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回溯”现象的反思与超越

2017-8-4 23:0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607| 评论: 0|原作者: 王幸平，付清松|来自: 马列之声

摘要: 本文的价值在于，它有意识地检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蜕变：学院化、精英化和去政治化以及这其中包含着的反无产阶级倾向，并且指明了这种蜕变的源头之一是来自西马和“马克思学”的话语霸权。在我们看来，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精准地击中了当下理论界特别是马哲学界的要害。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超越“回溯”现象的理论期待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用于中国实践和从中国实践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两个维度[8]）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显着特征是它们都来自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实践活动。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却出现了西方那种“回溯”动向，且搭着知识商品化和学术市场化、马克思主义学科化和建制化的顺风车，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其操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有别于西方。

当然，国内学者自身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孙伯鍨等指出，“国内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解读模式、试图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时候，大都以青年马克思的类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从而重新回到了已经被马克思扬弃了的人本主义类哲学的立场上”[9],并将这种“回到”视为一种“蜕化”.俞吾金也看到，遮蔽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将导致“马克思哲学在方法论上被黑格尔化”[10]的问题。显然他们在这里都还只是对“回溯”现象的一种描述，且把它仅仅归结为“误读”或“遮蔽”,但在笔者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根本上，这种“回溯”与其说是“误读”,毋宁说是理论之政治意识的褪色，即表现为面对现实问题时某种“痛觉”的消失。但问题的严峻性在于，“回溯” 现象的批评者的理论化方式，亦有“回溯”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打出了“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走进当代”“面向未来的马克思”等口号，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多种解读模式，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不论是在文本耕犁中读出新知（如在政治经济学中读出哲学）还是在文献考证中（如对MEGA2 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争夺思想解释权，不论是从“生存论”还是“价值论”等视角声张“发展”马克思的合法性，途径和效果都是一致的：把马克思主义请回书斋并使其哲学化和文本化。这倒不是说理论不能在书房中以学术方式完成，毕竟马克思当年在革命热潮冷却后退回书房写作《资本论》，列宁也曾在苏黎世中央图书馆创作《帝国主义论》，并将这种理论生产作为防守式的革命策略。问题的关键不是研究的场所，而是研究的对象和使命：是现实还是文本（思想）？当前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文本解读热度不减、文献考证热闹异常、外文译介热火朝天，这种表面的学术繁荣之下掩盖了一个实质性的匮乏：对现实的诊断和干预。实际上，维系于文本上的学术繁荣反衬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广义“马克思学”的尴尬处境，即它们仍旧是指向思想和意识本身的研究，最坏的结果将是在哲学化操作中将“主义”（政治性）从“马克思主义”中悄然擦除。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导的知识商品化和学术市场化的今天，醉心于纯粹的认知偏好，实际上是对跨国资本控制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投诚。

为此，我们应汲取“回溯”现象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将理论指向自身并单纯满足于证明自身科学性的“清高”,从而促使理论再次承担起诊断现实并为之提供干预建议的使命。

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自觉从哲学和文本深处走向历史深处。哲学和文本当然是走进历史并进而通过历史分析提供诊断和干预现实的建议的一把拐杖，但不应忘记，它们自身却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在哲学和文本中流连忘返恰恰遗忘了它们所依赖的历史条件本身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大规模淹没于文本和哲学的海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始终纠缠于历史的再现（认识论），而没有在对资本主义具体的政治经济过程分析中，揭示时代主体同物质条件的真实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前发展尤为紧迫。因为，一般见解认为，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建设时代，似乎面临一种情境错位：中国恰恰在动员资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当然反对国内外一些人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篡改成资本主义建设的正面纲领，但是，不也正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从未遭遇的新历史任务给我们提供了接近马克思主义之历史科学（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的机会吗？要真正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除了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腹地，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其次，通过对当下条件的分析，增强理论干预现实的主动性和实际本领。也许有人会说，理论不彻底，如何诊断和干预现实？不解释世界，如何改变世界？问题的提法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理论的彻底是以剔除历史和实践中的偶然性和特殊性为代价的，如果理论仅仅满足于自己的彻底性而不以这种彻底为方法前提深入到具体的问题分析当中，那么在面对现实时，理论就将成为抽象的原则，当它干预现实时，只能导致以理想规范现实的伦理姿态。换言之，“只有成为能够在社会行动中直接产生调节作用的知识，一种价值才会具有真实的意义”[11].所以，对世界的解释是必要的，但不能仅限于此。今日中国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以理论的彻底性代替对现实的诊断，又不能撇开理论的普遍性前提而陷入难以共享的特殊主义主张；不能满足于外在的同质化批判，而应通过对具体的时空情境分析提供建设性意见，放弃道德吁请，提供现实的干预策略。比如，对于当代中国空间生产实践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暴力拆迁等），流行的研究往往直接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资本和权力的合谋并对之展开规范意义上的批判，而撇开了当代中国的“压缩式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资本积累的特殊动态、极度差异化的历史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现代化意愿等复杂因素，从而无助于为今天中国的空间实践提供恰当的矫正措施。

最后，强化马克思主义对大众的关怀。“马克思主义就其本义而言，是站在大众立场、为大众立言、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并极力维护大众利益的学说”[12],这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化的基本要求。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例，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时应认识到它产生广泛影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式，而是因为理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宗旨和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离不开语言形式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但离开了大众立场和为大众服务的意识同样也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走向广义“马克思学”的危险。在这一点上，拥有群众路线制度化保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应超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的组织困境，从而在回应现实和实践的需要方面作出理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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