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因此，宏观政治领域的民主，就中国历史的经验而言，在“封建化命题”——作为中间层的封建主的野蛮扩张得到求解之前，是没有答案的。封建化命题的等效命题是：对联系政治最高权的中间层的野蛮扩张欲望如何有效节制。因此，对权力异化的批判，是一个永远的过渡过程的一部分，在大同社会崩溃之后就已经存在，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解，这就是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这是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唯一一个最重要的过渡。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过渡理论可以直接联系中国历史和政治经验来获得并论证清楚，可以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交替理论，这说明了一切真正的社会变革和演化的真实逻辑，都是能够吻合社会矛盾演化规律的。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称为大过渡理论，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关注封建化命题的复制，因此，具有批判意识的群体和力量本身也要不断地受到这样的校验，新生力量本身不能够保证长期的趋势与过渡方向，就如同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终于会不免于修正主义威胁和改造一样，这是阶级分化的规律。 不要说解决问题，认识问题本身在共产党高层就不被承认，这一点完全符合网友数学所总结的“右派大笨蛋定律”。基于右派大笨蛋定律，阶级划分是人为的，这就是说阶级是外发的而不是内生的。基于封建化命题，阶级是内生的，是统治阶级中间层基于自身优势地位去追求先富先贵潜力最大化的目标选择，代价是损害最低水平的政治公共性要求，同时也损害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剩余公平分配，使得再生产条件不可持续。阶级分析本身，就是对封建化命题和中间层野蛮扩张趋势，最后必然吞噬政治公共性和社会再生产条件的确认。毛泽东对于右派大笨蛋定律有一个注解：“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1967年文革小组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总结六条，第一条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核心当然是要以此去观察官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早就不是工人阶级分析自身处境的批判性意识形态，而是蜕化或者修正为一种上层人物用于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粉饰之术，毛后时代中特马也一样完成了同样的修正过程。 毛泽东在1867年2月中旬与张姚的谈话中间，他对巴黎公社、苏维埃等，都感到没有办法肯定，对于君主制或者总统制，也认为需要追问其阶级实质;谈话唯一肯定的政治形态只有“总要有一个党”，这个党显然不是党员党或者高官党，当时党团员大多选择站在当权派一遍反对文化大革命，而高官们正处在文革声讨对象的位置上;在这年的十一月份，毛泽东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核心逻辑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整党建党：党组织成员要求是那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向着阶级敌人作斗争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成员，对照文革的现实，这其实就是指代造反派对政治异化的批判意识。今天回顾，造反派的批判意识尚可，准确针对了公有制社会的政治异化及其两大人格化群体，但造反派在团结多数工农方面还差一点技巧，也未能最大化对手的反抗，结果导致自己无法获得多数从而也就很难顺利抵推进批判事业。在当权派的主导下，具有批判意识的造反派，肯定是要阻挡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的，因此，这个建党方针只能够流为一种设计。 文革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间，脱离预先设计的轨道，演化为造反派在毛泽东和文革小组支持下，对于政治生活异化力量的批判，这个恰好吻合了如何有效地遏制具有自我扩张能力的中间层的封建化问题。在毛泽东的设想中间，造反派的批判意识要结合并团结组织广大工农一起，通过对公有制社会政治异化现象及其人格化力量的批判，来节制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更新政治观念让投机分子无处藏身，并通过这样的周期性运动，凝聚越来越大的力量和更高的群众觉悟，把社会主义事业向着共产主义推进。文革的内在逻辑，就是如何凝聚批判性力量及其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步地制约中间层的封建化，以新生力量去培植新生事物，积量变为质变，经过一个长期的过渡过程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通过文革政治博弈所检验出来的逻辑。 总结一下左右翼民主观点的差异：中间差着一个封建化命题。左翼追求的民主，在封建化命题求解之前，宏观民主是无法达到的，只有基层民主尚有可为，宏观民主则可以以基层民主的组织成就为基础。小右派的民主不存在封建化命题这一问题意识，因此，能够与中国今天已经完成“权抢钱市场化”的先富先贵群体要求耦合，那群人的第二步就是“钱抢权”实现民主化的目标，因为与中国今天最强大的优势群体有着潜在一致，所以许多小右觉得自己占尽优势，强大无比，说起话来就咄咄逼人还无需跟你讲道理。 二〇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日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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