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中国民主和宪政的“接盘侠”是谁？

三

以民主的大义勒索政治支持，这个事业已经极其兴旺了。除了丛日云、张维迎等人在毕业生告别会上的公开大范围勒索之外，在网络论坛和微信群的小范围交流场合，从事这种勒索事业的热心人士，也很不少。老田已经遭遇到很多次了，不得不说，以民主自由的大义裹挟别人，试图要干点什么，这肿么看着都像是法西斯的路数呢？以大义裹挟别人手段过于单一乏味，何况还裹挟不动我，总建议那些人回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向上。

老田建议那些勒索绑票者，少扯点空头民主，多说说四大盟准备给多少实际的“社民空间”--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是否预备过对底层做一点点让步，也都会有好的说服效果的。况且，你以大义绑架或者勒索支持的套路，还真是裹挟不了明白人，何必用个不停呢？有人把民主棍子抡出来都十几回了，至今都没有取得效果之后，还不知道反思。所以，老田总叫他们省省和歇歇，大义裹挟的效果差了之后，这样的套路就要少玩，还是回到讲道理比较好。

所以，对于那些喜欢形式民主的先生来说，有其需要现实社会的四大盟及其影响力的现实问题，假如不是选择充当四大盟的喉舌，而是对真民主有兴趣的话，那就需要说清楚如何在四大盟强化资源和机会垄断的趋势之下，找到一个与推墙事业相伴随的社民空间如何成长的路径，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和科学务实的眼光，要不然就是想当然的书面学理的空头争论，在四大盟造就的巨大社会存在目前，徒托空言是说服不了别人的。

在中国真实的民主或者宪政接盘侠问题上，可以针对事实进行反驳--四大盟是否存在？也可以针对四大盟的推理加以反驳--阐明四大盟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偏好和影响，还可以就四大盟在现实社会结构中间的地位与“社民空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进行反驳，用以证明四大盟接盘的宪政民主，会在何等程度上包含那些方面和程度社民空间，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会更有说服力。

四大盟长期坚持推墙事业，还是以民主宪政的大义来进行，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从自身的追求出发，这样的事业也格外需要公开进行，借以影响全国民众的心态和接受机制。

官场沉船派着手推墙事业，要从2006年的“新西山会议”算起。这个会议就是四大盟中间的官场沉船派主导下召开的--据高尚全在会议上说，是某国务委员奉领导指示叫他出面召集的，目的是形成学者意见向上建议，必要时候予以实施。会议召开地点，是西山杏林宾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所辖。贺卫方就是以那个会议上的尖端言论--要走台湾的道路、共产党是未经合法注册的团体--而一炮走红的，一直红到了今天，算是经久不衰。贺卫方是官场沉船派选定的、或者其自己主动跳出来充当官场推墙派代言人，跟咱们老百姓一点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除了谄媚官府沉船派之外，看不出任何其他特征。贺卫方的状况，说明官场中间对于沉船事务，业已到了可以公开谈论的时候了。

阿拉善协会在私下里提出“官学产媒四大同盟”的政纲，其会长之一任志强十数年如一日，在微博和网媒上公开推墙，这是人们早就熟知的事项。

而学界的著名公知诸如茅于轼、王长江、贺卫方等人，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他们的影响下，体制外的推墙事业，逐步从个人奋斗上升到群体发声的阶段了。2008年，非官场人士搞了个宪章，是内应外合的呼应和造势。

在政治上要妥协还是要革命？四大盟就是要革命的，不愿意与党国和平共处，仅仅愿意与官场沉船派合作，这个相当于国共合作时期的先例：不是两党之间的党际合作，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阿拉善协会有一位关键工作人员，老是劝说诸位大佬与党国和平共处，结果被赶出来了。说白了，对那群人来说，推墙是必需的且不可能妥协的，目前政策方面有些逆着民意行走的态势，似乎是要在别党的名义下进行最大化的榨取，机会主义和短期利益最大化打算是占上风的。就像是农村的谚语所说“借别人家的牛，力气最大”，反正牛不是自己家的，也只打算只借这一回，累死了拉倒。

“累死别人家的牛无所谓”，从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符合民望的重大政策毫无效果，例如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执行了十多年效果之后，房价反而是一路走高的。迄今为止，房地产调控政策始终拒绝去调控地产商、地方政府和银行，始终在所谓的“炒房客”或者房贷方面转圈子，难道炒房客的需求拉动了房价，还是炒房客的资金数量特别巨大撬动地产市场？实际上，炒房客所提供的资金和需求拉动，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及银行、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这“三头同盟”影响力的十分之一。这个只要查一下统计局历年公布的房地产资金来源数字，就无比清晰，连续好几年房地产资金来源中间消费信贷比例都只占10-15%左右，政策调节对象老是去琢磨这个，明显是刻意地甩开了西瓜、专门去调节芝麻。老百姓都感觉到那些官面所说符合民意的好话，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最终都得不到落实和执行，好政策的命运都是“政令不出中南海”，以此推断，官场可能还有一点点不得官心的保船派，人数很少，应该不占优势，因此他们宣示的政策在官场也是无人理睬。在官场中间，沉船派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各种凿船打洞行为都成为最改革的象征了。

不得不说，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政策能够出台，并坚持不懈，这说明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困窘，还是政策制定圈子愿意回应的问题。但是，调控政策的长期无效，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资本、金融与实业等多重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房地产调控政策能够出台及其选择无效的调控方向，应该是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对比和博弈均衡。

从调控政策的博弈过程和参与者的情况看，中央政府较愿意反映小资白领阶层的经济困窘要求，所以出台了这个政策，地方政府、银行和地产商反对调控政策，博弈的均衡结果是：政策调控对象老是锁定芝麻放开西瓜，去调控所谓炒房客。而真实的金融力量地方政府权力都助长地产商炒高级差地租的努力（三方在此有共同利益），最终的房价走势是由这一股强势的金融资本和地方权力决定的，正是在调控过程中间房地产价格一路走高的，由此，中央政府丧失了公信力和民望，从张维迎的七一讲话看，这个后果好像是格外符合四大盟需要的。

在官学产媒强势联手的情况下，没有重大意外的话，肯定就是那个后果了。那么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如果是一个不搭配社民空间的纯粹推墙事业，就不见得那么值得期待了。那么，能不能在他们得手之前阶段，趁着他们还想要争取民心民意的当儿，以民众的力量逼迫他们答应一点点“社民空间”呢？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社民空间才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四大盟不要说承诺福利改进向西方学习福利国家，就算是落实“劳动法”都受到公知们的竭力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社民空间”难道是可以奢望的吗？

四

上层公知是四大盟的代言人，下层的小右派（或者小自由派）实际上是痛恨四大盟之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导致其毫无出路，由此渴望“社民空间”。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甚或是对立的状况。所以，宽泛地讨论民主和宪政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追问的是，如果民主了、宪政了，现实中间的接盘侠是谁？接盘侠接盘之后会带来进步还是退步？所以，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四大盟得到政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让步是可能的吗？随心任意的猜测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看一下这个接盘侠群体中间许多名人业已公开的言论和主张，才能更为稳妥地把握到未来演变的趋势。

要以上层公知为对手，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揭穿他们的喉舌，诸如张维迎、贺卫方之流，把中国民主的幕后推动力量和最可能后果揭示出来，教育民众，争取民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张维迎和贺卫方一流精英人物，还有着无穷的忽悠能力，那后果不说也知道的。

所以，真正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士，至少应该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搞政治的话，四大盟需要公开进行，不能够偷偷摸摸，尤其是不能够通过谣言和谎言搞政治；第二个是事先要对民众作出“社民空间”承诺，否则将不能够无条件支持他们推墙，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仅仅有口头承诺是不够的，至少要设立平民院，对四大盟能够形成实质性的制约才行，这本身就是承诺可信度的应有之义。在推墙之先，什么承诺都不做，还要以民主自由的空头大义裹挟民众，那是不行，在一切至关重要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领域，都应该有所承诺和制度安排，这才是不糊涂的支持。

短期内超过别人的力量和影响力，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明白人多起来，就可以消减他们的优势。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让那些幻想“社民空间”肯定会有的非既得利益者觉悟过来，这至少可以减低他们的强大性和癫狂程度--动不动裹挟民众以大义压人。民众的觉醒程度越高，逼迫他们让步的可能性越大，改“良”而不是改“劣”的后果，才有一点可能出现。

所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间，盲目跟随好听的口号是不妥的，要透过概念体系的迷雾，看清楚现实社会的实际利害关系再分配后果和趋势才是最重要的。推荐北京的哥对四十年变化的总结：权抢钱叫市场化，权抢钱叫民主化。这就是四大盟主导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后果，认真思考一下，这两个至为关键的判断到底靠谱不靠谱？如果是钱买权的话，还多一点点规矩与和平过渡的意思，推墙就已经是明火执仗地抢权了，不再是买了。

在钱抢权阶段，张维迎有过很杰出的表现，“为钱证名”就是张教授的名文和努力方向，张教授说哪个人钱越多说明他对社会贡献越大；同时，张教授还曾经客串牧师，对资本家群体赦免其“原罪”--这个剧目是在电视摄像镜头面前进行的--柳传志的走私、刘永好在饲料中间掺水等等；曾经一度张维迎还到处宣传说，是他本人在莫干山会议上竭力主张开通“价格双轨制”后来被接纳为政策的，这个是权抢钱在最初阶段的主渠道（此一说法受到莫干山会议亲历者华生和高粱的驳斥）。在改开的深入阶段，是国有和集体资产改制过程中间的管理层买断，这个时期的尖端主张“吐痰论”就是张教授的历史性贡献，这个和他的北大同事厉以宁的“靓女先嫁论”一起成为推进富贵人群走向“钱多贡献大”的更高阶段，提供了优质辩护服务；再后来，“钱多贡献大”的改革就走到房地产对于小资白领阶段进行定向人头税搜刮了；应该说，张维迎教授一直都处在服务于权抢钱事业的最前沿。现在，终于要修成正果了，进入到了一个“钱抢权”的新阶段，张教授现在是以教师身份和大义之名，去勒索学生们对推墙事业的无条件支持。不得不说，张维迎教授无论是在权抢钱阶段，还是钱抢权阶段，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贴心辩护人。

孔夫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张维迎这么大的人物，在为权抢钱事业所做的贡献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正是因为他过于卖力，以至于同属于公知阵营的教授都有看不过眼的，认为张维迎身上充满了“于连情节”--为了上等人的利益和自己向上爬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但是，更为难得的是，张维迎教授总认为自己的贡献还不够多，所以编造了他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主张并被接纳的说法，编造这样的谎言显然是张教授认为自己对权抢钱的贡献还不够大，私下里还惭愧不已的结果，这是多么谦虚的伟大人格啊？！看来张教授总是“一日三省吾身”，与“权抢钱”谋而不忠乎？与“钱抢权”交而不信乎？推墙业不习乎？故此，我们总能够看到张教授时刻站在社会潮流的前头，从吐痰论开始，到公然勒索北大毕业生支持推墙事业的今天，到处都留下张教授毁人不倦孜孜不已的勤奋努力身影。

记得1980年代中期，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过：改革本来是要去天津的但不方便说，首先说去通县，到了通县之后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之后才说去天津。今天的状况，经济基础内部的质变业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新的问题是：到了天津之后怎么办？任志强、贺卫方、王长江、茅于轼、丛日云、张维迎等人，都给出了答案：推墙换班子搞美国化转型。

较新的情况如张维迎和丛日云等人利用教师身份的发言便利，以民主自由等大义勒索毕业生支持推墙，这个情况是否意味着，到了天津怎么办的问题，已经有了最新的时间表或者日程表：现在已经到了进行群众动员的阶段了？

二〇一七年七月九日

附录一：阿拉善协会的历史与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