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卢荻老师商榷，“屈从vs抵抗”，还是“共谋vs竞争”?

四

卢荻老师说，

必须有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一个个部分资本的集合，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有国家理论，因为，一个个官僚或官僚群体的集合，不等于国家；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导运作逻辑”的观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任何合集都是由众多的个体组成。固然具体的个别的反资本的行动并不等于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但是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必然建立在众多个体的部分的反资本主义行动之上；如果不在当时当地反对具体的资本主义，又如何能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具体的、现实的、个别的阶级利益，整体的阶级利益又如何体现？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远在天边的“妖魔”，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空间的各个方面，并时时刻刻发生作用。

我们毋庸否认过去三十年确实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的社会整体发展和民族国家实力的综合提升，其中包括人均GDP、人均寿命、教育与医疗等众多发展指标的普遍提高；作为左翼与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将头埋入沙土中而不承认现实，拘泥于历史中仅依靠几句口号和前人的论断而“食古不化”也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很有必要认真研究和了解实现这些“发展”的背后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次原因。

但是，同时我们都明白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具有特定阶级性质的，并不存在于超越阶级关系的代表全体人的“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认识這些所谓“普遍发展”中，“某些利益群体”（资本）与社会中“最广大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其中的阶级关系。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对抗资本的集体抗争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更是不争的事实。这很难用民族国家对外的“屈从还是抵抗”的策略选择解释的，更不是所谓一些“西方左翼”蓄意渲染或煽动所能导致。

如果说“社会主义导向”是现实存在的，但为什么近三四十年来，这种导致民族国家内部贫富分化与阶级沉淀日益明显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在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小的阶级金字塔”内部的鸿沟是在日益加深，还是缩小？这是因为所谓“某些利益群体”的对外“屈从”导致，还是系统性的转型所致？

当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存在明显的阶级利益冲突，这个民族国家对外的“屈从”与“抵抗”的视角，必然存在从内部哪个阶级的角度去看的问题，到底是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劳动”的角度出发？如果为了维持和巩固民族国家的“资本”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位，必须要牺牲国内普通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抵抗”来解释。

而且当我们讨论所谓的“社会主义导向”，显然不能光根据某些人的片言只语，而必须回到具体的经济内容和切实的社会感受，避免“宏大但并不符合现实的诠释”。

而至于本地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很大程度不就是由于民族国家的藩篱所导致的？今天在欧美发生的关于极右翼的崛起，种族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回潮本身不就似乎这种矛盾的体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阶级冲突的张力进入民族国家的内部被扭曲变形所导致的，从而导致矛盾张力以变形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无法使内部矛盾冲突得以确切的反映，又如何能在整体上对抗“系统性资本主义”？

个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与此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也证明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如果“屈从”于资本的逻辑，无论进行怎样的主观努力（中国国民党政权何尝不希望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也无法对抗“系统性资本主义”，而只能作为其一部分成为其参与者。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作为参与者确实存在“体制内地位提升，并且战胜其他参与者”的可能性，但这绝不是某种“抵抗”，而更类似于“共谋”（也就是承认基本秩序）下的“竞争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核心问题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出发，寻找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新道路。

五

卢荻老师在行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是多种主体（劳动vs资本、生产vs投机），迄今屈从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是，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麽系统性抵抗的，可说没有。中国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而且这个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

强调一句，以上所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应该走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没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说，就我在现阶段的认识所限，这是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方向。

卢荻老师提到“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多种主体”之间的关系，譬如劳动VS资本或者生产VS投机（当然可能卢荻老师还有其他所要列举的关系）。

“劳动VS资本”间的关系（阶级关系）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心关系（也是维持资本运作的根本原因——剩余价值的产生），我想这一点上我们与卢荻老师之间没有不同意见。

这一组关系既作用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也作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而“生产VS投机”则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核心矛盾（阶级矛盾），当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矛盾，并可能在某些条件下明显激烈，但这种“生产”与“投机”的矛盾并非核心的矛盾；通俗地讲不过是不同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分蛋糕”的问题。所以，个人看来“劳动VS资本”与“生产VS投机”并不是同级别讨论的问题。 

卢老师接着强调“屈从的”利益群体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存在着“系统的抵抗”，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样的系统性抵抗可说是没有的。”

按照个人观点，卢荻老师提出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这一受害者的客体面临的“屈从VS抵抗”的选择。但是，“劳动VS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关系所能代替的，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民族国家内部进行阶级划分的重要关系。也就是说，在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屈从VS抵抗”的冲突是不能简单地代替“劳动VS资本”间的阶级冲突。

我们还是有必要问，无论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在民族国际内部“资本”对“劳动”的压迫是否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是否存在“不同资本”共谋对劳动的剥削？当然为了争取自己更大的份额，这些“资本”之间自然也会存在“竞争”、

至于卢荻老师提及的“ 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当然卢荻老师强调了他并不认为应该）”；由于卢荻老师没有在文章中进一步明确说明，所以并不知道按照卢荻老师的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有哪些必须的特征，所以只能根据今天和历史上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与其模式做一推测。

按照一般的马列主义理论分析，目前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不可能是其他。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列宁曾经说过，“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

因为以现实案例来看，今天也就是西北欧一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运作或者由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执政，但是这些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他们都是承认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曾经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国有经济成分与二次分配的调整，而且对外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核心国家或者至少是半外围国家，我想卢荻老师也不会否认其中很多都是曾经的或者现实的“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换而言之，这些国家都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不平等交换的受益者，他们都要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国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来维持国内的福利体系（按照列宁的说法，收买本国“工人贵族”），否则其内部的阶级统治也维持不下去，而且即使在这些民族国家内部，资产阶级（资本）与无产阶级（劳动）间的阶级矛盾也仍然是社会的核心矛盾。

假如按照卢荻老师的说法，中国“有幸”努力向“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发展，并可能有朝一日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岂不也就是证明了中国会越来越多地从资本主义不平等交换中获取“超额剩余价值”，那么这样一个未来中国的阶级性质到底是什么呢？（虽然个人也认同今天的中国还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更不用说，在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的世界体系，如果中国这样一个有14亿人口的庞然大国要发展成为稳定的“核心”或者“半外围”国家（实现“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意味着需要由多少其他外围国家的劳动人民来负担“被剥削的义务”，这在现实中可能吗？更不用说是否可能“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到那时地球上谁来承担这一“被剥削的义务”？

 即使我们退一步，假设存在可能，这也仍然无法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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