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志们谈谈心

                                和同志们谈谈心

                                                                       项观奇

        看到前朝遗民同志认真地和我讨论问题的文章，我很高兴，同时，也引起我一些想法，写在这里，算是和同志们谈谈心。

                                                                          一

        经常看到有同志对我的文章给予批评，不管批评的意见在我看来对与否，也不管意见是不是过于尖锐，例如，这次前朝同志就批我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只要是同志式的态度，我都乐意听取，并认真思考。这样的批评，一是帮助我想到了更多的问题，受到了启发，有好处；二是对我的批评，使我再次反省自己的看法的真理性，这会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也有好处；三是这或许也会推进大家对问题的认识，这就会有更大范围里的好处。

        就是以骂我的态度批判我，我也还能先看意见对不对，而不因对态度反感影响了听取正确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主张在我们同志之间能够形成一种正常的依靠“团结__批评__团结”的公式不断提高我们水平的风气。这是毛主席提倡的。

        人的认识能力不一样，水平有高低，但是，不管谁，都会有局限，各方面的局限。因此，谁也不必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没有那回事。谁这样以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需要互相帮助。同志们要喜欢帮助别人，而不是伤害别人。有的同志自以为很革命，出口就上纲，就挖苦人，就骂人，就凭这样不善于团结同志，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甚至连一个好人、品行端正的人都不够。

        我们年纪大的人，反映迟钝，对新事物的理解也缓慢，希望同志们谅解。但是，我们作为文革过来人，已有近五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像刘金华同志这位当年四川造反派的著名头头，已经77岁了，一直斗争下来，总有一定的长处。我们各方面都会不如近年刚刚投入斗争的年轻同志，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了，可以帮助，不要苛求。例如说我已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云云，这虽然是个事实，但这种话无助真理的探讨。我们要是不敢于斗争，那会在76年大风大浪中就低下了头，但是，我们一路坚持了下来。磨难经受了一些，但这是锻炼，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本人最后连个犯错误的结论也没有，倒还说我是个好同志。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现在，再对淘汰剩下来的这么几个人讽刺挖苦，实在不近情理。请同志们高抬贵手。我们期待领袖，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跟你走，不会干扰。请放心。当然，前提是你真有马列毛的水平才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自我膨胀就能被人承认的。这，毕竟有一个客观标准。

                                                                         二

        前朝同志说薄熙来的失败，是改良主义的失败，是“革命派”早看到的。但是，我们又何尝不战战兢兢地支持薄的改革、也想到会遭遇失败呢？这两天有的网站重新登载了我2011年11月20日写的《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____评“重庆经验”的历史意义》这篇文章，在那里我写道：

        历史教育了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他们现在是坚定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毛派是这一阶级力量的政治代表。这在对于“重庆经验”的认识上，也能反映出来。

        那么，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情况怎样呢？这只能从已有的可信的材料作分析。由于中国政治缺乏公开性，材料是奇缺的，分析是困难的。只能作有限的探讨。

        在我看来，高层的意见是并不完全一致的。

        从多位大员到重庆调研，并发表了肯定的意见看，多数常委是支持“重庆经验”的，是肯定这一倾向的。

        但是，两位最高的领导人，没有去重庆。不管薄熙来同志怎样说明他们的指导和支持，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没有对“重庆经验”公开表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是不表态的表态。

        就我观察，一把手是有保留的，是不支持的。

        二把手不但不支持，而且是反对的。封建残余，文革余毒，就包括对重庆的看法在内。

        二把手已经十次大谈政改了，而且，意见很尖锐，直指政治体制的弊端。薄熙来可不敢讲这样的硬话。二把手可以一再吹自己，薄熙来却总是把成绩归于大家，归于前后领导人。不说自己，还攻击不断，要是小有辫子，那就非下台不可。二把手敢于这样放肆，没有一把手和其它人至少不反对的态度，在党纪严格的党的高层这是不可想象的。只看到二把手的问题，看不到一把手的倾向和问题，说轻了，是天真幼稚，不懂中国特色政治的特点，说重了，是故意模糊人们的视线。

        这是很微妙的，是深刻的斗争的微妙表现。我们尝试做一点分析。

        一把手和任何平庸的人一样，不愿承认自己没干好，更不愿承认自己搞的是修正主义一套。所以，他“唯此为大”的就是要守住修正主义特色理论这个底线。他是忠实的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执行者，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抵制，是坚决的。

        二把手，一方面，他看到问题成堆，人们因此对自己的工作意见一大堆。另一方面，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到，政治体制有问题，存在专制弊端，所以，在他看来，不是自己没干好，而是体制不好。于是，他根据自己所信奉的“普世”论那一套思想，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声，用民主，反对专制，用公平、正义，反对穷富分化，争取穷人对他的同情，同时，也为自己光荣下台找到了梯子。他朗诵普希金的诗，的确不是偶然，属于“诗言志”。他的思想武器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一套，但不满修正主义的法西斯专制，是有历史合理性、进步性的。但是，当他把毛主席的路线，把回归马列毛主义，把真正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文革余毒时，他又必然地站到了落后的、反动的立场上去了。这里，既有其个人的因素在起作用，更是其阶级性的必然反映。

        其它的几位。当他们支持“重庆经验”时，表现出他们口头上还有想搞社会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当他们表示不搞私有制时，这个说法至少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认识，更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勇气和行动。他们敢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要求发声，那是以势压人，以权欺人，但不是以无产阶级的民主为武器去争取进步，而是以修正主义专制为武器去维护反动，是实质上维护修正主义统治、自然也是他们自己的统治，反动性是明显的。他们的这种认识水平接近一把手，也许这正是九人没有发生分裂的政治基础。但是，差别还是有的，谁更反动、更落后，是不言自明的。

        这就是在我看来的九人高层的政治格局。

        明白了这个领导班子状况，就可以明白，他们对“重庆经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可以明白，就现在这个领导班子的状况，要想让他们改换门庭，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管“重庆经验”怎样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可行的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最好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不但行得通，而且是一条康庄大道，是我们的最好的历史选择。但是，要想现在的高层领导接受这个事实和道理，难，很难。

        这个事实是严酷的，它再次证明，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论证社会主义道路好不好和通不通的问题，不同的阶级肯定总是会有不同的回答，还是那句老话，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十分具体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斗争，在目前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当权的情况下，变动道路，就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样的变动，是不能靠“重庆经验”这个样板的示范作用就能解决问题的。

        靠什么？还是靠政治，靠阶级斗争。这一点，也是“重庆经验”留下的宝贵教训。习近平、薄熙来等同志要有清醒的认识。你们再小心，再搞折中、调和，也是无济于事的。

        政治问题还是要靠政治方式来解决。而政治不是别的，正是阶级斗争。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从来不信小道消息，能说到这个份上，也算可以了。一句“要是小有辫子，那就非下台不可”，几乎是3。15事变的倒霉的预言。

        甚至，我看，薄本身也想到了失败。他是十分小心地操作的。对于杨帆教授这位先是赞扬、后是批判重庆经验的人，他是不敢接近的；对于张勤德提出的“熙来当总理，人民共富裕”这种给人以口实的口号，他更是不敢理会。他是从邓理论、三代表、科学观，到锦涛同志、家宝同志到各位常委，都挂在嘴边，生怕让人家说有野心，另搞一套。但是，还是被罢官了。

        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我还是那个不恰当的比喻，戊戌六君子被慈禧砍了头，你不能“再踏上一只脚”吧。要说失败，我多次说过，从文革到现在，我们就老是失败。毛主席都失败了，都被否定了，何况我们？如果“革命派” 骄傲，那我要反问，你们胜利了吗？你们迎来的不也是失败吗？而且是一连串的失败。

        我们正在从事前所未有的反对修正主义执政者、反对修正主义统治路线的斗争。苏东没有这样一场斗争。这是国际共运的新课题。发生困难，遭受失败，不足为奇。        大家是在探索中前进，是在努力把马列毛主义和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会有反复的革命实践过程，谁也不要骄傲，就是谦虚谨慎，还是会错误不断。

                                                                         三

        前朝同志提到该怎样看待重庆经验。这个问题可以分成，过去该怎样看，现在该怎样看。

       直到事变发生前，过去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否定的，根据是改良主义。另外两种意见是肯定的，但又有不同。一种是把重庆经验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复兴，是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持这样意见的同志不少。还有一种，是把重庆经验看成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路线转变的倾向。一方面看到还谈不上路线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又看到，一些改革的措施，是具有路线转变的倾向的。我是这样看的。我前后写了“十论重庆经验”，支持薄熙来。

        现在的结局，应该说对这三种意见作出了结论。但是，我看，都会自信地觉得自己对，所以，还要说几句话。

        经过毛主席发展的、我们可以认识到的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尤其在有了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后，这个基本体系的要点是十分明确的，重庆没有举起这样的旗帜，也没有这样的重大的根本的举措，那些过份的抬高重庆经验的评价，只会导致这次改革的失败，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但是，给重庆经验扣改良主义的帽子也未见得正确。这在理论上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毛主席主张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上要出孙悟空，造中央的反。这是一条大家不会怀疑的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条路是不是现实的能走得通的道路，至少现在还没有实践检验。薄熙来不是孙悟空，他没有造中央的反，而是小心地“保持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看待重庆经验？

        有的同志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是无产阶级代表人物，要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的同志就是向我这样提出问题、要我表态的。这样思考问题答案是清楚的。既然整个政权在官僚特权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作为一级政权的负责人，自然也是这个阶级的一员。

        如果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分析，可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修正主义执政的国家。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一种特殊的矛盾事物，我们必须从这一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出发去认识这个事物。

        修正主义者可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真正搞社会主义呢？这有点像是修正修正主义，但是，这又是我们可以在不止一处确实看到的现象，例如南街村等地方。南街村的情况清晰，大家可以看得清楚，没人上纲说是改良主义，重庆的情况不清晰，而且，正在变动之中，再说，一个大直辖市，也不可能等同于一个村子，这就不容易看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从复杂的实际出发，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经得起实际检验的结论。在这里，简单化的教条式的思维方式是无济于事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薄熙来是举着社会主义旗帜操做重庆经验的。这至少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政党执政划开了界线。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面社会主义的旗帜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的问题。

    这又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所共知《共产党宣言》里说了，共产主义理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这个道理搬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自然的结论就是看是不是实行和坚持公有制。就典型的完全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例如《哥达纲领批判》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可以说是正确的。

        但是，生活比理论丰富。从斯大林以来，就世界上所有实际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没有一个达到这样的水平。政治形态达不到，经济形态也达不到。从社会主义这近一百年的实践来看，从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的发展成果来看，我们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怎样的要求呢？应该怎样确立其标准呢？这还有必要探讨。

        无疑，必须是公有制的，至少是公有制为主体，占主导，不然，谈不上社会主义。

        同时，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可以多样，本质不可改变。例如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即是其中的一种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这二者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占首位。这就是列宁说的，政权是决定一切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政治是统帅，政治路线决定一切。这些话，说法不同，意思一样，都是一个道理，无产阶级专政是第一位的，是首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这就是说，看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首先看政权的本质和倾向。所有制是第二位的。因为，事情的关键在于，这种所有制性质的最终的实现和确定，是由政权决定的。这正是唯物史观的辩证的认识论。这对于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复杂的多样的过渡性的社会是完全必要的。

        这就是说，判断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首先要看的就是政权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立场。

        那么，如何判断政权的阶级性质和阶级立场呢？如果看阶级成份，执政者、当权派基本都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修正主义的历史告诉我们，仅仅看这一点是不够的，就像看个人一样，还是重在看政治表现，也就是看政治路线、看政治倾向，看这条路线和倾向，是不是于有利于工农劳动人民阶级。对谁有利，是阶级性的试金石。谁的路线，对谁有利。对谁有利，就是谁的路线。

        看薄熙来，看重庆经验，第一位的就是看政治路线、看政治倾向，就是看是不是倾向于有利于工农劳动人民阶级。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标准。列宁说的政权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落脚点，就是一个阶级属性的问题，就是劳动人民“阶级的一切”的问题。

        十分清楚，薄熙来所作的一切，重庆经验所体现的本质变化，说到底，就是政权的倾向性发生了变化，开始倒向工农劳动人民阶级一边。这就是全部问题的要害所在，也是我们判断重庆经验的根据所在。当然，重庆只是一个地方政权，这个变化是必然有局限的，是很难超越总路线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拔高评价，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前提，我们更要珍惜这个很艰难的变革，而绝不应该简单化地扣改良主义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