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社会颠覆

对无工资者的剥削

我们想就反抗的态度提出几点看法，这种态度正在儿童和青少年间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和黑人的孩子间传播，我们认为这同妇女运动的爆发以及妇女运动本身必须考虑的事项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反抗来自于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他们被生产系统分离开来，在行动中表达了自己的需要——摧毁在“社会存在”[注4]领域里阻碍他们各种力量，只不过这次这些人是作为个体团结起来的。

妇女和儿童被排除在外。一方通过排除对剥削展开反抗表明另一方也在反抗。

因为资本雇佣男性并将其变成雇佣劳动者，才导致男性和其他所有无工资的无产阶级之间出现了裂痕，后者因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因此也被认为无法成为社会反抗的主体。

自马克思以来，大家都明白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和发展，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便是雇佣劳动者和对其的直接剥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尚不清楚或尚未接受的是，资本通过工资对无工资劳动者进行剥削。正因为无酬劳动隐藏了剥削关系，这种剥削实施起来甚至更畅行无阻。换言之，工资控制的劳动者数量要比工厂谈判中出现的更多。至于妇女，她们的劳动似乎成了资本之外的个人服务。表面上妇女只用忍受男性沙文主义，忍受他们的颐指气使，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普遍存在着“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坏行为”；注意到这点的少数人（男人）却想说服我们这是“压迫”，不是剥削。但是“压迫”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普遍的一面。资本将儿童排除在家之外，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仅仅是因为孩子妨碍到了其他人更“有生产力”的劳动，或是为了对孩子进行教育。资本通过工资进行支配，迫使每个体格健全的人按照劳动分工发挥其作用，这即便不能立即也终将有益于资本支配的扩张和延伸。这才是学校的根本意义。至于儿童，他们的劳动似乎就变成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学习。

无产阶级的孩子被迫在学校接受一模一样的教育：这是资本主义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进行的对抗。另一方面，在家中，妇女受到孤立，被迫进行无需技能的劳动，为生孩子、养儿育女，对劳动者进行规训、为其提供服务。她在社会生产周期内依然扮演着隐形的角色，因为只有她们的劳动成果，即劳动者，才是可见的。结果妇女囿于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中，无工资可领。

当我们说到“前资本主义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指的不仅仅是妇女拿着扫帚扫地。就算是设备齐全的美国厨房，也无法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最多只能反映十九世纪的技术水平。如果不是按时计薪，在一定限度内，是没人关心你做家务的时间的。

家务和其他工作之间不仅存在着量的差异，还存在着质的差异，这一差异源于家务劳动生产的产品。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除非阶级和资本之间出现了对抗，否则一般而言，劳动生产力是不会提高的：技术创新和进行合作的时刻，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时刻，是资本主义进行回应的时刻。但是就算这点适用于商品生产，在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这里也说不通。就算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必要劳动的限度、工人阶级的工厂斗争可以利用创新获得空闲时间，这点也不适用于家务；她得在孤立的情况下进行生育、负责照顾孩子，家务劳动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并不会省出时间。她得一直在岗，因为机器不能生孩子，不能照顾孩子。 因此可以通过机械化提高生产力的家务劳动就只剩一些特定的服务了，例如烹饪、洗涤和清洁。妇女的工作无休无止，这并不是因为没有机器帮忙，而是因为她们是孤立的。

证实有关“女性无能”的迷思确实存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妇女囿于孤立的状态，封闭在家庭之内，完全依赖于男人。她不享有自由雇佣奴隶的新自主性，依然处于个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阶段，但是这次却更为残酷，因为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无处不在的大规模高社会化生产。妇女无法胜任某项工作、无法理解某些事务的观点源于历史，这段历史在某些方面与低能学校“落后”儿童的遭遇何其相似。只要妇女还与直接的社会化生产隔绝开来，在家中被孤立起来，她就不享有邻里之外社会生活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也不享有接受社会知识和社会教育的可能性。当妇女被剥夺了组织和策划集体工厂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的各种体验时，她们便不能接受基本教育，没有社会反抗的经验。这种经验主要涉及了解自己的能力，换言之，了解自己的力量，以及自己所处阶级的能力和力量。因此，妇女遭到的孤立便向社会和她们自己证实了“女性是无能的”迷思。

这一迷思首先隐瞒的是，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在共同体内组织群众斗争，发动集体抗租运动和针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因为以共同体内妇女不断的非正式性组织为基础；然后隐瞒的是，在直接生产周期的斗争中，妇女的支持和组织，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至关重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妇女网络正是通过那些“无能女性”的才能、精力和实力才得以成形并发展起来的。但是上述谬见依然存在。当妇女可以与男人一起宣布成功地渡过了失业难关，或成功地渡过了难关并取得了罢工胜利时，胜利的战利品才属于“整个”阶级。妇女就算不是没有，也很少为自己争取任何好处；很少以通过各种手段改变家庭权利结构及其同工厂之间的关系为斗争目标。不管罢工还是失业，妇女的工作远未完结。

子宫的资本主义功能

资本主义的诞生虽然摧毁了作为人的妇女，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减少妇女的身体完整性。资本主义出现前，男女的“性”（sexuality）[注5]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各种形式的制约。虽然有过各种有效的生育控制方法，但是现在这些方法已经无缘无故地消失了。资本让家庭以核心家庭的形式呈现，在家里女人得服从男人，因为女人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也不会独立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妇女进行各种创新和开发工作的可能性被切断了，随之切断的还有其性、心理及情感自主性的表达。

我们认为：妇女身体完整性的缓慢发展，是不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的，包括从大脑到子宫的一切。与他人一起参与火车或飞机的生产，完全不同于几个世纪以来孤零零地在几平方英尺的厨房里拿着同样的扫帚打扫卫生。

这并不是在飞机制造领域呼吁男女平等，而是设想两种历史之间的差异不仅决定了实际斗争形式的差异，还揭示了一直以来处于隐形中的一些事实：过去妇女斗争的不同形式。妇女被剥夺了各种开发创造性能力的可能性，她们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剥夺了性生活，性生活只是为了生育劳动力：我们关于家庭服务技术水平的看法同样也适用于生育控制（顺便提一下，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妇科领域），适用于相关研究，相关研究的对象总是被忽视直到最近才引起关注，不出所料，当大多数原始的节育方法不再奏效时，妇女只能生下孩子，无权堕胎。

这是一种对妇女的彻底贬谪，自此资本开始塑造女性角色，利用男性在家里贬谪女性。男人是雇佣工人，是家长，是“妇女剥削”这种“特定剥削”的特定工具。

劳动分工的同性恋

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便可解释在何种程度上社会导致的男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决定了男女之间关系的退化，从此女性便从属于男性，被物化，成为男性的“补充”。就此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中各种趋势爆发是合理的，女性欲以这种方式与男性进行斗争，甚至不再希望靠自己维持性关系，因为女性与男性的各种关系都是令人沮丧的。权力关系排除了出现任何好感和亲密关系的可能。但在男女之间，权力的权利便是控制与性相关的好感和亲密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同性恋运动是最大规模的尝试将性从权力中解脱出来的运动。

但是一般而言，同性恋同时也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框架之中：女人待在家里，男人待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全天彼此分离；一家拥有1000名女工的工厂需要10名工头；一个打字小组（当然全由女性组成）为50名职业男性工作。上述情形均属同性生活框架。

资本将异性恋升级为了一种宗教，与此同时却在实践中让男女无法彼此接触，不论是在身体方面的还是在情感方面，资本除了在性、经济和社会规训方面支持异性恋，在其他方面均暗中破坏异性恋。我们认为我们应就上述事实展开讨论。同性恋趋势的爆发一直以来都对妇女运动至关重要，因为相关趋势让宣布妇女斗争的特殊性变得紧迫了起来，特别是深度阐明妇女剥削的各个方面和相互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