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

有趣的是，托洛茨基因为思想过于“独特”，眼界过于“高远”，所以在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革命理论”之间，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原则性的差别。在他看来，两者都主张1905年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能和两者相对立的只有坚持不断革命论的自己罢了，为什么这两个家伙还要斗来斗去呢？--可见，我们的托洛茨基同志是先知当得太厉害了，以至于眼前的皮毛小事都入不得自己的法眼了。这就从事实上证明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荒谬性，证明了这种革命论所能训练出来的实际革命的敏感性。--明的也能看成瞎的，白的也能看成黑的。事实就是如此。

总之，一句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到底论、革命转化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共同之处。拿列宁主义来为自己撑旗，不过是想偷贩私货、招摇撞骗而已。托洛茨基应该明确宣称自己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三种主义，只有这样，他才称得上思想上诚实、政治上公允，而不是非要把自己和列宁绑在一块，没事就搞点小动作。

二、列宁1917年与托洛茨基和解，在理论上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向喜欢拿1917年革命来证明自己不断革命的正确性，尤其是喜欢说，列宁在1917年“转向”了、“飞跃”了，最终投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怀抱了。为什么1917年列宁会和托洛茨基和解呢？为什么1917年列宁会和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呢？而列宁刚回国的时候，甚至老的布尔什维克党员都是阶段革命论者，为什么从布尔什维克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托洛茨基分子，反而能得到列宁意见上的青睐和一致呢？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分别吗？”--托派同志就是这样提问题的。

有没有分别呢？为什么一致呢？事实上，答案很简单，一切都只是因为巧合罢了。在1917年这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根据不同的理论和不同的理由，得出了表面上看似一致的结论：民主革命已经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了，两种革命已经相互渗透、合而为一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由无产阶级领导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农民主的苏维埃专政，也将发展为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结论就是如此，尽管得出结论的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完全两样。在列宁看来，理由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把无产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而俄国在战争进行中，已经大大发展并转化了国内矛盾的性质--把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逐渐提到了首位。在这种情况下，民主革命已经直接加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部分，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进行下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序幕。但这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强大而又独立的领导力量，不是因为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做些什么。事情完全是从客观上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是主观上反映了这种形势变化，它的独立领导只是主观上促使革命转化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罢了。

而托洛茨基呢？托洛茨基还是1905年不断革命的那一套。正如第一节所说的，不断革命论是一个教条，所以不要指望它能反映客观生活的具体而又丰富的变化。无论客观条件怎样改变，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力量都不会变。所以，不断革命论总是“适用”的，而它之所以适用，则纯粹是碰上的。不断革命论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有可能先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从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它有启发性，尽管用来证明论点的论据是非常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片面强调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力量的主观能动意义，从而在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歪曲了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意义。

因此，列宁与托洛茨基在1917年达成的和解，事实上只是历史进程上的巧合，而非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正如上一节已经写到的，在社会主义前途已经明确下来以后，“不断革命”就只是一句空话，现实问题不是空谈“不断性”的意志和口号，而是具体指出革命如何进行的一个又一个切实的步骤。所以，指导列宁的始终是实践的、客观进程的发展阶段，以及把革命进行到底和促使革命转化的两个不同方面的明确观念，而不是不断革命的模糊不清的理论公式。

结论是，1917年的和解证明不了什么，无论是在1917年以前，还是1917年以后，列宁都坚持着一贯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路线。除了历史客观进程偶然地制造了一次“相遇”外，二人在思想方法和理论路线上就再没有更多的一致性了。可惜，列宁来不及清算自己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系统差别，否则，那一定会很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