中国民主了或者宪政了，真实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接手之后的，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宽松和经济让步政策出现？对每一个真诚爱好民主的人士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

有一句毒鸡汤是这么说的：学生绕过的最憋屈弯路，都是青年导师的套路。

2013年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给毕业生致辞时，以“站在正义事业一边”的大义去绑架毕业生们，要他们支持或者至少不反对他们可心的推墙事业；今年七一，北大名人张维迎也沿袭同一个套路，以“自由”和“北大人的骄傲”的大义为名，去勒索毕业生们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

丛教授和张教授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心灵感应，都以大义之名去勒索支持，也都同时不说清楚推墙事业的背后，其真实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们有没有一丁点可能代表真实民主或者自由的诉求？这个问题很大很大，需要仔细剖析。

在中国鼓吹民主宪政的人士，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知道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的真实“接盘侠”是谁，此类人如张维迎、贺卫方、丛日云；第二种仅仅是对美式政治有好感，或者对中国的统治阶级有恶感（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人以为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转型会带来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宽松和经济上对底层更高的补偿水平--这个可以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改良空间”（下文简称“社民空间”）。第一种人最关注接盘侠获得政权，重点关注推墙效果，要扩大推墙支持者的队伍；第二种人士多期待中国政治的美国化转型后，会自动地带来一定程度的社民空间，重点在社民空间。有一些激愤的小自由派，就是不加反思地跟着推墙言论走，连社民空间都不问问，那正是张维迎和丛日云所需要的傻子。

上层公知宣传说，只要政治美国化了，社民空间是妥妥的，不管中国是中心还是外围国家无所谓，社民空间只与民主宪政相关。很多人也愿意相信，这样，四大盟就节节胜利了，越来越自信和不觉得需要做任何让步了。这倒是像政治上的萨伊定律：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形成了意识形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互支持--公知的言说业为自己造就出一个良好的社会接受机制了。在现象上看，公知们的成绩是很大，似乎凭空在中国社会中间创造出一个未来政制的支持者群体，但只要仔细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劳资冲突的深化才是内在的原因。

就目前的中国情形看，劳资冲突中间最为直接的变化，是管理权的作用方式及其后果的演化。对中国政治美国化有好感的人群中间，较为特殊的一群人是小资白领阶层，由于这些人在收入中间包含一定数量的“准租金”，在个人素质方面包含相当数量的专用性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两者都受到改开后“管理权再封建化”过程之后专横管理权的深重压迫，易于贬值为零的“准租金”和“专业性人力资本”都成为横暴管理权可以据以“敲竹杠”的基础，一些披露出来的恶性事件表现出：在横暴的管理权面前捍卫个人尊严是相当艰难的（如民生银行关副总对女下属强奸未遂案），这种状况下在小资白领阶层中间产生了强烈的“民主革命要求”--需要对封建化的管理权进行规约。而公知们的言说中间就适时地满足这个心理要求，宣传公共领域的美国化，会自动地带来私人领域的民主化，满足小资白领阶层心底最迫切的愿望。

而在西方国家的现实中间，公共领域和司法介入私人领域的力度甚低，管理权的运作一样是按照私人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运行，公知们的许愿应该说是不真实的。根据过去中国的历史经验，管理权封建化的唯一解毒剂，是需要一场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民众赋权让其组织起来，直接面对面地向封建化的代理人进行斗争，不仅借此讨还公道和权力，还要在私人领域之内确立新的政治平等或者民主监督规则，而且这样的斗争还无法一次完成，需要群众性的组织力量进行周期性的回火检测，这才是对私人领域封建化有效的民主改革措施。

也就是说，在管理权再封建化过程中间，受其压迫最为深重的白领雇员群体，产生了本能的民主革命要求，而公知们的贡献就是：把这样一种要求引导到推墙事业的方向上。由于对革命和毛时代的彻底的妖魔化，多数小资白领并不愿意去仔细考虑公私领域的民主化的作用边界和上限，在相当程度上愿意指靠公共领域民主化对私人领域的可能渗透后果。

前不久，又有人把中国政法大学的丛日云2013年的讲话翻出来，这个讲话想要忽悠更多大学生去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还说这就是支持正义，以大义去裹挟刚毕业的小青年。这个丛教授一不讲清楚推墙后的“接盘侠”是谁，二不代替接盘侠承诺社民空间实现的任何可能性，却忽悠毕业生去支持他们的推墙事业，不得不说，你丛教授才是毕业生遭遇到的那个“最险恶的江湖”“最深的泥潭”。大学毕业生其实就是候补的小资白领阶层，对于“民主革命本能”有着较高的认同，这个丛教授相当于是专门对“易感人群”发力，忽悠他们去支持推墙事业。

想要以民主或者宪政的名义夺权上位，却不给民众任何明确的许诺，象张维迎和丛日云等人借助自身的教师身份和发言机会，去向刚刚毕业的学生勒索政治支持，这种以大义的名义偷偷摸摸搞政治的行为，不仅是违背师德守则的，更是违背基本契约精神的，还是完全违背民主和宪政理念的。

二

温铁军前不久有一个内部讲话在网上披露，说中国这几十年最主要的变革是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一个庞大而有力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对立面则站在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庞大的无产阶级（甚或是半无产阶级）。资本革命之后，资本家群体业已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体系和政纲--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如果中国开了党禁的话，这会是一个标准的政党，目前也是处于准政党状态，可以简称为“四大盟”。

在中国最近四十年来，最首要的质变是完成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资本家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和资本数量都是空前的。在资本家的对立面上，业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人数最大庞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体。粗略地划分一下，在资本家手下雇佣者群体中间，有两群差异较大的人士，一个是农民工群体，一个是小资白领群体。

农民工群体与小资白领的最大差别，是有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多数农民工没有完整的家庭生活--父母妻子的常年分离是常态，而小资白领阶层多选择斩断与老家的关系，在城市建设新家庭，追求完整的家庭生活。这样一来，依据家庭生活状况，小资白领阶层是业已无产化的状态，而农民工则是半无产化状态。无产化与半无产化之间的区别，隔着城市住房的高生活成本。这样，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好坏，比农民工更加受到居住成本的压迫。

在过高的居住成本对立面上，是地产商、银行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房地产三头同盟”对于超级地租的攫取。老田曾经专门写文章分析过，地产三头同盟的出现，是朱镕基1993-1994年分税制和金融改革的“非预期后果”。社会学家曹锦清认为：房地产的实质是炒高级差地租并实现货币化。而货币化的超级地租，由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瓜分，并且这个超级地租还主要是由小资白领阶层负担的。从经验和现象角度看，“管理权的再封建化”塑造了小资白领的政治体验和诉求，而“超级地租带来的高居住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状况的度量指标，这是目前中国有着本能民主革命诉求的群体的两大生存体验。

针对小资白领“选择无产化”过程中间的“高居住成本”，可以对照一下阿拉善协会第五任会长任志强的言论和主张。应该说，任志强在中国的资本家群体中间，是那种最接近本质的现象，作为太子党的一员其在文革期间就是那个表现--赤裸裸的权力欲望和暴力，到了今天任会长依然不搞美国传过来的公共关系，不屑于跟你说假的。不得不说，因为有了任会长及其言说，我们认识中国新统治阶级的难度下降了不少。如果按照任志强所述，目前共产党政权远较四大盟进步，而且对底层民众持有更多的口头善意，对公共性要求回应也更积极一点点。

经济基础的巨变肯定会提出上层建筑方面的要求，早期的阿拉善协会就是这群顶尖资本家的准政党组织，“官学产媒四大同盟”就是这个协会提出的政纲，这群人中间的一些知名人士对小资和民众的态度，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例如任志强就是阿拉善协会的第五任会长。“官学产煤四大同盟”原本是一种地产商的经商经验，然后是中国最顶尖的资本家群众的政纲，已经实施了十多年了，是一个政治同盟的运作实践，如果开党禁他们就是一个政党。他们的协会私下里提出的政纲是“官学产媒四大同盟”，表面上却公开说要“凝聚企业家精神，留住碧水蓝天”，这个还是蛮正能量的。这样一群人才是离中南海最近位置上的候补接盘侠群体，官场有着海量的沉船派是这个同盟中人，所以强大无比，中国下一步的民主宪政后的现实担纲群体。应该说，官场存在着海量的沉船派一事，与公知们宣传的截然有别，附件三专门讨论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会选择推墙事业，算是一份较有说服力的分析。

阿拉善协会的进一步发展，是成立一个公募的壹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双重构架--前台是影星李连杰，后台是那群中国最顶级的资本家。经济学家中间吴敬琏、许小年、周其仁、张维迎是其代言人，影星中间除了李连杰之外，还有赵薇也算是他们的圈内人。2012年雅安地震的时候，壹基金会号称筹得善款第一，超过官办的红十字会，上网查阅发现过半捐款来自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每一家的捐款都是千万数量级）。

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方面的博弈，往往是“零和博弈”。从壹基金会的成功，映照出一件诡异之事，此前网络炒热炒红的“郭美美炫富”事件，极大地打击了红会的声望，事后得知郭某不过是一个高级妓女而已（王某事后交代每次交易付费5万元），把她与红会联系起来的中间人王某也不是红会内部成员--而是一个准承包商，但是这件事的网络发酵及其诡异效果，完全是让人跌破眼球。事后从其得益者壹基金会看，倒是能够得到部分解释，在投入产出分析之外，其实也可以从产出去追溯最积极的隐秘的投入者状况，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分析是人世间最强大的分析工具，大多数情况下投入者与受益者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毕竟是“按下了葫芦浮起瓢”，葫芦按得越低就能够让瓢浮得更高些。

更可以对照的是，壹基金会募得最大一笔善款一年后，绝大多数善款还在银行账上躺着，未曾进入救灾现场。这个事情受到网友质疑之后，壹基金会相关人士的回应，那才叫精彩。会长李连杰说，他们基金会里都是大腕个个钱多，瞧不起这点钱，“哥几个瞧不起那几个钱”，也不想私分和贪污；李会长是通过炫富来鄙视各种质疑声音，同时还要人们从他们的豪富身份去相信他们的不贪污。秘书长杨鹏的回应，说他们是要“慢工出细活”，符合标准的公共关系学套路--只说对自身形象有正面价值的言辞，但这个并不能够回应网友的疑问：既然是救灾善款，灾民受灾都一年多了，你们都不管不问，真要是有人没吃没住，早就冻饿而死了，你们还救个什么灾？

在媒体方面，南方系很明显是四大盟的喉舌，网媒中间是凤凰网推墙最积极。而且，各种新媒体平台，基本上都掌握在这群资本家手里，诸如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等等。其他的门户网站巨擘如新浪、搜狐等莫不如此。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网络上共产党都成了地下党了，也就是说，在网络平台上，四大盟业已占优。在传统媒体领域和高校讲坛上，各类官府雇员群体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与萱萱有不同政见，而是与四大盟有共同政见，这些状况，才决定了是中国民主后的较为可能的方向与后果。

官方媒体逐步地丧失了对公众的良性影响力，这种状况由来已久而且与时俱进，以至于虽然官方媒体目前体量尚大，但很少能够深入人们的内心；从现象上看，明显存在着官方媒体自绝于读者和公众的经营方式，这个自污自晦的状况的存在，在其反面是极大地放大了公知媒体和网媒的影响力。

由于网络意见发布平台，大多掌握在资本手里，不公正地倾斜分配传播机会，导致右翼言论和推墙意见，在网络上被放大近五倍，而反对派左翼的声音则缩小了六倍多。

以社科院政治学所在社会现实中间获得的调研数字，对照南方都市报的网络调查数字，可以较为粗略地得到这样的对比：经过网媒平台的传播机会放大和缩小之后，左派观点从现实中间占38.1%被缩小到网络上的6.2%；同时，右派观点在现实中间占比8%却被放大到38.7%，也就是说，左派观点被网媒缩小到六分之一弱，而右派观点则被放大近五倍，由于中间派很少在网络上参与论战和发声，这就更加放大了网络右派观点的优势。

网媒对传播机会的倾斜分配，与张明澍对现实社会成员调查的结果迥异：“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转引自《调查“中国人眼中的民主”》，载《南方周末》2013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