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二、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

不可否认，在上述“回溯”中也的确产生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理论课题，如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论”对于经济因素之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强纲领的“软理解”问题等。它们对于破除苏联教科书意识形态的钳制、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经典作家本人及其文本、进一步打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空间、丰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方法等，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样遗憾的是，那种“回溯”性策略也在大面积地撤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大幅度地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政治性。

由于理论割裂了同现实的联系，文本成为创作的起点和落点，“回溯”者们往往撇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剪断文本同历史条件的联系，以便对文本及其思想进行各取所需的哲学“剪裁”和“拼贴”,加剧或直接参与了由西方“马克思学”炮制出的“两个马克思”“马恩对立”“扬马抑恩”等学术神话。通过把现实问题转换为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化，成为纯粹的学术活动和政治上中立的哲学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也被“改编”成对资本主义无害的学者或思想家，最终剔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卸掉了其政治武装。可见，在效果上，“回溯”路线同“马克思学”所谓“去意识形态化”路线实质上殊途同归，也算是广义上的“马克思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无一不批判资本主义，但它对思想的哲学批判取代了对现实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的创新变成了话语的增殖即无尽的反对词语的斗争[5].无产阶级在他们那里不再是现实运动的主体，而是成为学术研究的客观对象，即由“我们”变成了“他们”,由集体的“志业”变为个人的“职业”.工人阶级解放这一历史活动变成了纯粹的思想解放活动， 从而改造世界的旨趣被重新置换为旧哲学解释世界的纯粹认知偏好。“回溯”现象清楚地表明，理论已从对现实的分析、诊断和革命性改造变成了对革命思想本身的改造。

造成“回溯”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方面看，最根本的一条莫过于安德森的代表性总结，即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3].特别是受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影响，工人阶级的斗争满足于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架内争取微观权利和福利，眼前的经济和物质利益需要替代了社会解放的总体和长远目标。另外，大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巨大需求，出于对效率的需要，知识的生产也必然以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并以分工的方式强化理论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趋势。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旦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而走向纯粹知识化的道路，那么就难以抵制资本主义知识生产方式的收编，表现出学科分化和专业细化等资本主义理论生产的特征，从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和实践性特质。

从主观方面讲，欧洲社会民主党革命性的弱化、斯大林的独裁和沙文社会主义政策以及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等诸多负面影响，让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感到失望，信仰动摇，同党和工人组织化运动的隔阂加深，造成他们身份定位的暧昧和对政治行动的超脱，这也是导致“回溯”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处理好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6].现实条件和实践既然已经变得保守，理论就应冷静而务实地走进物质条件和工人实践的现实，提供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诊断，而不是无视客观实际一厢情愿地让理论激进化。如果非得如此，那么理论就只能通过自我革命去虚幻地实现现实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势必将纯化为思想的形而上学，从而无法抗拒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吸引，结果就只能像安德森批评的那样，“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无产阶级实践之间原有的关系，却微妙而持续地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关系所取代”[3].

当然，如人们所熟知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前提是须首先在理论上科学且清楚地将革命的必然性、目标、主体等描述出来。但同样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的，理论作为“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而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7],“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7].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没能深入解剖特定时期的现实和实践，而只是同其保持一种表面或话语上的联系，所以无法正确地找到改造眼前世界的现实主体和具体途径，导致主客体分裂，进而把实践的退守归咎于马克思历史叙事的“不合时宜”,它也就只能钻进文本中，以将马克思主义彻底认识论化来解决政治难题，换言之，他们不是在对资本主义具体运动及其后果的剖析中而是仅仅借助对历史认识论的持续修正来寻找斗争方案，而这只能在文本中通过对思想的空对空研究实现。不论他们的理论披上何种时髦哲学的外衣，本质上都是以话语的激进姿态掩盖实践上的挫败感，最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和无能为力。

概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产生，虽然同它所处的特殊环境有一定关联，但不能恰当处理理论同实践的关系（理论要么是落后于现实，要么是把现实远远甩在后面），由此导致理论走上纯粹思想化和学术化的道路，进而同研究对象的文本化和目标的知识化一道构成其理论生产的主导模式，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普遍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