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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路线、战略、策略

2017-8-1 09:54|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812| 评论: 1|原作者: 秋火

摘要: 斗争阶段虽然初级,离十字路口还很远,但在阶级斗争的剧烈压缩(甚至“革命一天等于十年”决非虚言,看看2011-13埃及革命就知道了)下,好几个历史阶段有可能在半年之内迅速跨越。只是不要妄想在初级阶段,就以为可以整出一个“革命的策略”。

漫谈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路线、战略、策略(未完)

按:这篇文章是我2015年初所写,因为迟迟未能收尾,所以竟一直躺在我的硬盘里了(文档最后保存时间:2015-1-8 17:35)。今读到旧文,发现此文虽未完,但已经有比较完整的逻辑,故有发表价值。此文最后未完部分是关于工运斗争策略的思考,因为我现在对于工运斗争策略的思考与彼时已有诸多差异,因此我没有理由再去续写这份历史文件,只能等将来如果有相关写作计划再重新写了。
关于此文的写作缘由,在此文一开始就提到了(「有四个涉及对我的“路线”或中心思想的评论,引起了我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其中第三个评论是「一些关注工运的激进左翼人士,在过去一年里都提出过,工评社和秋火实际上都走了工联主义的路线」,我觉得再说明白些也无妨:当时提出这种评论的人就是红色中国网编辑李明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该网另个编辑赤旗转达了这个看法。
还有一点,这篇两年多前的文章,我还尊称王江松为“劳工学者”,还以友好与之探讨的态度回应其策略评论,对比今天王江松的堕落蜕化及其在工运问题上暴露的种种极端无知,真让我不禁感慨短短两年的历史嬗变之大。
(2017年7月28日,秋火,旧文重发——实际上从未发表过,此文今首次发表)



漫谈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路线、战略、策略


秋火

本文标题看似很大,其实就只是想区分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从何提起呢?有四个涉及对我的“路线”或中心思想的评论,引起了我对这个主题的思考。

2013年我写过一系列的“工运ABC”,后来没有再写,因为说实在的,做这些关于如何认识问题的科普让我觉得没劲,本来有很多实际工作比这种工运ABC的科普认识更重要更有现实意义。但是在目前,为了坚定共产主义者的长远方向、协调这个方向与现阶段工作的关系,我觉得再花点时间,专门写一篇这个主题的工运ABC,或许能对初级阶段的工运实践有所帮助。


来自劳工界和泛左翼的四个评论

这些评论的发言者身份和言论本身都很有意思。我稍后评论,先罗列如下:

其一,活跃于工运战线的社民主义劳工学者王江松,在其最近发表的总结裕元大罢工的长文中这样评价我和工评社:

“第三种是林柏仪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派’,其所依据的不是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部分内容,相当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比如网上非常活跃的工评社及其‘新青年’网站,其代表人物笔名‘秋火’,林柏仪认为这一派虽然影响不大,但却代表了劳工运动的发展方向,在裕元大罢工期间,工评社连发长篇评论,一方面从策略上肯定劳工NGO的‘改良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在劳工运动的长远目标上,坚持公有制、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http://t.cn/RZVfQqH

其二,泛左翼团体YCA的小资候补政客、上海红岸会的头头周恩捷,为了攻击我“融入工人阶级”的主张,就造谣说我当年在重庆特钢工人中鼓动过激行为,引起工人反感,认为这是工人对我判了政治死刑,认为工人已经明确拒绝“秋火的路线”了。原话如下:

“【融工融到工人反感】本应该是为工人服务,但有的人偏就是为了自己出风头、唱高调,博取政治资本。‘服务工人’的高调唱的再响,工人反感,就是对你判了政治死刑。【特钢工人:@秋火- 刚来时,感觉还不错。回来他鼓动工人过激行为,工人就很讨厌。认为他就是想闹一个被迫害的名头,好出国。】”

“工人要不要我们的路线还需要继续检验,但工人不要@秋火- 的路线是铁板钉钉的了。”

YCA的活跃骨干分子李然东也为其政治同盟辩护、一起来造谣说:“特钢我去调研过,工人的确是这么说的。后来看到网上有李星批红草的文章,也提到此事。”
(以上均见http://weibo.com/5446224953/BCKcBtrad

其三,一些关注工运的激进左翼人士,在过去一年里都提出过,工评社和秋火实际上都走了工联主义的路线,还有人干脆认为我是跟改良派、自由派凑在了一起,实践中偏向了改良主义。

其四,一位珠三角的参与领导了集体行动的积极工人,在与我私下友好对话中说,他认真看了我的微博和工评社的微博,发现了四个字:自由、民主,而这是我们的“人民公仆”不能容忍的。这或许可理解为他从我微博中所理解到的中心思想。


关于“过激行为”的两点澄清及反思

上面四个评论前两个都有涉及“过激”说法,都有所指。我想做几点必要澄清。

关于2005年10月国庆期间我在重庆特种钢厂工人街头抗争中,我曾设想鼓动工人联合其他工厂工人,联系外省媒体,在当时10月11日亚洲市长峰会前夕举行联合示威行动。我确实有过这个激进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向工人群众宣传,仅在一个小房间里向一个工人口头提过,当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而且那个工友当即反驳了我的看法,再说他是核心活动分子之一,不会蠢到公开宣扬这个明显对他不利的主张,加之他对我始终很友好,并给我提供一些很好的帮助和建议,所以这个我唯一透露过鼓动意见的工友不可能成为有关言论的传播源。

另外,我在到特钢第三天时就印了十多份鼓动传单,但没有散发出去,因为我当时是想先征求核心工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散发。既然有工人代表否决了我的意见,而我当时暂时没有联络到其他工人代表,所以就没有散发;在我到特钢第五天的时候这些传单就全部被GA追查没收了。至于为什么后来有人(从2011年李星开始)攻击我时会提到传单的事,因为我2008年底在自己创办的“共产主义入门网”上公开了这件事,并说明了情况。实际上我是公开在该网站上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从首页开始逐步找到那个位置并不容易),倒不是因为我顾虑什么,而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改变学生时代政治高调的毛病。如果不是有人专门为了对付我或者专门“研究”我,是不会去找到那么偏僻的角落,去发掘这个材料的。另外,我在2010年写的重庆事件回忆自述里也提到这件事,做过初步的策略反思http://t.cn/zTA9PjJ。所以说,不可能有工人知道我的“过激鼓动”,甚至除了那一个工人之外,在特钢没有任何工人知道我有任何鼓动的主张,甚至没有其他工人认识我,而我之后也再也没跟他们有过任何联系。所以现在有泛左政客在造我的谣,如果他们不是遇上了瞎编乱造的特务,那就是他们自己在瞎编乱造,只是为了在脱离工运的闲得发慌的泛左小市民中抹黑革马派。顺便一提:拿任何一个人在工运中的活动情况来公开说事,煞有介事地引用自己所接触的工人的言论,这可能威胁有关工人的人身安全。拿工人做自己小圈子斗争的垫背,无视工人的安危,这种毫无底线的做法是任何关心工运的人都应该引以为戒的。

关于2014年4月在东莞裕元鞋厂大罢工中,工评社做过一些发挥,有我的努力在其中,确实曾经被一位裕元工人认为“工评社很多言论很激进哦”“虽然政府很多地方做的不对,但是直接的指责政府,牵涉政治,是很不明智的”。这是工评社已公开的访谈中提到的言论。还有在一个私下讨论中,有裕元工人对工评社对纠察队的建议指出一处不妥:认为不应该让人持木棍在厂内游行。这处建议是写在4月19日《裕元罢工第六天:工评社的警告分析与建议工人立即组织起来》中:

“工评社呼吁东莞裕元工人从长计议,拿出最大的勇气、智慧和斗争意志,以公开的谈判代表和幕后的骨干分子为核心,多组织几条罢工纠察队在厂区列队巡游、喊口号、鼓舞士气,配备木棍和清晰摄像头的手机,展示出我们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不是仅仅出于愤怒而向特警扔鸡蛋(有传言工人向特警投掷物品,以及工人向资方走狗扔鸡蛋)。”http://t.cn/8slRlII

此文的点击在当时两三天内就超过一千多次,因为在几个裕元工友维权QQ群里也有转发,引起过工人们的关注。回过头来看,“配备木棍”的说法确实过激了,不切实际,有失分寸,但如果剔除这几个字,这段话其实只是斗争经验的转述,因为2013年11月深圳ASM先进微电子厂工人运动也出现过罢工纠察人员,起到过支持工人自组织的良好作用。而我在裕元罢工期间,向一些裕元积极工友转发过ASM工人维权的视频和资料,努力试图将这两起工人斗争在经验传递的意义上联系起来。

其实,我在重庆特种钢厂工人斗争中的激进策略,也是想照搬之前的斗争经验:2002年辽宁省辽阳市的下岗工人运动,就是十几个工厂联合斗争,在当时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并且最后工人群众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成果(虽然也付出了工人代表惨遭多年打压迫害的代价)http://t.cn/RZIRBRB。回过头来看,我在重庆特钢试图照搬辽阳工人经验,与在东莞裕元试图照搬深圳ASM工人经验,虽然多少有点值得肯定之处,但多少都带有些脱离工人实践基础、机械照搬经验的性质。这一点恐怕是很多热心介入者在初步阶段都难以避免的问题。

实事求是地、客观诚实地说,现在整个中国工运仍处于初步阶段,我们不都需要时时总结经验教训、反思策略得失吗?这种公开的策略反思,不正有利于提高整个初级阶段工运(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斗争实践水平吗?相反,为了政治目的把策略的考量,夸大为路线分歧,不但毫无实际意义,在我看来甚至是幼稚可笑。


什么叫路线和它如何体现

泛左政客讥笑说,我的“路线”已经在特钢工人中遭到失败;学者王江松则自称属于在劳工NGO中占主导地位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说工评社在策略上肯定劳工NGO的改良主义路线;还有一些关注工运的左翼干脆就说工评社其实就是工联主义的路线,而他们当然认为左翼在工运中应该体现出革命的路线。

上述这些看法,先且不论对错,至少很多人都认为某种主义就是路线(至于泛左政客的逻辑则很难说,他们可能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任何主张都说成是路线)。这些都含有一种把思想意识形态当做路线的意味,而且说来都很抽象,不知具体所指。

我认为斗争中的路线应该是指在斗争中的特定的一整套做法、风格和论述方式。其中当然有思想意识形态的因素,有特定的政治方向,有一些主要的社会群体来源,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一定的社会实践方式进行的,并且从属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和特点。我至少在四年前就撰文说过:路线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而主要是特定的斗争实践的反映。这样说还不明白吗?

因此,路线不是只由思想意识形态决定,更受到当前阶段的社会实践的客观水平和需要的限制。在斗争的初级阶段,实践的路线分歧并不明显,这不是因为刻意隐藏了,而是根本没有必要刻意划分路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环卫工正在努力抱团要求集体谈判,就这个非常初步的斗争环节,你说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区别在哪呢?如果你以为改良主义者就是推动工人集体谈判、革命者就是鼓动维权工人立即夺取国家政权,那真是太幼稚了。严肃的路线只有在斗争到更高水平时才能体现出来。这些道理,在对比路线与策略的关系时,更能体现出来。


路线与策略的区别和联系

劳工学者王江松在评价工评社在裕元罢工期间的做法时,有个非常怪异的说法:说工评社“从策略上肯定劳工NGO的‘改良主义路线’”。问题在于:策略和路线是一回事吗?如果策略和路线不是一回事,或者说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一个深刻研究政治理论、熟悉中文语词概念(不然就不会写出那么多著作了)的学者,我不相信他不懂得这两个词的概念含义上的分别。我也不想在这问题上班门弄斧。

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另一些关注工运的激进左翼人士也认为,工评社其实是走了工联主义的路线,或者干脆就是跟改良主义没多大区别。而那些激进左翼人士也不乏高学历、见多识广之人。我也不想与他们多谈纯粹概念的含义。

我要说的是,在斗争实践的意义上,策略显然是从属于路线的,但并不只由某种路线决定,还由斗争本身提出的客观需要决定。就工人阶级斗争来说,当然会面临一些十字路口,这时候不同的路线(革命或者改良主义,或者保守派)就会把斗争引向不同的方向。但是目前的中国工人运动是处在非常初级的初级阶段,连组织这一步都没有走完,只是有个别的初步成功,都还没有完全站稳,这斗争的水平和阶段离十字路口还远得很呢。这就像一个小孩,刚学会走路,还没走稳几步路,你就想怎样的跑步甚至怎样的舞蹈或体操更好了,那是不切实际的,那不会让小孩走得更快,只会扭曲他的生长发育,甚至把他摔伤,让他处于危险中。

我很记得波兰左翼作家伊萨克·多伊彻曾经说过,俄国工人运动初期的主义路线之争常常是一种误会,因为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不懂得,在工人运动的最初时期往往更需要联合斗争,还远远谈不上主义路线的分歧。很少有人知道,多伊彻在写作托洛茨基传记之前,曾经是革命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

不过,情况不止是多伊彻所说的,因为年轻无知,导致主义路线之争出现在初期工运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急于标榜政治存在的人,却并不了解真正的工人运动,仅仅是在目前初级阶段的工人运动中,他们就非要找出一些政治存在,如果拿放大镜都找不到,那就只好认为是某些政治派别隐藏了面目,策略性地附和其他派别了。

当然,支配着策略的路线,对于策略是会有影响的。改良主义路线起到的影响,往往是把工人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并且限制或忽略工人自身力量的独立和壮大,它会更加强调外部力量(例如知识分子或舆论)的作用。不过这一点在初级工运中的表现还不算很多也暂时不起很大作用,原因非常简单:工人斗争连规模气候都不成,还备受资方和政府的压制,根本不用改良主义者来限制,资方和政府就会把工人和改良主义者一起压下去了。所以工运改良主义者为了保存自己,对于还非常稚嫩的工人斗争,更多时候不是在限制,而是在鼓励工人的自主性、斗争信心、坚决斗争。

所以在初级阶段的工运中,有些人会惊讶地发现,一些改良主义者都会使用很激进的词语,甚至转载激进左翼的文章包括历史上的赤色工运的文章,而另一些真正的激进左翼所采取的策略与改良主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对此,有的人以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的表现,也有人认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改良主义或革命之分,大家都是为了工人维权,还有人把某些改良主义者误认为是革命左翼(我在个人空间的三个月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谈过这种情况),或许还有人认为像我这样的人肯定是别有用心地潜伏在改良主义者中,是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这些看法全都错了,因为他们都忽略了无论任何的策略还是任何的路线,其实都是一定的阶级斗争阶段的产物,是由特定斗争阶段的客观历史需要决定的,而不是由各位的主观的政治思想立场决定的。不过,这些看法之所以广泛存在,也是有客观基础的:正因为目前工运斗争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所以严肃的路线分歧是表现不出来,只会有一些局部的、细微的、不易觉察的表现,而有这些看法的人往往并不了解整个工人运动是怎么回事,即使他们在书本上了解过,但是斗争实践制约着整个思路的过程,他们是没有深入经历过也没法深入考虑的,所以很容易有上述唯心主义的种种看法。

简单总结一下:策略从属于路线,更服从于特定斗争阶段的客观需要;初级阶段的策略,往往体现不出路线;初级阶段的路线,只会有一些局部的、细微的、不易觉察的表现;只有在斗争阶段上升到要求工人做出重大抉择时,路线问题才会凸显出来。

关于最后一点举个例子:如果与此同时在其他国家(例如埃及2011年就已经)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革命运动,斗争上升到了要求工人做出重大抉择的阶段,对那些地方的革命运动的看法,才能表现出你是改良主义者还是革命者。另外可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目前初级阶段的中国工人运动,如果在未来几年突然遇上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导致工业区连片的大规模工人罢工运动,那么是有可能导致工人斗争阶段的跃进和路线问题的迅速凸显的,一些改良主义者会被大量激进工人迅速甩到历史的后面,而另一些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可能会演变为更具激进左翼伪装的改良主义者,不过有趣的是,有些之前的革命左派,可能会在一时纷乱的时局面前变成自干五。由此可想而知:路线的坚持,即使在初级阶段的现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原因在于,斗争阶段虽然初级,离十字路口还很远,但在阶级斗争的剧烈压缩(甚至“革命一天等于十年”决非虚言,看看2011-13埃及革命就知道了)下,好几个历史阶段有可能在半年之内迅速跨越。只是不要妄想在初级阶段,就以为可以整出一个“革命的策略”,以为革命派必定意味着“一味激进”,那就是冒险盲动的找死路线了。


路线以及战略只有在群众运动成气候时才能充分显现

在路线与策略之间,至少还有一种斗争方式,可称为战略。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来说,有很多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战略的范畴,例如:工人阶级选择和哪些阶级、社会集团联盟?某种程度的劳资合作,还是对资本进行不可调和的独立的斗争?工人阶级是首先致力于实现公民自由权利与民主政治,还是把这些目标附属于争取社会管理权支配权的斗争中?

当然,就政治概念来说,路线和战略这两个词的定义,各人看法各不同;但我这里不具体讨论这两个词的定义和区别,因为就目前初级阶段工运来说,无论上述我认为与战略有关的问题或者政治路线的问题,都只有在群众运动成气候时才能起充分显现。否则,在目前阶段,无论是谁大谈工运的路线战略,却没有来自工人群体的充分思考和讨论,就会沦为一种脱离工人的政治话语游戏,更多只会跟各位政治头面人物的大展宏图有关,而与工人自身无关,也不会有多少来自工人本身的政治基础,更不可能把握到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脉搏和动能。

王江松文章引用的台湾左派知识分子林伯仪的裕元罢工观察,分出“主要有三种积极参与罢工的声音”http://t.cn/RZVfQqH,把工人的声音与其他介入罢工者的想法混同,作为“对裕元罢工介入者的政治色彩观察”尚可,可是如果要作为一种严格的工运观察引用到工运分析,那就脱离事实了。就裕元罢工甚至大多数罢工来说,劳工NGO都没有对工人起到明显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作用,其他泛左介入者的影响更加有限。就是在目前比较成功的个别工人维权运动里,积极工人也未必受到确定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影响——说白了,现在是斗争初级阶段,暂时止步于“劳工三权”并不主要是因为听信了思想家们的宣传,而是因为目前斗争最多只能达到让劳工三权得到实现的水平。

再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假如现在发生大规模工运激进化浪潮,出现工人占厂、工人监管企业的具有社会管理权力性质的委员会,那么不仅大批工人,乃至受劳工NGO影响的进步工人,甚至于劳工NGO内部的一部分工人活动家,都可能跳出劳工三权的限制,去拥抱更为激进的这些工人委员会。如果有的左派或右派,这只可能是革命分子鼓动的结果,那就又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他们仍然不知道是斗争阶段决定着斗争路线,是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所以,目前跟着改良主义路线走的绝大多数积极工人(只要他们还不是脱产的工运活动骨干,也就是说只要他们的主要利益仍维系于工人阶级群体),还远远未必是“改良主义的工人”,也并没有在实践中明显体现出改良主义的特定影响或政治自觉。现在只是斗争的初级阶段,急什么呢?很多严肃的路线之争还暂时没有必要出现,怕什么呢?路还很长,心放宽些吧,眼放低些吧,根扎深些吧,多做些实事吧。


改良主义路线在初级阶段工运的局限作用

目前初级阶段工运,改良主义路线确实主导着整个运动;但整个工人运动本身还是比较薄弱的,实事求是、客观诚实、毫不夸张地说,就像汪洋大海中飘摇起伏的一叶扁舟。在这种情况,这艘小船的主人当然是设法把运动做大做强,而不可能想着怎么配合惊涛骇浪阻止它的成长。所以,拿国外的已经成熟到腐烂溃烂的改良主义工运,来生硬地比较现阶段中国改良主义工运,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但是如何成长?这其中倒是可以大致分出两种倾向:温和的与激进的。这两种倾向并不是截然分开,有时会出现在同一个劳工NGO或同一个劳工界人物身上,但会有所侧重,也因为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改良主义也有温和与激进之分,而且可以说分化正在进行时,仍然只是处于开始的阶段。很多时候这两种倾向不是因为思想意识个人或机构的选择这些主观因素,而更多是因为政策变动的空间和客观条件是否有利。其实近一年多来已经出现这种情况:被认为政治光谱偏右的劳工机构,在斗争实践中比被认为偏左的劳工机构更加激进。一味凭着思想意识看问题、而不研究斗争现实的唯心主义者,总是看不懂这究竟怎么回事,只好瞎想、曲解、漠视,而许多真正的实践者对这些高谈阔论者们却置之一笑,他们愿意根据变动的实际情形而不是根据刻板的思想图谱来确定敌我友。

关于温和与激进,有时交织在一起,会达到让人哭笑不得、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去年裕元罢工期间,劳工机构的人被地方政府所拘捕,然而遭到打压的劳工机构却还在同一时间向工人宣传“我们应抱有极大的信心,相信广东省总工会能代表我们工友”。我们当时就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春风服务部的负责人和干事都被软禁,但春风服务部却还号召对官方总工会‘抱有极大的信心’,在这个时代还有比这个矛盾更尖锐的讽刺吗?我们认为,工人应该积极起来、迫使工会为工人办事,但不要以为工会能够自动为工人办事,更不要简单地抱以信心,如果没有工人的压力,任何组织(何况还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都是不会真正有效帮助工人的”(工评社2014-4-25 00:13 http://t.cn/RZMEuN2

工运如何成长这个问题还可以分出另外两种更重要的倾向:是侧重于立足工人本身的发展,还是侧重于劳资中间人及跨阶级网络。但这种分化目前还不是很明显,因为正如我所说,在小船还很微弱的情况下,它的舵手必然要考虑做大做强整艘小船,首先扩大这艘船的容量和承载资源,而不是想着自己怎么尽量控制它、想着提升自己的控制能力;否则,就算这位舵手很好地控制了整艘船,但资本和国家的一个浪头过来,整艘船都翻了。所以,有远见的舵手们总是在强调立足工人本身、加强工人自组织、注意发掘工人出身的维权骨干分子。甚至于有的左青对我说,他还看不出我说的某些人是精明的改良主义者。那是当然的,如果一个改良主义者只会说“劳资合作”这种现阶段暂时没有普通工人会相信的鬼话,却不懂得先要积极扶持工人自主力量的壮大,先要认真地支持工人自己的组织,那他必定走不远,也谈不上精明。

尽管上述倾向的分化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具体到劳工界活动的细节,仍然可以看出许多端倪和迹象。例如有些代表人物更多侧重于舆论宣传的作用,并且试图用舆论的身份串联整个运动;有些劳工活动的表现方式更侧重于让中间人发声和操办;或在实践中淡化工人的不同意见、突出中间人甚至外围评论者的声音;或在许多调研记录中突出工人的苦难和弱势,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其阶级自主意识、工人之间互动情况的微妙发展;或试图由外围的知识分子掌握工运的主导话语权,而工人只沦为鼓掌者、啦啦队、受服务对象。当然,有这些批评的存在,也会促使改良主义者们改进服务,提升对工人自主角度的重视。但是作为劳资中间人的改良主义者有着自己既定的社会地位和利益,与工人阶级的长远历史利益(即必然要走向推翻资本、自我解放)是有区别的,终究是有冲突的,所以他们永远不可能在把握自己利益的同时把工人自主利益推论到底。对于工人自主利益,他们总是要加一个限制,例如“劳资和谐”“劳资合作”,预防将来有一天大量工人主动要求社会经济管理权了,他们可以有个后路。

当然,这些多数是局限作用,还谈不上危害(还没有显现)。现在真正的危害是资本的剥削和国家的压迫。要克服各种局限,最好就是自己去实践,以及提出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摸索出工人排除干扰、自主发声、自主走路的最好形式。


我对路线、战略、策略的主张和考虑

首先是路线,在目前国内工人运动的层面来说,主要还是一种远景目标,即实现工人民主——支持工人掌握社会经济管理权和工作场所的主导权,劳动者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权利,实现民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等等。当然这些具体可以再探讨,但基本上是一种远景,与现在的联系就是只适宜作为宣传和讨论,如果有工人合作社当然可以实验。

但是我想特别澄清的是,我认同这种路线,但我并不是任何路线的代表人物。我不认同类似王江松、或一些左翼人士的加冕。因为事实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过系统深入的阐述,也没有过专门特意向工人宣传(我跟工友提过,但只是作为一种个人之间的闲谈,对方有兴趣我就谈,没兴趣我不谈,当然还要看心情而定)。在实际生活中,我不是也不适合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代表人物或活动分子。不是因为我不希望看到自己认同的路线有大批的支持者,而是因为我的才识、性格和兴趣都很不适合做任何头面人物。说得更直白点,我这种灰头土脸的屌丝是上不了高大上的台面的,所以有时候被高人们的客厅拒之门外也不奇怪。(其实我早两年就想公开说这些,但是没有一个适当的方式,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表达好,怕容易引起误解或其他消极的反应。这里就顺带说一下了。也许将来我会以更积极的方式说明自己的社会定位。)

其实,我过去很多时候只是表达了一些很基本的共产主义ABC或者工人运动ABC,想起来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离开实践,只谈一些纯粹理论或者历史上的认识,这在年轻人(包括我更年轻时)看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现在我越来越不热衷了。这有可能包含着某些退化,也可能包含着某种进化。用一位工友的话讲,那种人就是漂浮在天空、脱离了土地的梦想主义者,虽然有时聊起来很有趣,但在一起总有种隔膜感。回到正题来说,一种严肃的路线,只有许多不同角色位置的人、事、言、行的自觉协同参与,才可以支撑起来。指望几个人能支撑起一条政治路线吗?什么时候要有十个以上能够与我方向一致且能够有一定的系统考虑,并且还能在严肃争论中把我批驳下去却还能团结起来的人,那么我认同的这条路线才有可能真正在现实中存在。而现在,“我的路线”更多是我内心的一种历史认同、远景展望、社会理想,想要在我对于工运的言行中发掘我的全套政治路线,那是徒劳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幼稚可笑的。

再说战略。从纯粹理论的角度来讲,所有革命社会主义者(包括毛左、托派、斯大林分子、左翼社民党、甚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路线目标上都是相似的,或者还可以讨论的,但在战略上却很不同。所以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讲,战略主张更可以区分不同的政治派别。但是要记得我前面说过的,无论路线目标战略,都只有在群众运动成气候时才能充分显现出来,不然,现在更多都只是思想政治的分歧,而缺乏实践的表现。

我这里简谈一下我认同的战略主张,可供同路人参考,主要是因为这文章涉及到就不得不应景地写一下。但我可以直白地说,我目前基本不考虑怎么实现它们,也不打算再深入阐述,因为现阶段还没有相应的运动基础,而且我一个人不可能实现它们:

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应通过工人运动推动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工人阶级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为此进行不可调和的反资本斗争,工人斗争的暂时妥协只取决于力量对比,而永远不是为了“体谅资方”“照顾政府维稳”“为社会管理兜底”,反对给工人灌输改良主义幻想,这一点倒是可以说现在就要讲得很清楚;

工人阶级要实现劳工三权(罢工-谈判-工会)及其他一切基本自由权利,但不应该把这些当成特定阶段只能争取的目标画地为牢,只要有机会,都要尽可能往工人掌握社会管理权的方向发展(举个并非虚构的例子:某次大罢工中出现了工人自组织管理厂区公共事务的现象,即使还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时期,但也应该支持这种倾向发展到底并积累工人民主经验,十多年前在俄罗斯一个工厂罢工中就出现过这种现象);

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应形成联合战线,并且与城乡贫民、被压迫群众广泛联盟,以独立的组织带领他们,但决不蜷缩在“劳资联合”的名义下跟着自由派或民主派跑;

工人阶级应该支持境内各个族群的自决权和港台等区域的自治权,联合广大人群为反专制斗争努力。
(更具体的我的政治主张可见我的立场书http://t.cn/RvwpO8A

总的来说,路线和战略,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思想理论的研究。我主要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而不是实践本身。这种研究的意义,只有在未来更高阶段才会充分显现出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的某些观察研究的推进,这种研究的价值会逐渐增大,我有可能会在一些论述中越来越多谈及涉及路线和战略的思考。当然也未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烦恼的增多,个人命运也许越来越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如果将来我有什么著述出来(也许十年后吧),那可能会反映重要的路线和战略,而现在呢,就别指望我这个屌丝会有什么表现吧。

至于策略,实际上应当是初级阶段工运最应该研究和公开探讨的一个领域。有的劳工活动者可能会觉得,如此重要的斗争问题,最好还是关起门来讨论比较好,也有劳工知识分子认为,斗争策略往往比较敏感,最好秘而不宣。这些看法当然都有道理,因为有些斗争策略等于工人的底牌、机密,不能在谈判前让资本家摸清,所以肯定不能都公开,甚至有时要放烟幕弹。但是设法让所有关心工人斗争前进的人都能为策略讨论出谋划策是重要的,不仅对于一个工人斗争的前进来说是重要的,还会起到工人斗争经验的传承、减少弯路、串联的作用。

关于策略,并没有多少固定的公式,需要经验和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还要看实践的经验。匆忙地把一种策略的运用吹捧为某种模式的胜利,或者急于把一种策略的运用作为“路线”来批斗,这些都是政治搞手的惯常伎俩,说得不客气点,就是热衷借题发挥、自说自话的工运门外汉,工评社创刊词里早就批评过这些人。

(未完。中止。中止理由见本文2017-7-28首次发表时的文前按语)


[ 本帖最后由 秋火 于 2017-7-28 17:5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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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RedFlag 2017-8-2 09:19
把目的当作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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