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社会颠覆

剩余价值和社会工厂

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澄清，在正统马克思主义流派（特别是在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点。即当妇女不在社会生产之内，不在社会生产周期之内时，她们也不在社会生产力之内。换言之，妇女往往被认为在心理上处于从属地位，除了少数女性离家工作外，大多数女性尚在生产之外；妇女本质上是一系列家庭使用价值的提供者。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的观点，是他在目睹了工厂女工的遭遇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妇女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至少在家里她们的生活方式更高尚。但是马克思从未意识到家庭主妇角色的真正本质。但是很多观察者们却已经注意到了，在兰开夏郡，一个世纪以来都是妇女在担当棉花工人，她们在性方面更自由，也有男人帮忙干家务活。另一方面，在约克郡的煤矿区，妇女很少离家工作，丈夫更占支配地位。甚至是那些能够在社会化生产中定义妇女剥削的人，也不能理解妇女在家的剥削地位；男人在与女人的关系里变得不够公正。基于上述原因，只有妇女才能定义自己，提出妇女问题。

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工资里，家务劳动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至关重要。这点也适用于作为一种人格的整个女性角色，女性在各个层面均处于从属地位，包括身体上、精神上和职业上，在追求更高社会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女性一直以来并将继续位于一个明确且关键的位置上。让我们深入地探寻，妇女作为社会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的来源所扮演的角色。首先从家庭开始分析。

A、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

人们往往认为，根据雇佣劳动的定义，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不具备生产力的。事实则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将规模巨大的社会服务变成了私人活动，放在了家庭主妇的肩上。家务劳动本质上并不属于“女性工作”；跟男性相比，女性在进行洗涤和清洁时，并不会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亦不会减轻疲惫程度。由于这些工作服务于繁衍后代，故属于社会服务。而资本则通过构建核心家庭结构，将男性从相关功能中“解放”出来，自此男性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可以直接进行剥削了；自此男性能够自由地“赚”钱，让女性为其繁衍下一代劳动力了。资本成功地将男性变成了雇佣奴隶，然后又成功地将相关服务分配给了家里的妇女，借此控制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妇女对于家庭来说依然是必需的，资本依然需要这种家庭形式。大体上以欧洲目前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意大利，资本依然倾向于进口劳动力，从欠发达的地区进口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劳动力，与此同时把妇女困在家里。

妇女提供服务，不仅仅是因为她们不计薪酬地从事家务劳动，不会罢工，还因为她们总是欢迎那些因周期性金融危机而失业的家人回家。家庭是母亲的摇篮，时刻准备着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保护，事实上这是失业者最好的保障，这样他们就不会一失业就变成一群具有破坏性的失败者了。

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组织的政党均小心翼翼避免触碰家务劳动的问题。他们一直把妇女视为较低的一种生命形式，除此之外，甚至是在工厂里，提出相关问题也会挑战工会的整个基础，工会这种组织只负责处理（a）与工厂相关的事务；（b）可计算和“付薪”的工作时间；（c）与工资中发放部分相关的事务，不涉及被收回的那部分，即通货膨胀。在工人阶级政党的强迫下，妇女往往不得不推迟解放的时间，推到未来的一个假设时间点，并完全依赖于男性为“他们自己”争取到的利益，但其实在上述政党的限制下，男性斗争的范围亦十分有限。

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的每个阶段都加剧了妇女的从属地位和剥削程度。发放家庭主妇津贴的建议 （令我们不禁生疑为什么发放的不是工资）只说明了这些政党十分乐意进一步将妇女制度化为家庭主妇、将男性（和女性）制度化为雇佣奴隶。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我们中没人相信通过工作可以实现解放了。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工作依然是工作。雇佣劳动者的独立性仅仅意味着不论男女对于资本来说他/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人”。那些认为只要在家外找到工作就能让工人阶级妇女实现解放的观点，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方案。沦为流水线的奴隶并不意味着从厨房水槽的奴役中解放了出来。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流水线本身的奴役性，并再次证明了如果不了解妇女是如何受剥削的，就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男性是如何受剥削的。这一问题如此关键，我们必须单独讨论。我们想在此澄清的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干活却没有工资，这意味着丈夫也是老板。丈夫成了家庭服务的唯一接受者，这使得家务劳动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了起来，并更倾向于奴役。丈夫和孩子通过爱的参与和爱的勒索成了第一批工头，成了家务劳动的直接控制者。

丈夫总是边看报纸边等着妻子准备好晚餐，甚至当妻子跟他一起外出上班时也是如此。显然，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这种形式特殊的剥削需要采取形式同样特殊的斗争，即在家里开展妇女斗争。

这种家庭模式才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如果我们错误地认为家庭只是一种上层建筑，且随着工厂里阶级斗争的阶段而变化，那我们的革命将步履维艰，不断延续并加剧阶级斗争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换言之，我们将继续错误地认为我们自己只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者，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有人认为家庭主妇不属于工人阶级，阶级斗争时时刻刻都将受到阻碍、遭受失败，难以充分地展开行动。在此我们不就其展开讨论。然而，为了揭示并谴责家务劳动作为一种被掩盖的生产劳动，这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妇女斗争目标和形式的问题。

孤立劳动者斗争的社会化

事实上，妇女紧接着便会提出相关要求，即“付我们做家务的工资”，鉴于意大利目前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令我们看起来好像打算进一步确定制度化奴役的风险，制度化了的奴役是伴随家务劳动而生的，因此在实践中支付家务工资的要求很难成为一种动员目标。

因此，问题就变成了发展阶级斗争的形式，不要让家庭主妇安静地待在家里，等着发放无法偿付其劳动的工资，最少也得让她们做好准备上街参加示威游行；我们必须发掘各种斗争形式，立即打破家务劳动的整个结构，彻底拒绝做家务，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拒绝让家变成贫民窟，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不做家务，而是要彻底粉碎家庭主妇这个角色。所以我们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如何提高做家务的效率，而应该是如何在斗争中找到主角的位置，不是更高的家务劳动生产力，而是更高的斗争颠覆性。

要立即颠覆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无需每天都花时间熨烫床单和窗帘，无需不断地清洁地板直到反光为止，也无需每天拂去灰尘。但是还有很多妇女一直在做这些。显然不是因为她们傻：我们再次联想到上文中提到过的与低能学校的相似性。事实上，只有在家务劳动中他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因为如前所述，资本已将女性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隔离了出来。

但不能因此自动认为与社会化生产隔离等同于与社会化斗争隔离：然而，斗争需要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同时也赋予了妇女另一重身份，此前妇女只能在像贫民窟一样的家里获得其身份。在斗争的社会性中，妇女发现并行使权力，有效地获得了新身份。新身份正是也只能是一种社会权力新的大小程度。

妇女进行社会斗争的可能性来自于家务劳动的社会生产性特征。尽管目前家庭服务实际上属于妇女的职责，但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家里的社会服务让妇女的角色更具有社会生产性。但是资本可以通过技术改善工作环境。尽管资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愿意这么做，但是至少在意大利，资本摧毁了家庭主妇作为核心家庭支点的地位。因此，我们期待家务劳动的自动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绝不会实现：核心家庭的延续与家庭服务的自动化是相容的。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资本则不得不摧毁我们所熟知的家庭模式；换言之，若想完全实现自动化，就不得不进行社会化。

但是我们太了解他们口中社会化的含义了：至少是跟巴黎公社相反的！

资本主义的重组可能实现新的飞跃，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在美国和更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现了新的飞跃，这都将通过构建一个更能反映资本主义平等性的家庭模式，来摧毁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关系，通过合作劳动摧毁其统治地位；通过让前资本主义式的不自由的妇女担当其支点，来超越家庭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让家庭在形式上更能反映它的资本主义生产功能，即繁衍劳动力。

再回到上文中的讨论：妇女，家庭主妇，是认同家庭的，在做家务时也力臻完美。有句俗语耳熟能详：在家里你总能找点事做。

但她们不会看到家外的世界。家庭主妇的处境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劳动模式，这样的“女性气质”（femininity）被强加到她们身上，让她们觉得世界、他者和整个工作组织都是难以理解、本质上未知和不可知的；她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丈夫每天出门遇到这些事情，而她们感知这些的方式只能是，作为丈夫身后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提出妇女必须推翻家务劳动时间和非家务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必须走出家门时，我们的意思是在迈出房门的那一刻，她们必须是心甘情愿摧毁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这样才能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不仅是作为邻居和朋友，更是作为工作同伴和反对工作的同伴；因此，我们要面对各种困难，打破女性私有化的传统，然后让女性真正地团结起来：团结不是为了抵抗，团结是为了进攻，为了组织斗争。

对抗普遍的劳动形式，要普遍团结。同样地，妇女不能再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面对丈夫和孩子了，换言之，下班回家后用餐时不再当妻子和妈妈。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个领域均以家庭为前提，所以家外的每个斗争场所都为妇女提供了进攻的机会；工厂会议、邻里见面、学生集会，都是妇女斗争的理想场所，都是妇女得遇见并面对男人的场所，如果愿意你可以称之为“妇女vs男人”，但他们代表的是个人，而非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在家外，矛盾和挫败感很有可能一触即发，而这本来是资本打算令其在家中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