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懒得对杨继绳的造谣发言的,看了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之后,实在是忍不住了,一个人怎么可以像杨继绳这样无耻和投机呢?

老田老家是蕲春县,与杨继绳的老家浠水隔壁,两个县都都流行这样的说法:见蛇不打三分罪。所以,这篇文章并不是对杨继绳个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对于他几十年一贯制的这样一种投机方式,觉得绝对不能够再宽容,否则就是与黑暗同流合污了。

文革时期,武汉水院的辩论中间有一个说法叫做“二代红就是二代机”,而杨继绳等人已经做完了三代红和三代机事业,已经开始了向着四代红和四代机转型的时候了。揭露这些系统化的投机分子,算是对追求朗朗乾坤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

2014年7月在华中科技大学的会议上,首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当面接触的感觉比看书的效果要好。会上亲耳听到杨继绳先生说,他在国外没有任何利益,而且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会下接触也觉得杨继绳先生与其书给人的印象不同,为人还温和,也能够对话,许多小右派不知道你到底说了些什么,始终沉溺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无法对外部信号作出准确反映,但杨继绳先生不是这样的。

这一次读到他的文革史著作之后,想起他在会上的说法,感到那些都是可信的表白。如果这一次阅读有什么领悟的话,那就是:杨继绳先生选择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有了这一点领悟,就知道杨继绳先生为什么那样去表达他的观点,而且也能够理解他的观点真的符合官场需要,其利益实现也真的都在中国国内的胜利者身上

毛后时代,刘邓是胜利者,历史就应该按照胜利者的需要来书写。在这个方面,杨继绳先生用功甚勤,堪称翘楚。把杨继绳先生全部言说的基础把握到了,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说,以及会说些什么了。

毛后时代共产党党史,作为一种胜利者的书写,首先服务于洗白当权派,而当权派的污点主要集中于1958年刘少奇等人搞共产主义试点引发的“五风”,以及文革前后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这两大污点是胜利者党史写作的核心问题和内容。杨继绳自称的独立党史写作,也同样服务于两个污点洗白的策略,与官方党史写法大同小异,小异的地方是对毛泽东的否定更为彻底,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实践全盘否定。不过,这些小异,可能是新的潜在胜利者所需要的,不是很早就有人说官场已经出现了实力强大的沉船派吗?这个沉船派的目标就是要凿沉大船,自己出位。

不得不说,杨继绳对于当权派污点的洗白,比党史官学机构的学官们还要卖力。从《墓碑》开始,到文革史《天翻地覆》的写作,无不如此。

读《戚本禹回忆录》的时候,读到一个细节,原地质学院早期造反派领袖朱成昭告诉过戚本禹:他跟某些元帅军头接触后,就感到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应该站到那一边去。杨继绳先生在文革期间,作为清华四一四派的成员,也做了差不多同样明智的选择,同当权派站在一起,并为他们辩护,这就跟在银行存款,到期自有本息回归,而政治存款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处,简直是难于尽数,所以,格外值得卖力投入。

亲历过文革的人,都还记得四派的最主要观点是“十七年红线主导论”--说当权派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所以,批评和否定他们就是错误的;同时,四派还捏造自己的对立面团派是要“大翻个儿”--想要彻底推倒共产党的领导及其群众基础,这一点科学院的杜钧福有着较为具体的辨析--团派的观点其实是“小翻个儿”:反对历次运动中间坏当权派和马屁精联手整群众。之所以要捏造这样的罪名,把团派说成是要实际上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反革命,目的当然是想要援引政权的镇压力量,去遂行自己的派性斗争目标。这正如王绍光教授所言:保守派在捍卫了当权派的同时,也就实现捍卫了自己优势地位的目标。

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对于保守派中间那些最极端最积极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的批判,也是很严厉的,说这些人都是些“三开人物”--这些人在日本侵略军统治下吃得开、在国民党统治下吃得开,在共产党领导下还照样吃得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批评对立面时指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这些人在文革前是红人,文革起来之后他们一造反又是多数,又成了红人。结合文革后的经验,有些二代红变成了三代红,二代机变成了三代机,现在他们在改革时代又成了红人了,就如同杨继绳先生那样的。

在《天翻地覆》中间,杨继绳说:“中国当时一种通行的说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句话可以作另一种解释:如果没有镇压,一切都不灵。镇压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苏联式的制度没有镇压就不能维持。”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相反的,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支持蒯大富为首的团派,对当权派联手保守派镇压群众的倒行逆施进行批判,恰好相反,是杨继绳们捏造团派要“大翻个儿”去推翻共产党的虚假罪名,提出镇压要求的。在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蒯大富和团派中间许多人果然又受到了野蛮镇压,之所以群众镇压人数高达千万量级,而且因为杨继绳们想要成了三代红,他们为了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垄断程度提高,需要加大镇压力度和排斥力度--这是三代机事业的范围。对此,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因为杨继绳们的努力,无节制的代代红和代代机追求,才使得中国的镇压未能够下降到合理水平的。一切社会的现实镇压需要,永远是与红人们的垄断欲望和排斥范围成正比例的,所谓的红人就是高官或者资本选择依靠的力量。

偶然想到,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其结果就是投机分子及其机会主义很难得到清算,政治上的风清月朗永远不会出现,我们今天的主流党史写作,包括杨继绳这样的个人党史写作,都反应的是红人写史。红人写史的主要特点,就是要遮蔽机会主义行为和真正的投机分子。如果要是不太了解历史事实的话,大体上,那些红人写史中间出现的好人打个问号,同时把他们最卖力污蔑的人也倒过来看,就会更接近历史了。

相比较而言,还是应该佩服杨继绳的勤奋写史工作,为此,也必须要着手搜集大量的资料和深入现实进行学习。老田远没有杨继绳勤奋,以此而论,只要不是带着系统的偏见或者坚定的红人史观,肯定会发现大量的不符合官方“具体否定”的历史素材,足以支持杨继绳先生从根本上颠覆他宣传的那些内容和逻辑。老田无比肯定,以杨继绳先生之勤奋,早就接触到了大量的不符合需要的史料了。

关于1958年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及其野蛮推广,导致严重“五风”的事实,杨继绳先生应该比所有人都清楚。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历史事实的回顾》中间,很清楚地讲述了刘少奇的拍脑壳决策过程。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较为清晰地记载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吴冷西检讨自己如何违背毛泽东的指示,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去服务于共产风和浮夸风宣传需要的;各省地县委干部对于安子文和一些省委书记,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去推广徐水和嵖岈山共产主义试点很多蛮干做法的过程。《徐水县志》和党史办参加写作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专辑》,非常详尽地记载了刘少奇如何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指导共产主义试点的。正是有了密集宣传的拐杖,以及通过组织手段进行野蛮推广,才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和干部特殊化风,在短期内全国蔓延开来并造成重大恶果的。这些都不是机密档案材料,而是公开出版都出都可以找到的,杨继绳为什么选择性失明了呢?

不仅如此,徐水试点及其野蛮推开,导致各地一哄而起,结果倒逼决策,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徐水试点中间部分涉及到体制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合法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出台过试点大社的设计,但是,大社还刚刚开始试点,尚未取得任何经验,由于共产主义试点的野蛮推开,不得不就还没有经验支持的体制转换,进行必要的限制和梳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才匆忙出台的。这个决议出台,显然是离开早先成都会议的大社设计,是因为现实过程中间被共产风彻底搞乱了,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初步的限制性规约,这个公社决议也没有全盘合法化共产主义试点的做法,而是加以限制说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到了1958年年底武昌举行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和彭真还是不满意,试图说服毛泽东同意共产主义过渡的说法,并把这个写入文件,但是没有成功。

从1958年的共产主义试点及其野蛮推开看,共产党高层形成了一个宗派性质的共产风团队,这个团队的最积极成员有刘、邓、谭震林、安子文以及后来困难时期饥荒特别严重的那些省委书记,这个团队由此形成一个共同的宗派利益:在党内外一切场合联手对抗“对他们倒行逆施的批评意见”。不仅在推广共产风试点过程中间搞残酷打击,而且在后续对付批评意见时期照样办理,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其实就是打击各种批评共产风团队倒行逆施的人。由于这个共产风团队人数很多,若是把这个团队都边缘化处理,则根本改变了建国后的高层权力分配格局--这个格局同历史经验一致:要把对秩序再形成起障碍作用的骄兵悍将那个军功集团边缘化,1954年高饶和1959彭德怀(“彭黄张周”)都是因为威胁这个权力格局而出局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不妥协批评使得共产风团队感到真实的威胁,转过来胁迫毛泽东作出选择,维护“骄兵悍将边缘化”的权力配置格局的稳定性,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很清楚地指出了彭德怀为什么需要处理。毛后时代,共产风团队成了胜利者,他们不再承认自己胁迫毛泽东的过程,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官学写史中间根本不提这个决议。当然,这些对毛泽东的具体否定的写史方法,杨继绳都恰如其分地继承了,然后也与学官写史一样,从这里开始捏造毛泽东个人专断的谣言。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官学写史和杨继绳的党史写作,都是抄袭了赫鲁晓夫发明的个人崇拜逻辑,在这个逻辑中间,把一切官场坏事和投机行为仅仅与一个单一的个人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解释。这种党史写作的荒谬性,等同于在人世间引入“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模式--有一个类似上帝那样的人在一切地方和一切人身上起作用。“赫鲁晓夫发明”一出来,就遭遇到意大利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驳斥,说这个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任何有头脑的人都难以置信。但是,在毛后时代却成了胜利者写史的宝贝,还在掩盖彭德怀和共产风团队直接冲突的基础上,去捏造事实支持所谓的个人专断结论,捏造出一个官场机会主义行为仅仅与毛泽东个人有着因果关系的虚假逻辑。在坚持赫鲁晓夫发明方面,杨继绳走得比学官写史还要远得多。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受到共产风团队残酷打击的地县委书记人数极多,大家都有强烈要求要开出气会,毛泽东支持了他们。大会群情激奋,共产风团队中间的省委书记很多人是在刘邓的特殊保护下才过关的。正是在共产风团队受到严厉批评的态势之下,周恩来和林彪出面讲话,这不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而是为了维护共产风团队,其中林彪的讲话特别清晰和有力,说共产风团队的错误是没有经验,是付出的学费。毛泽东则语重心长的讲话中间告诫那些“党内霸王”,不要一条路走到黑,走到“别姬”那一步。从事后的表现看,刘邓等人没有吸取丝毫教训,西楼会议之后,开始系统地颠覆1950年代他们参与决策的两个总路线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黑暗风”“翻案风”和“单干风”。七千人大会林彪讲话是维护刘邓为首的共产风团队的,这一点无比清晰,也与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借机发难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林彪是在维护“骄兵悍将边缘化”权力配置格局,连对党史用功甚少的何新,都看得无比清楚。杨继绳对党史用功远胜何新,为什么反而弄颠倒了呢?这件事从逻辑和事实看,很难相信,但是,只要是回到“站在胜利者一边”的选择上,那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在胜利者写史的问题上,对机会主义的掩盖和回避,实际上丧失前进的可能与动力。刘邓等人的主要问题,今天回顾,还真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把这些人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做评价,实在是太太高估他们了。以前总是说,这些人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还留在旧社会。现在看,这样的说法太过于拔高了,这些人的真正问题是:人已经进了官场还当了很大的官,但是头脑还留在地主庄园老太爷的太师椅上,这伙人所习惯的上下级相处模式,就是旧社会“孝子贤孙伺候着”的感觉,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在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中间,高层官员要善于听取下级的意见并且获得作出决策的必要信息,要善于听取很多人的意见,把个人理性提升为组织理性,但是,这些人一辈子都对组织理性没有感觉,只要是有一点点机会,他们就要推广“拍脑壳决策模式”,最为典型的体现就是1958年的共产风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