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1956年的“反冒进”过程中间，刘薄等人是以执行权力反对决策，而那个决策他们原本就参与过的，在大的官僚体系中间，不能够容许以个人理性反对组织理性，而决策就是组织理性的体现和载体，修改决策也不是不可以，这也一样要经过合法的决策程序和过程，通过合法的决策程序去结合个人理性，否定，随时随地以个人理性反对决策，这只会在组织内部带来极大的混乱。到了1962年的“单干风”和“黑暗风”，就已经上升到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决策内容，以及反对经过八大和八大二次会议以及国务院和党代会一系列程序的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了，这种癫狂性的个人理性发作，其实就是头脑还没有为身子进入官场做好必要准备的体现。 在刘邓等胜利者写史的过程中间，突出个人理性之间的对照，并把这个绝对化，这不仅掩盖了很多真实史实，把机会主义策略仅仅与经历过正式程序的决策内容联系在一起，把1958年共产风团队的无程序作为彻底遮掩起来，在那些人的头脑里，可能只有一个洗白自己的小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巨大的科层组织无法从错误中间学习和提高，把组织所需要竭力建设的组织理性彻底遮掩起来了，以个人理性反对组织理性的现象有增无已，这就使得整个政府执行力呈现出指数下降的局面，真正的集体智慧或者决策无由产生。 “非毛化”本身是无所谓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更不在官场发挥作用，但是，从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就是共产党内部唯一一个着眼于组织理性建设的自觉代表人，反毛最后导致以个人理性标准去彻底否定组织理性的成长，甚至已经严重损害到如何展望组织理性成立的各种条件，这肯定会损害政府组织的智慧成长--如何把个人理性结合进组织理性中间去。 因此，组织化的反毛必成蠢猪，不会有其他出路。正是在这个努力方向上，杜润生和李锐等“生产力绝对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化想象力，被官府吹上了天，反而把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的相互关系掩盖起来了，回到了1930年代初期那种“开会说话拿本本来”的蠢猪模式。李杜这种蠢猪式的“本本主义”彻底掩盖了农业发展过程中间，如何把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有效地结合进农业生产过程的眼光，导致在毛时代那么好的基础上，他们以四十年的努力彻底毁坏了农业发展所需的一切资源条件和制度条件，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这样的蠢猪式选择是仅有的。杨继绳的代代红努力方向，等于是要把蠢猪选择进行到底，为蠢猪选择辩护到死。 五 杨继绳、马立诚等人的改开史写法，是一种典型的“封圣封神学”写法。这些写法，是把强势群体的投机行为，写成为正义或者多数人利益，克服风险付出成本的努力过程，从而给这些政治人物涂抹上五彩光环--这些人为了正义或者多数人利益有过很多很多的担当，通过这种虚假的对照和描写，把政治场域中间的投机分子伪装成为圣人和神。由此想起了李大钊所说的“大盗与乡愿”的合作关系：没有大盗，乡愿成不了圣人，没有圣人，大盗做不成皇帝。 文革晚期，官场中间的投机狂潮是要镇压群众，给当权派出气（其中越坏的当权派对文革之气越大），林彪集团、华叶和邓小平都是这个套路，1976年十月之变后，群众被镇压2000万人，1977年年底胡耀邦担任两案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公检法对群众进行规范和系统性镇压，此后官场和民间对错误行为的批评声音，就鸦雀无声了。从此启动的是文革台下派与台上派的恶性政治竞争，由此，开启了改开搞事业，那些所谓的改革家，不仅没有任何风险，只有投机和更投机，以收获投机性的政治利益。但在这些人的笔下，却成了改开圣人负重冒风险前行，结果他们所列举的证据，只有一下极其微弱的质疑声音在投机狂潮的对立面上发出，例如《交锋》一书列举的反对改革势力，只有几封私下里传播的万言书，在马立诚等人的笔下，反对万言书的高官显贵，冒了被万言书质疑的“巨大风险”成就了圣和神，在马看来这就是反对改革，需要加以镇压的人和事。在这个描写中间，马立诚把自己拔高到了朝廷雇佣的思想鹰犬的地位上，这到底是应该发扬民主还是应该加以镇压的事情？如此微弱的声音，却被封圣封神学放大为主流投机狂潮的风险，而不是应该民主倾听的意见，但这伙人却日益进化到今天，说他们是主张民主自由的，作为思想鹰犬现在要以大义去反对别人对独裁的支持，这是多么大的笑话。杨继绳本人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也是这个“封圣封神学”套路，以大量的虚假对照，去突出所谓的改革家的担当，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杨继绳还是服务于三代红和三代机的目标。 解析一下杨继绳先生的个人写史，与官学机构的学官写史的差异，还是有价值的。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写史，往往要服从于决议的调子，局限于对毛泽东的“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而杨继绳的个人写史，则在继承具体否定的基础上，彻底否定抽象肯定，不唯如此，还要进行很多反事实的创造。不过，学官写史与个人写史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党史研究室的省部级研究员，不止一位都是杨继绳服务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核心作者群成员，诸如胡绳和廖盖隆等都是，例如廖盖隆就曾毫无事实和数据基础以及引文来源的情况下，凭空捏造说饿死四千万，这个文章就是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的。李普针对这种现象，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两头真”的人才类型识别分类。 从前《炎黄春秋》的存在，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这个杂志的文章很多都突破了决议的界限，却能够长期存在下来，还能够吸引到民间大批不认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读者群”，形成了作者群与读者群的良性互动，还产生了极佳的发行成绩和捞钱基础。按照社科院张明澍的抽样调查数据，在民间左派观点占38%，右派观点只占6.2%，这个基础尚未被成分动员的情况下，炎黄春秋的发行业绩就已经很亮丽了。如果也能够让左翼放开说话，兴办刊物其啮合民间同志，效果也不会很差的。 杨继绳的红人写史，不仅服务于三代红需要，现在已经开始有预见性地服务于四代机了--开始投“沉船后”之机，《墓碑》和他的文革史新著《天翻地覆》，都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其实，炎黄春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异数，这表现党内沉船派需要他们自己的喉舌，在上述造反派的分析框架里，炎黄春秋的存在和言说，是从三代红与三代机起步，向着四代红与四代机发展的一个契机和征兆。而炎黄春秋的强硬改组的内情，我等草根无由得知，有两种可能性较大的情况：一是党内沉船派觉得四代红们过于激进，有害于整体部署而又长期不听招呼，因此，需要他们暂时退场；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官场还有沉船派对立面的保船派，不忿四代红们的瞎说所以要改组他们。这两种可能性中间，以前一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四代红们的激进态势和不受约束，已经有害于四代机事业了。 本来，杨继绳这些人要沉船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不关咱们草民什么事。但是，这伙子人自己倒是都做好准备，不害怕洪水滔天。咱们草民无法在这样的系统风险中间，进行自我保险，所以，需要对他们的四代机事业给予充分揭露，哪怕能够推迟一下洪水滔天到来的时日，咱草民不是可以多混几天吗？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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