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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自序和补白

2017-8-1 10:04| 发布者: 赤旗| 查看: 1987| 评论: 0|原作者: 张映泉|来自: 红色参考编辑部

摘要: 即或是按旧社会民国法律,枪毙刘文彩一千次都不过份!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贩卖毒品,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

五、如何看待那所学校

平心而论,那座学校至今仍不减昔日的气派,学校里培养出许多人才,并将继续培养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据此就认定刘文彩真心办教育,那就有些荒谬了。

说到学校不能不首先说到钱。在数说刘文彩花了多少钱之前,得先问一问那钱是怎么来的,是谁的钱才是。一座学校花了三亿多法币,翻一翻有关四川的文史资料就可发现,与他修学校前后,日本的飞机正在头上盘旋,五元左右可以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活水准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读书的命的。其次,办学校是为了教育兴国还是有感于中国人文明程度不商而培养下一代这种高境界叫刘文彩自己讲,恐怕他也羞干出口。政治运动不断的那时期,称这所中学“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但学校禁止传播民主思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还不说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学生读了哪些书。

怎样看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回眸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民间风气就明白了。早在划氏老大刘文渊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的清末,考察一个人优劣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无公益事业纪录后来的参议员们或是民间其他出头露脸的人物们,无论真假,也都必须有办过实在的公益事业的纪录,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资格。而在所有善事中,总把办学校摆在第一位。在这所学校出现之前,大邑县有个穷秀才李吉人,办了一所学校,在民间的威信很高,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后他继续为办学劳累,获得了很高声誉。也就是说,办学是士绅们的政治资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着指头算,全国除了“国立”学校之外的私立学校,大多是当地霸主出头修的,如李吉人这样的穷秀才建学校少而又少。把学校办成“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刘文彩耐不住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特点是短效应。但反过来说,修学校的意图是“让孩子们有些指望”同样不是他的思维方式和水平。“让孩子们有些指望”,这句话足以惊世骇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这句话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在刘氏统治集团的利益立场上说的,至少所指的“孩子们”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孩子们。那庆祝刘文彩生日的游行,那专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所谓校歌,不说没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连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半点!

修学校与办教育,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钱修一座学校就等于是办教育,那么教育家岂不是尽让有钱的老板当着好在世界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边偷漏国家税收,一边捐资办“善事”;一边坑蒙拐骗捞黑钱,一边捐资办学校。但,修学校也难以抵消罪恶,一些学校尚存,捐资者却锒铛入狱了,并不因为你修了一所学校就将恶行一笔抹杀。如法轮功组织的一些人物,他们不也曾为抗灾捐过钱吗总之。刘文彩的修学校与李吉人办学不是一码事,与陶行知办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这所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已与学校的关系这些,也被有些人跟刘文彩联系起来了。凡学校总会培养出人才的,区别无非是影响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已的足印时,尤其难以忘怀青少年时代,走进校园,一草一木都反射着自己往昔的影子,恋恋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对学校的恋情与刘文彩挂起钩来,或者把培养出了多少人才与刘文彩曲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大清朝为了振兴国运,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为出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无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各路先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过校长,那么多黄埔毕业的革命者也并不因为蒋介石不反动。更有许多革命者出身豪门,革的竟是自已祖宗的命,按照没有他哪有我的逻辑,岂不连祖宗祠堂都得恢复若要拉扯例证,将会扯出很多来,那很费事也无必要。对于这些,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些校友们,理应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学干解放后更名,叫安仁中学。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两个字才贴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学是安仁地方的中学,并无不妥之处。两相比较,安仁更实在一些。但在校庆五十周年之际,不但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碑翻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还干有意无意之间或口称或书写成“文彩中学”。其实校名叫什么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况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事实上,公开呼吁恢复原名的人还不少。如果恢复,那“私立”二字将如何处置对于恢复原校名,有人高兴,也有人担忧。当年批判刘文彩修学校是“处心积虑要把学生培养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坚力量”的判语固然是左,但刘文彩所希望的某些东西倒真是在循序渐进然而却可怕地应验。

六、刘氏后人受连累问题

把父辈的罪孽记到后人头上,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作法,因株连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阴影中度过。刘文彩的后人自然也不例外。发展到后来,竟连所有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都没有了。政治运动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幔说与刘文彩有瓜葛的人,就连国家主席都难逃厄运,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是无法统计。那种乱套的作法应该纠正,事实上批得也不少。对于这一点,所有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问题在于,后人受株连只能说当时的政策对后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杀刘文彩本人的罪孽;对后人遭遇的同情,同样与刘文彩本人的问题无涉。如果把刘氏后人的遭遇用来说明是对刘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连之忌。每当有人要为刘文彩翻案时,就把刘氏后人的遭遇扯出来议论一番,其实这反而是从反面把无辜的后人往刘文彩立场上推。

话又说回来,假如刘氏后人受株连能够证明刘文彩冤枉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并非受株连而与人民为敌的刘氏后人,是否也应该算在刘文彩头上呢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新中国,刘氏家族将会如何只要看看刘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刘文彩的大儿子刘元富在解放后还企图反扑,成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样的账也并未记到刘文彩的头上。刘文运的二儿子刘元瑭手上有红军的血,也并不影响老大刘文渊在解放后当四川省文史馆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各是各的账,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连是封建时代的残存物,以挂钩批株连,等于是另一种方式的株连。

七、刘文辉等人起义的效应

刘文辉于关键时刻起义,为解放全中国,为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说别的,仅就解放四川少牺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为旧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军阀,作为曾经残酷镇压过革命的人,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无论从革命的立场还是从做人的立场,我对刘文辉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过饰非敢于说真话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义就可以让他作恶的家族成员或是亲朋减轻罪过,那就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而只能以“良禽择主而栖”来解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说不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是改朝换代了。古时有一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时代的故事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得到应验,岂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为刘文彩不平的人,所执的依据中有一条重要砝码,就是“刘文彩的弟弟是起义的将领”。而刘文辉在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也于有意无意中替他的五哥开脱。他绝不愿正视刘文彩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一肩挑着了。其实他是没办法一肩挑尽的。

按照刘文辉有罪在前大功在后的事实,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宗旨,解放后他照样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这不能成为包揽他人罪恶的资本。我们批判政治运动株连无辜的刘氏后人,也正在于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别人。但如果我们一边在批株连的荒唐时,又主张将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过,或者拉扯出某个进步人士跟刘文彩私交不错而企图说明什么,只怕所执的观念还是没有搞准。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起义的将领刘元琮自杀,酿成了悲剧。对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于一九八六年为他恢复了名誉。这种事情并非只有刘元琮一人身上发生。但,这事与刘文彩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拉扯出这个人来,也成了为刘文彩不平的材料,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刘元琮的个人悲剧是不幸的,但那减租退押的运动却不能诋毁。共产党多少高级将领都在那时期经过了这种考验。功是功,过是过,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于改朝换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这是封建时代的做法,当今一些贪官污吏敢于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经有功,所拖的也正是这块牌子。刘元琮的起义之功不能抹杀,但,剥削之罪却也事实存在同样不能固功忽略。在家乡退赔挨批判,离了家乡照样是师长,有何不可他在农民面前不愿低头,公然高喊不向农民低头,并将退赔的财宝扔在地下然后吞毒药自杀,虽值得伤痛,这个方式却未必是正确的。

其实,激起为刘文彩不平的心理动因并不难追寻:除了岁月的尘垢淡化了先辈的生死恩怨,除了对过去政治斗争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实物为今天安仁镇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效益。几座公馆的宏伟令人赞叹,一所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见摸得着,参观者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受教育。而刘文彩的恶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讲述的是刘文彩的盘剥和残忍,而被剥削者和被残害者的痛苦感受却难以传给世人。那个收租院展览给人更多的是艺术感染,对于并没有切身体验的现代人来说,心理上实在难以产生血与泪的共鸣。因而,多少人的血泪风吹灭,只留下遗迹供谈笑。这真是历史和时间的残酷。刘泽高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家刘文彩还给安仁做了些好事,刘湘当着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观点恐怕并不是一个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和大小官员们,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对现实生活抵触的年轻人,无端地猜想着:假如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考虑可能沦为被奴役的境地,绝不考虑被奴役的悲惨,幻想着刘文彩呼风唤雨的威风,慨叹自己没有发迹全是因为没碰上好时候,因而在心理的阴暗一角,那个刘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着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们,更不知这是自甘下流、让爹妈难堪的行为,他们心目中的刘文彩,自然跟别人心目中的刘文彩不同。

总之,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抹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

能给刘文彩唯一的一点安慰是,他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凭着他的聪明和蛮劲儿,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让他自由选择,他会选择民主和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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