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2日这天，聂元梓大字报广播后不久，厂医务室旁的大字报栏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剥开画皮看真相》，轰动全厂。这张大字报由王洪文起草并领头签名，后面还有六人签名，其中五人都是保卫科干部。王洪文说：“聂元梓大字报是七个人，我们也来个七人”，这七人全部都是共产党员。[1]

国棉十七厂党委当时没有正书记，由党委副书记张鹤鸣主管工作，王洪文大字报就是针对他的。当时厂党委规定“贴大字报要经过组织审阅”，这是厂里第一张未经审阅并针对厂部主要领导的大字报。[2]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王洪文在受审时，交待他写这张大字报的原因：

我们认为厂党委执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当时在保卫科工作，有两个人，应定为反革命，厂党委未表态。我在第一张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上，点了两个人，党委停止了我的工作，派人盯我的梢，我思想不通，就写了第二张大字报，点了三个人，家庭出身不好。……

第二张大字报贴出后，群众不满，说我骂厂党委，是野心家，阴谋家，全厂写了六千多张大字报。……

写第一张大字报后，厂党委和我有对立情绪。有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报，别人把门倒销上，党委副书记来敲门，问有没有人，我心里想，你们还派人监视我，我不吭声。书记觉得屋里有人，叫了武装部长带十多人到保卫科搜查，我就火了，骂了党委书记……[3]

王洪文说的书记就是张鹤鸣。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对上海社会环境和工厂的人事关系以及生产环节都非常熟悉。他处理事情也比较实际，不像有些干部那样生硬和革命。在对管理人员的使用上，他启用和信任有“历史问题”的“留用人员”，即共产党执政前的工厂科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业务人员。总之，张鹤呜的阶级斗争之弦不那么紧绷。这是王洪文大字报上所说党委不抓阶级斗争的由来。当年与王洪文一起造反，在他第一张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之一唐文兰，三十多年后分析王洪文写大字报的原因：

王洪文为什么要反张鹤鸣？这是因为当时厂党委规定批判八个人，这八个人有的有政历问题，有的在当时看是反动学术权威。但是厂党委不许超出这个范围批判别人。王洪文认为这是划圈圈、定调子，所以就贴了张鹤鸣的大字报。另一个副厂长张元放提出，对别的有问题的厂领导也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当时也认为厂党委领导自己也有很多问题，却不允许揭发，揭发了就说你反党，这样做其实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所以同意王洪文的观点。[4]

由此看来，王洪文造反，是因为与厂党委在文革运动的批判对象上有不同意见，文革中这些不同意见被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的政治分歧。但实际上，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种“政治分歧”背后的人际关系因素。对于王洪文的行为，还有另一种解释：

我们厂在文革中引起争论的那两个厂长张元启和张鹤鸣，张元启是部队转业干部，文化不高，但资格老，山东人。做起报告，一口山东话，上海工人听不懂。他作报告，即使有时下面听报告的工人走光，他也照念稿子，继续作报告。而张鹤鸣是地下党出身的上海本地工人干部，浙江宁波人，一口上海话。我觉得，比起张元启，张鹤鸣与工人的关系更密切，二张有矛盾，我看主要原因在张元启。当时他俩都是副厂长。张元启想当正厂长，大概因为他资格更老些．张元启文革前分管人事、教育和保卫，和王洪文关系很好。文革中他支持王洪文。[5]

两个厂长有矛盾，张元启分管保卫科，分管生产的张鹞鸣就从不去保卫科，以避嫌疑或矛盾。王洪文所以说张鹤鸣从1963年起从没到保卫科坐过哪怕半小时，这是不抓阶级斗争。可见，王洪文贴大字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两位厂长矛盾影响。分管保卫工作的张元启，因为工作关系与保卫干部王洪文比较熟悉，张元启与另一个厂长张鹤鸣有矛盾，于是影响了王洪文。

王洪文6月12日就贴党委大字报，这在上海工厂职工中是相当早的。王洪文大字报贴出不到一小时，国棉十七厂的上级管理公司——上海棉纺公司的党委书记立即赶到，召开厂党委紧急会议，作三点指示：保卫科大字报是大毒草；1957年反右斗争的形势又来了；反到党委头上来了，不能稀里糊涂，这就是阶级斗争。厂党委找其他几个大字报签名者谈话，追查谁是起草者。[6]立即，上百张反击王洪文的大字报贴出。这种阶级斗争过敏症，是文革初期点燃群众造反情绪的重要原因。国棉十七厂群众中最初的两大派也在这样的批判和对立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