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失败与理论的胜利

      迎         春

首先，我们要承认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尽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也为人们展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美好前景，但是，从运动本身的目的衡量，文化大革命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结果是走资派又重新夺得党、政大权，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实现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所以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我们不能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事实中，得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失败了！恰恰相反，事实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科学性，证明了继续革命理论的胜利。正像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并不会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我国出现改革开放等事实而被否定一样。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是一种客观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则是对于客观趋势的科学反映；而巴黎公社、苏联解体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则是历史发展的具体形式。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必然是曲曲折折的，是在前进和后退中实现的，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则是这一曲折过程的内在联系和抽象，因此，不能用历史发展的曲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样，我们也不能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曲折，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不过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将在第二部分进一步探讨。

有人认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是毛泽东选错了接班人等等。这类观点是错误的，主要是把这样一场的伟大革命运动失败，完全看做一种偶然现象。实际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存在客观必然性，这是由当时国内、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更进一步讲，是由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关系决定的，是有物质根源的。

网上有一篇《文革必然失败》（以下简称《失败》，附后）的文章，说到文革失败的必然性。主要理由是“三个不行”：“那届人民不行”、“那届党和政府不行”、“那个地球不行”。虽然文章主要是从人们的政治思想方面讲的，实际上都是说生产力、生产关系，讲到了失败的物质根源，因而文章的论述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但是，文章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同时，却否定有总结文革失败经验教训的必要，这就过于绝对，缺乏辩证法。这里我们就借用这篇文章的论述，进一步说说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必然性。

《文章》最主要的理由是：“那届人们不行”。文章说：“--------满脑子还是‘小富即安’的小生产者的意识”，“对于毛主席所言资本主义复辟了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担忧更是毫无认同、完全没有危机感。”“我们‘那届人民’自己还在跟走资派眉目传情呢，根本就承担不起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那份责任。”这些都是就思想意识说的，而种思想意识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文章也说到：“-----‘那届人民’------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化大生产”。

是的，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指出，我国经济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从生产力角度说，就是这90%还采用手工工具的个体劳动，没有实现机械化的大生产。在这样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小生产的自发趋势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思想意识必然是“小富即安”；从物质条件看，复辟资本主义是当时社会的一种主流趋势。当然，要承认还有另外一种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否则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推翻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推翻蒋家王朝，开辟社会主义道路，除了国内存在着现代工人阶级以外，还因为当时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相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上升的趋势以及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等条件，仅从我国国内的生产力看、从物质条件看，并不具备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条件。因此，当国际条件具备和我国党内力量有利时，还是有可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可是，在我国进行文化大革命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处于低潮，因此，文化大革命失败是一种客观必然。从国内物质生产力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失败存在着必然性。

文章说第二个原因是“那届党和政府不行。”“那届党和政府并没有真心实意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毛主席的路线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当时那样物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那届人民”的基础上，也不可能产生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坚强“先锋队”。

历史证明，当时共产党内具有明确共产主义目标的领导人很少。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党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不多，“戚本禹其中（指《回忆录》——引者注）讲到的，除了毛主席，他极少听到其他党的高级干部谈论共产主义理想”。

新中国建立时，刘少奇是确定的接班人，但是，他当时的政治纲领是“巩固新民民主主义秩序”。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就叫《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第三章），为刘少奇的政治路线辩护。其实，无论是对于工业还是农业，刘少奇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薄一波轻描淡写地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少奇同志有些观点与毛主席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比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主席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少奇同志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以致在天津讲话中讲到‘剥削’问题时走了‘火’。在农民问题上，毛主席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少奇同志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等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1-62页）

刘少奇在天津与一些大资本家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致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这种观点是薄一波所说的赞成“限制”资本？当然不是，而是依靠、发展资本。至于刘少奇还说什么“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等（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53、56页），这些观点不仅不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也与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根本对立。毛主席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81页）批判的就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民主主义派。以后矛盾日益发展，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冲突。

邓小平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公开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有搞清楚，说什么不要分“姓资”“姓社”，提倡发展“外向型”经济等，更加露骨地提倡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党内高层对这些论调反对的声音很微弱，相反，反对文化大革命却高度一致。

刘少奇还讲理论。刘少奇以前的博古、王明都讲马列主义，毛泽东主要和他们的教条主义作斗争。到邓小平以后，就不讲马列主义了。邓小平公开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82页）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公开说自己不看马列主义“长篇的东西”，充分说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水平。

民主革命时期，我国社会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矛盾十分尖锐。反帝反封建、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明确目标。很多同志跟着毛主席打天下，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是明确的。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向什么方向前进？经济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等等？很多人并不清楚。至于要沿着消灭私有制、消灭共产党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更不明确。所以，毛主席在晚年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87页）大量高级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就是毛泽东这些论断科学性的有力证明。

毛主席不仅揭示了“官员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他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87、486、413页）这样，毛泽东就把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偶然出现的事件。