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中国革命与反革命

                                                          作者：Ludwig von der Tann

                                                    August von Goeben/高杉Akie

  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武装斗争应该来说是在南昌起义开场的，然后反反复复，建立了新中国，这一点读者都很熟悉。其实也是很难过的，那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有先天不足的，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多个先进国家爆发，扩散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解放了全世界，最终完成了全人类的解放。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虽然是工农联盟，但是相比德国的11月革命，俄国的10月革命，法国的巴黎公社运动，更多的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为农民），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形态没有办法的。

  何况，小资产阶级在落后国家的革命中总是有一种粘合剂的作用，这个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智力上的教育者。巴黎无产阶级在第一次有阶级意识地脱离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的最为强烈。（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见《卢森堡文选》，P137）

  但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总是有一种幻想，希望在很短时间，毕其功于一役完成远大的目标，但是这种幻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革命永远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革命后保护成果不被窃取更是难上加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于是，分析历史会发现中国的革命，多次吃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的亏。我们知道，宁汉合流后共产党和国民党撕破脸，然后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很明显在大城市不适合发动革命的时候，却在广州又一次发动革命，结果损失惨重；到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极左路线又复活，因此反围剿失败，被迫两万五千里长征（不过，最近也有人指出当时国军力量太强了，军事上来讲第5次反围剿很难打赢），当时受到极左路线影响的战略战术，袁腾飞说如同把鸡窝当成堡垒一样可笑（尽管袁腾飞的历史书错误百出，但是有一些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即使是建国以后，也因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吃了多次亏（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等）。

  但是，他们又会很保守，不愿意变革，小富即安。于是革命在困难的时候，就会退缩求和，但需要注意这种退缩要和以退为进区别，当然这可能很难区别。但是有一点是无产阶级所没有的，中国这一类的落后国家的革命一开始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参与了，但是到了像私有制开火，要向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小资产阶级的保守就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就会阻挠革命。

  而且，因为中国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中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远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在世界范围内毁灭资本主义前是不会结束的，这个时候反而是容易丢失革命成果的。

                                                                             （一）

                                                             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官方宣称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们的意思是距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还有比较远的距离，但是怎么定义个初级阶段？确实一种社会形态是可以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3者之间并不会有明显的界限，不过我们需要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处在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都应该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而当前要讲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会有很多很牵强的地方。如果托洛茨基，列宁能够观察今天的中国，恐怕也会意识到在中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恩格斯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对照一下中国有没有做到过巴黎公社的要点呢？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即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试问以上几点中国何时做到过？长期以来人大问题一堆，于是流行着：“党委做主，人大点头，政协拍掌。”的说法，再看看申纪兰做人大代表的时候的作风，就明白了。当然，需要意识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也就只能找到巴黎公社这个样本的，没有其他的例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可能想到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会有一种官僚阶层的代统治（这个问题是托洛茨基提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革命是在多个发达国家同时爆发的，那个时候在阶级斗争战场上充分成熟的无产阶级，将拥有直接管理整个国家的能力，但是中国革命不同，无产阶级相比发达国家不成熟，更多的依靠了农民，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缺乏直接管理国家的能力，自然会形成这种代统治。有理由认为这种过程继续下去会慢慢地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苏联在50年代后期开始慢慢地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在勃列日涅夫以来开始疯狂的对外扩张，最终被拖垮，轰然解体。而到了今天，继承了大部分前苏联的衣钵（很不幸也继承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基因）的俄罗斯也不顾国力不足在欧洲，中东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些都说明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这个过程是需要国际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被扭转过来，比方说假设30年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虽然说德国的无产阶级政权难免受到苏联官僚的影响，但是更有素质，战斗力更强的德国无产阶级不太可能容忍官僚作风，在他们的帮助下，自然有希望压制住官僚，而且若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了，国家都不需要了，只是至少暂时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这对官僚也会是致命打击。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人发生了脑梗塞，局部脑组织缺血，这个时候可以采用低温疗法，通过人为降低体温提高组织对缺氧和缺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减少脑组织的损伤，但是最终需要将栓塞去掉，才能够恢复正常，如果把梗塞理解成官僚化和帝国主义的围剿，低温疗法当成国内的经济建设，去除栓塞理解成国际革命，答案就很明了了。

  此外，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国家，而实际上是正在消亡的国家。（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以上句子参见《反杜林论》）。但是，中国现在的国家权力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削弱后，现在又开始加强，例如长期以来维稳开支可以超过国防开支，萧功秦把当前中国的体制称为“后全能主义体制”，前30年的体制称为“全能主义体制”，萧功秦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中指出，全能主义的特征就是国家渗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后全能主义体制会逐步的放松对社会的管控，但是现在又有加强的趋势，而这种关系就生动的说明了中国建国以来官僚问题有多严重，据了解，在大饥荒信阳事件中，官僚们就是加剧灾难的罪魁祸首，大跃进到了将近大饥荒爆发的时候，官僚的作风也愈演愈烈，所以出于锻炼无产阶级，清理官僚的目的，毛泽东发动了文革，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失控了，日后官僚问题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所以有现在的结果。我把现在的一些情况和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的奥地利对比。

  当然，需要意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有历史局限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几个先进国家同时爆发，并扩展到全世界，它是世界性的革命，因此一直设想的是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他们也把国际主义原则加入了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理论也有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并不会现在先进国家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爆发，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任何危机都是世界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受伤最多（因为危机转移），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就最为虚弱，自然最有可能爆发革命。因此列宁修正了这一个理论，并取得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放弃国际主义原则，而是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他们建立了第三国际，想将革命扩大到全世界，可惜因为多种原因失败。

  于是，当今的“现实社会主义”自然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不同，因为因为生产力的落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成，资本主义也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葬送，因此为了经济建设，为了保护无产阶级政权，国家专政的职能并不会削弱，相反还会加强。但是这种加强也是有限度的，否则国家权力过于膨胀，像在斯大林模式中那样，没有监督的时候，这个政权会逐步异化。会形成另外一种资产阶级专政。

  说到这个，有人引用过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描述奥地利的文字，声称中国的“后全能体制”与当年处在西欧封建制的奥地利的情况大体相同。但是应该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现实社会主义的官僚垄断主义（这个是华炳啸的提法），是能够得到改造的，无产阶级也会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生产力的发展，力量强大起来，最终过渡到《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但是，奥地利的那一种西欧封建制是僵死的，没落的，因为他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已经基本上都发挥出来了，但是当今资本主义所能够容纳的生产力，至少在中国这一类的发展中国家国家，还没有全部释放出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且，和处在西欧封建制的奥地利相比，中国的上层建筑中的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因素还是少不少，因为中国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一说东方专制）已经一百多年了，那个时候的奥地利还没有完全摆脱（不过鉴于前些时间杨永信事件，女德班事件，这个也要打问号）。

  讨论了那么多，可以明白，如果说把前30年的那个时代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已经要打问号了，如果国际革命能够在60年代因为世界范围内的左翼运动复苏，那么现在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按部就班到了“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至于说分界线的问题，之前已经说过了，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因为社会的变化，不管处在量变还是质变阶段，都是连续取值的，比方说1和2中间就有无数个数值。

                                                                           （二）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

  这里面的第一次国共内战，指的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这一次内战持续了10年，西安事变以后基本结束。本章如同标题所说，谈的时候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毫无疑问国民党在那个时候起的是反革命的角色，共产党起的是革命的作用，但是背后的阶级斗争就是一趟浑水了。

 表面上那个时候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所断言的爆发革命的发达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发达国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间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相反，正如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的奥地利，阶级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因此，这个时候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就非常需要策略。我把恩格斯的《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的德国与当时的中国的阶级成分做一个比较。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德国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版第1卷，P569。

  而中国，那个时候自然经济解体但未消失，而且因为资本积累的缘故，西方国家是压制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缓慢，那个时候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农村，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民，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因此也出现包身工这一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这和《德国革命与反革命》中的德国的很像的。

 “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致谢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与小城市来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者细木工，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500年前没有多大差别。”——德国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版第1卷，571。

  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老死不相往来，总产品中的M（剩余价值）极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因此生产方式是长期不变的，资本也基本没有积累。中国农民100年前的生活，可能和2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自从秦代以来就“基本上停滞甚至倒退了”。也因为农民习惯了这种长期的不变，于是变得逆来顺受，忍让，要发动农民参与革命变得困难（其实农民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小资产阶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革命如此曲折的原因之一。

 因此，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能更多的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这是没有办法的（无产阶级力量不足）。而因为农民属于广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处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可以说那个时候谁可以争取到农民，谁就能胜利。而国民党输了。但是这种阶级组成也是很冒险的，很容易因为农民小富即安背叛革命。正如恩格斯所说：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而事实上，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一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不得不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危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作为他们的战斗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不是就一定会把他们赶下台来并根本改变他们的政策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矛盾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了；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取得胜利的小小的希望，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还好，正如我在后面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把农民压得太狠了，具体例子参考1942年大饥荒，张家口大饥荒等，于是十倍百倍的增强了农民的战斗力，而且也使得恩格斯所说的“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这一点暂时不会暴露出来。相反，建国以后进入了革命的新阶段，他们的另外一个弱点出来了，这给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这个问题是后话），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列宁也没有完全意识到。

 国民党输了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代表，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依附于外国，更多的听外国主子的，所以对本国人民的死活没那么重视，而大地主则因为也属于广义上的农民。（前面的农民更多意义上是被大地主压迫的农民），也具有农民的一系列意识上的弱点。自然，他们会因为轻视，藐视，过度压迫中国的农民而使得农民转到了共产党手上。

 尽管如此，革命的无产阶级依然需要十分小心，既要小心翼翼的维护工农联盟，有需要防止染上农民的过于保守或者过于激进，也就是左倾或者右倾错误，这个时候无产阶级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武装起来，而且不能放弃自己的武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工人纠察队已经占领了上海，但是陈独秀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得不让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出，结果反革命政变爆发的时候无还手之力（这和两个叫“第三时期”与“人民阵线”的错误理论有关）。而且，即使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弱小，也不要因为怕力量不足而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类似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以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的联合）的过于紧密，而相反，依然要通过先进的纲领和不断地做群众工作，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

 而且，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因为其固有的散漫的特性，容易引起拉帮结派。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就和派系斗争密切相关，中共在革命的时候，也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派系斗争，只不过到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暂时基本消失（但说到这个，也有人指出恰恰此为官僚化开端），但是，又不能因为为了禁止派系斗争不允许党内反对派存在，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基本上就是禁止有组织派别活动，但是比较宽容各种反对派。这一点到了后面被践踏，为苏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埋下了伏笔。

 第一次国共内战前的右倾错误

 现在有很多人把国共内战前的党组织崩溃归咎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但是这和赫鲁晓夫把问题全归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一样，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德国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次国共内战前，当时的革命领导人犯了一个很大的右倾错误，那就是固执的坚持“三阶段论”，这个“三阶段论”通行的表述是这样的：“即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途中，首先要进入第一阶段——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个阶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第三个阶段。”（《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中译本序言）历史事实是十月革命恰恰是摆脱“三阶段论”的结果，有人说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本不彻底，主导革命的社会革命党连自己纲领中的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一点都没有做到，这个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反倒是十月革命后才贯彻的。

  与“三阶段论”相反的就是“不断革命”，不断革命并不是跳跃阶段，就是说不是直接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它的实质是因为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是软弱性，他们不能够完成反对封建主义或者亚细亚专制的任务，也就是说无法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就有理由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动权。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动权的结果就是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无产阶级不会罢手，相反，因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即使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很难稳定下来，那么无产阶级自然有理由继续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在短暂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时期，通常会出现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者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国的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按理来说，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消灭封建的，亚细亚的土地所有制，国民政府在败退台湾之前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是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完成的，而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时候建立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依然是分开的。但与“三阶段论”不同的是，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一直掌握着主动权。

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结果。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的产生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经济入侵的结果，而且因为不像发达国家有对外掠夺做原始积累，他们最初是原先的统治阶级，例如大地主，贵族等。（在中国的话就是那些掌握着经济大权的官员）于是他们继承了原来的阶级诸如短视等弱点，而且因为力量薄弱，产生是依附于外国资产阶级，因此也会很软弱。何况外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愿意他们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设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他们处于资本积累的因素，更愿意把落后国家当成资本积累的工具，也就要维持那里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卢森堡指出，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发展的极限是最后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被消灭。自然，对于资产阶级，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而言，是要千方百计的阻止这个过程，因此力量不足的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引来他们的阻挠，而又因为落后国家资产阶级长期受他们压迫之下形成的软弱性，这个时候就会背叛革命！从这个角度说，常凯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政府的反共，是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产物。（常凯申是蒋介石的错译名）而在这之后的政权资产阶级民主成分更少，而更多的有类似于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的成分。

  综上所述，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可能靠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需要在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的时候，将革命进一步推进到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也必然有理由继续革命，夺取政权，领导生产力的发展。这条路线的正确已经被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那些拿人家的手短的俄国资产阶级（他们接受了法国人的贷款等一揽子金融输出，导致他们某种程度被控制）的做法，必然会继续帝国主义战争，可能俄国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受到了“三阶段论”影响太深了，十月革命虽然已经说明了“三阶段论”并非不可逾越，但是依然没有破除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对“三阶段论”的迷信。当时斯大林把中国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认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国家统一和农民得到土地，它的领导应该是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胜利之前，共产党不能独立，无产阶级不能觊觎领导权。如前所述这是非常错误的，而且会埋下很大的隐患。果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中共损失惨重，在这之后这种依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错误路线得到纠正。于是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这也是有冒险成分的，最直接的一点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远离了城市的无产阶级。

  还有，凭什么中共要听斯大林他们的呢？谁规定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可能对中国的情况做详细的考察（在今天通讯发达的话有可能）。相反，只要学会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很方便对中国的情况做考察，只不过因为所处位置的原因可能考查的是中国不同的部分，汇总起来还是可以勾勒出中国的社会的面目。悲剧的是陈独秀他每次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就被打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就主张要退出国民党，自由行动，但是被布哈林斥责为极左异端。以上两点综合，就是毛泽东他们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教训在抗日战争中被吸取了，因此没有重演四一二的悲剧。

  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两次左倾错误

  就这样，在错误的路线指导下，中共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基本上没有防范，到了反革命政变发动的时候损失惨重。更加悲剧的是在莫斯科遥控革命的那帮人转向极左（也是在这一次之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才获得支持，但是有被反扑一次，这个问题后面谈），于是斯大林搞了一个广州起义的策划。这就是典型的左倾错误，我没有能力讨论中共是否需要武装起义，我想了解，那个时候中国革命还在不在高潮，或者说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是否具有必要条件。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很清楚了。中国大革命在武汉政府分共后，革命已经失败，这早就是中共党史界的共识（随便找一本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关于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资料，都是这个答案），此后共产党的斗争是在白色恐怖中进行的。在白色恐怖下是不可能出现革命高潮的。另外，广州起义的目的是直接夺取政权，这很明显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也是广州起义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寻找反革命薄弱处建立革命根据地，从这一点来看，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在农村的力量相对薄弱。

  这一次之后，中共清醒了，意识到不能老是听莫斯科的了，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前四次根据地的反围剿，都结合自身实际，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国民党一个手掌包过来，红军一个拳头打出去，打断一根手指，国民党的围剿就失败了。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之流又是不顾具体情况迷信十月革命的经验（其实他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于是第五次反围剿因为左倾路线失败。（顺便说一下，当时那个导致无数革命先烈死于非命的所谓的中国“立三主义左倾路线”和“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极左战略目标，实际上都是这个“第三时期”理论的产物。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个愚蠢的理论的指引下，本来应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结盟，共同打击甚嚣尘上的希特勒法西斯的德国共产党，却集中火力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也就是社会民主党，让纳粹分子坐收渔翁之利。纳粹上台不仅导致德国工人运动的彻底毁灭，还给人类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祸。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三）

                                                                      历史的革命与反革命

  因为对官僚化的剖析，就诞生了一种论调，认为既然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几乎必然会官僚化，而国际革命又遥遥无期，是不是这种革命就没有意义呢？但是，持有这种论调的人无法无视的就是即使发生了官僚化，在官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这种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上依然是有巨大优势的，包括尽管斯大林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高速发展依然说明了工人政权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优越性。不过这个问题有人提到了代价的问题，他们举了苏联的大肃反和乌克兰大饥荒的例子，这个责任无疑是慢慢地因为官僚化而堕落的苏联政权的，而且提到了既然中国也发生了大饥荒，柬埔寨发生了红色高棉的大屠杀，除了大肃反，大饥荒外，很多批评者也指出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和前30年的中国都出现了轻重工业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导致农民深受其害。那么这种恶性事件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工人阶级革命成功了，在国际革命遥遥无期的情况下，这些灾难是不是无可避免。那么，我们把时间倒回去，想一想如果在1917年，因为布尔什维克放弃革命，俄国的临时政府站稳脚跟会怎么样。同样的，假设蒋介石政权在1936年的时候再进一步，将红军仅剩的种子毁灭，使得他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可以保住政权，会发生什么。

  布尔什维克放弃革命的后果十分明显，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足以将俄国带入地狱，当时的俄军如果继续开往前线，面对东线的同盟国联军，只不过是给他们增加战绩的，我想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绝对不会在意再抓一些俘虏，而且因为战争政策，所有物资优先供应前线，那么乌克兰会不会也一样要爆发饥荒呢，包括俄国腹地呢？我们有理由认为完全可以，德国在1917年也出现了粮食危机，以当时俄军的战斗能力，完全可以想象整个乌克兰会丢掉，德国人夺取了乌克兰后，也必然要利用那里的粮食，就是说乌克兰人的粮食只不过是被德国政府拿走而不是俄国政府。也许这样的话，现在的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那里，就会一个劲的声讨当年德皇政权的搜刮而不是声讨斯大林带来的乌克兰饥荒。而如果因此德皇政权挺过了一战的话，会像现在很多网站上的架空小说那样，德皇政权因为动员能力实际上比腐败横行的希特勒政权强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会打的更惨烈，这无疑对全世界是一个灾难。而前面说的农民问题，临时政府拒绝土改，就意味着农民要继续当农奴，那也不会好过，而且，因为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俄国已经一只脚踏入了地狱了，土改也没有意义。

  再想一想，如果当时因为红军的最后种子被消灭，因此蒋介石政权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站稳脚跟，会怎么样呢？中国也未必会好到哪里去，萧功秦分析过了蒋介石政权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是不足以凝聚中国社会的，他还指出抗日战争实际上烧毁了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基础。实际上，蒋介石政权这种独裁政权，是需要外部压力才能够维持稳定的，否则内部矛盾就足以毁灭这个政权，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中共，果脯也会因为内部矛盾解体。而果脯也未必会进行资产阶级民主化改革，历史上他们在败退台湾后进行民主化改革和土改也和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有关。我们有理由认为那么现在中国并不会比历史上好多少，也许不会有三年饥荒，但是可能也会因为社会危机有多次非全国性的饥荒，影响可能差不多，毕竟三年饥荒仅仅3年，但是蒋介石政权带来的社会危机持续时间可久了。同样的，如果蒋介石政权在1936年消灭了红军最后的种子，日后中国确实没有了被当今批评者认为是急于求成的，带来灾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农民也就会继续被地主和资产阶级盘剥，这也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可见，如果当年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革命的机会，也会对日后在生产力足够发达的情况下的革命不利，而如果革命了，第一个，可能等到了国际革命，也有可能因为官僚化造成最终资本主义复辟，但这个结果如前所述是好于前者的。红色高棉政权已经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指出了是一个性质比较特殊的组织，他们有恐怖主义倾向，红色高棉的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肃反的问题，二二八事件就已经说明了在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可以多么的残暴。最重要的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性质，如前所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权的内部矛盾也会十分激烈。历史上蒋介石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就有可怕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调查局”（中统），因为内部矛盾的激化，想必这两个组织会进一步膨胀，类似的肃反依然会发生。而且那个时候同时因为巨大的社会危机，恐怕灾难就会比反右运动这样的被当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认为是肃反运动带来的灾难更加严重。再者，即使蒋介石政权可以因为某种原因使得他们成功的处理好社会危机，并且像历史上中国在1949年后那样开始高速发展，那么我们相反还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帝国主义化和法西斯化会非常快，这不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对于全人类而言都是灾难。苏联的问题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10月革命，即使临时政府解决了社会危机，那也会大大加快俄国法西斯化的速度，因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德俄在20世纪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也许苏德战争还会像历史上那样爆发，但是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就法西斯化（因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俄国还会在亚洲进行大幅度扩张，那么受到日俄双重夹击的中国，可能就支撑不到美国参战的那一刻就会被灭亡。毕竟血肉长城是打不过飞机大炮的，而且日俄还会因为分赃问题，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大地上再打一场，可见这灾难会大的多……

  可见，仅仅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来将，那个时候革命还是更好的，而且，在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不是列宁或者托洛茨基或者谁选择了革命，是俄国人民，还有中国人民选择了革命这条道路。

  同时，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当时的革命者可以在革命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官僚化，而且国际革命会因此遥遥无期吗？除了在德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