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先后点了一些香港托派和破土网的名字。”
什麽叫“点了名字”？另外，我提及香港的是CWI和左翼21，我对它们只有鄙视，不认为它们是托派。
离开北京的时候，刚好《观察者网》刊发了我的文章，于是有当日参加三声书房聚会的朋友结合讲座内容透过微信继续与我讨论，大都是不满足于仅从立场出发就下论断，而是真诚探索的讨论，而我也是这样先次说明：“我的说法或立论纯是阶段性认识，真诚欢迎各种有理有据的补充/质疑/反驳，共同尽到知识和政治责任。”下列引号中是朋友的提问，随后是我的回答—— “问题一：中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的目的是什麽？选择生产性投资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是否有利于被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建设？”
目的，大致上说，在2010年之前是为了得到原材料，之后加上为了拓展市场。应该说，目的是在演化中形成的，既有客观限制只能如此，也是逐渐走到这个选择（留意中国政治-经济本身也有不同导向的利益群体）。对被投资国是否有利？总体而言（留意它们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是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这些回答提供了根据。
“问题二：中国有没有为了自己发展向被投资国转嫁各种危机？有没有对被投资国的工人剥削？”
没有转嫁危机，因为中国对发展中世界是贸易逆差，因为中国相对于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条件是持续恶化。有剥削（马克思意义），但迄今只是局部现象，总体上远少于中国所提供的补贴。
“问题三：中国还算不上是金融霸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化也不是主导，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是什麽？没有金融投机投资就不是资本主义化吗？”
是否资本主义的标准是，在系统意义上，利润导向是否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逻辑。资本主义不一定是金融化，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条件下，要走出一条偏离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极为困难，迄今中国是否走出了，有待论证。
“问题四：说中国在国际上算不上金融霸权，没有金融投机，但国内有没有从资本到资本的投机性投资？有没有金融霸权？”
国内肯定有金融投机资本，而且，在2010-2016年期间在政治-经济上很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迹象。金融霸权是另一回事，是对外而言，中国没有，仅有的金融投机资本很具买办性质。
“问题五：面对‘资本积累逻辑’中国既有屈从也有抵抗，屈从和抵抗的目的是什麽？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也有屈从和抵抗？中国的抵抗有什麽特色？”
“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是多种主体（劳动vs资本、生产vs投机），迄今屈从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是，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麽系统性抵抗的，可说没有。中国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而且这个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 强调一句，以上所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应该走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没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说，就我在现阶段的认识所限，这是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方向。
以上点点滴滴，算是勾勒出我所标签的“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洋左看中国”的要点，以及我的回应。行文相当纠缠迂回，不仅是篇什本身的形成和性质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粗疏以及“我”的思考尚是颇为紊乱。然而，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急迫性，尤其是在香港和台湾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行动先于论述的情况，意味着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是需要有理有据的科学探讨。 当然，讨论不应该止于仅从立场出发就下论断，不应该只是思辨，甚至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科学探讨层面。对大部分不管是哪一路的真诚左翼而言，毕竟重要性和急迫性来自现实，来自追溯和拷问历史，来自感情。 在去年冬天的整个旅程中，我就是这样感知和感想的，有几张照片提醒着我应该这样做。
在台北时候我去了六张犁见到白崇禧的犹如宫殿的坟墓压在左翼死难者的乱葬岗上面；
去了二二八纪念馆见到独派诗人将国民党的暴政转译为祖国是异族是强暴者；
在上海我去了龙华，见到反抗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来是以流血牺牲铺成的；
在基隆和崇明岛我拍下了风中芦苇，想着，真诚的左翼，必须是既有其感情也有其思考——所以，为了知识责任和政治责任，必须直面“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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