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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2017-8-4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587| 评论: 0|原作者: 王幸平,付清松|来自: 马列之声

摘要: 本文的价值在于,它有意识地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蜕变:学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反无产阶级倾向,并且指明了这种蜕变的源头之一是来自西马和“马克思学”的话语霸权。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理论界特别是马哲学界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王幸平,付清松

[摘要] 理论同实践的真正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青春与活力之源。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走向却是重新哲学化及与之相应的文本化、知识化、职业化和学院化,马克思主义日益蜷缩在狭小的学术圈子内,变成由少数精英把玩的智力游戏,在单纯的文本解读和话语的加倍增殖中趋于思想化和思辨化,从而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武装,最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使其退回到马克思批判过的旧哲学形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质的重温及对“回溯”现象的反思,目的是超越单纯的认知偏好,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干预能力和大众关怀。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让理论走进现实并在实践中更新理论。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走向了哲学化及与之相关的文本化、知识化、学术化和学院化。不论是对马克思着作与思想的解读,还是针对其文本的考据,不论是“我注六经”式的诠释,还是“六经注我”式的发挥,都没有摆脱马克思曾经批评的纯粹认识论偏好,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超出意识的范围,正逐步丧失对现实的诊断和干预能力。通过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温以及“回溯”现象的反思,意在说明,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超越单纯依赖文本和日益哲学化的研究模式,自觉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处,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干预和改变世界的政治功能,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温与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无须赘言,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哲学土壤中浸润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同其分享着共同的文化底色和社会背景。但它已不是旧哲学视界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言说,而是拂去盖在感性的物质实践上的意识之神秘主义面纱,让历史和实践本身言说。它不再以牺牲或抽离历史内容为代价而设定问题,也不再设想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物质条件之外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它拒绝纯粹的求知或猎奇偏好并不再以解释世界作为其根本旨趣,而是把现实地“改造世界”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彻底摆脱了旧哲学的各种形而上学纠缠,实现了哲学“问题式”的本质性转换或哲学范式的革命,从而赋予自己鲜明的实践性和政治性。

这种哲学革命不单是对旧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颠覆,更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解剖和批判上。“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不仅如此,与“从意识开始,以道德结束”的唯心主义改造方案不同,马克思寻求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改造的现实途径,而首要任务就是找到革命的现实主体。通过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阐明了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之上,进而剥开了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之物化客体的伪像,呈现出其历史主体即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和掘墓人的真相。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一经发现,就成为工人运动的指南,并在同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中经过一系列的中介转化为一种现实力量。

马克思主义两位创始人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无比清晰地表明,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职业哲学家,而首先是革命者、活动家和战士。他们始终将自己的理论扎根于资本主义现实和工人阶级实践并同其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将对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实际考察作为理论生产的材料,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分析、诊断现实问题,指引工人阶级斗争,同时始终敏感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对理论及其诊断和干预现实的方式及时作出调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致各国革命者的书信,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以及他在暮年为《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新版导言,都是典型的例子)。

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同实践的血肉联系在经过了列宁、卢森堡等那一代人的短暂复兴之后,出现了向马克思哲学革命前的倒退,返回到旧的思辨哲学形态,并日趋表现出文本化、知识化、职业化、学术化和学院化等特征,这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回溯”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吉登斯认为甚至早在列宁那里便已出现,他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正统派的排斥,但却是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的,也就是有效地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唯物主义那里。”[2]尽管由于吉登斯误解了非常时期“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政治功能而扣错了帽子,但他所隐喻的那种“回溯”现象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

对于这种现象,国际知名的左派旗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山者佩里·安德森在清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轨迹时就已辨识出来,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似乎令人困惑地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几乎同马克思放弃直接追求他青年时期所推论的问题一样彻底。在这一意义上,似乎整整转了一个循环。”[3]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学派和思潮林立,在诸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尖锐的分歧甚至对立,但就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回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形态而言,却具有显着的家族相似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专业哲学家,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也基本是哲学,其着作常常冠以哲学色彩浓厚的标题,主题也大多是借助各种西方传统哲学资源去重构马克思,哲学演绎替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其理论中心,从而将马克思拉回到他批判过的思辨哲学的基地,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新时代的形而上学。

伴随这种新式思辨哲学的是理论对象的文本化,理论目标的知识化,研究方式的职业化和学术化,以及研究阵地的学院化。他们不是通过对社会物质过程的“历史科学”的考察和政治经济学分析提出对时代诊断和干预的意见,而是将重解马克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旨趣赌在对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哲学化重读上,表现出强烈的文本依赖。他们试图通过精细的文本研读捕捉马克思主义的旧哲学基因或渊源,企图以此激活马克思的“革命性”.虽然他们也关注资本主义的变化,关心工人运动的发展,但他们“不是直接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改造难题,而是把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出其不意地新颖解读作为焦点,通过这一点,它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即在话语上解放自身”[4].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绝大多数是科班出身的大学教授,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党员,但他们与党和工人阶级组织的联系却十分松散,远离组织化的政治实践而保持相对独立和职业化的知识分子角色。他们用密码式的晦涩语言言说理论,其目标也仅仅满足于知识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对派”,他们创办刊物,但几乎都不面向普通工人,从而也就缺少一线工人阶级的读者;他们演讲的听众也仅限于那些与工人运动并无实质性联系的有闲阶层,发表的那些充满了哲学行话的着作和文章也只是在封闭的学术圈子里讨论来、讨论去,甚至是自说自话。在这种“回溯”大潮中,马克思主义日益蜷缩到象牙塔内,理论斗争和宣传的阵地渐渐从工厂、车间、街头、社区、工人夜校、工会和政党集会等转移到了大学的学院、科系和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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